中巴战略合作的典范：喀喇昆仑公路

喀喇昆仑公路是中国为数不多的超大型外援工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价值。出于战略考虑,中国在修建喀喇昆仑公路的问题上积极主动,不仅提议修建此路,而且还承诺提供援助;尽管在中巴事实同盟形成过程中两国战略目标逐步重叠,但因顾忌美国的反对,巴基斯坦在修路问题上态度有过反复;1965年的印巴战争最终促成喀喇昆仑公路的上马。     

20世纪60年代初期巴基斯坦积极推动中巴边界谈判之动因分析

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中巴双边陆地边界谈判过程中,巴基斯坦表现积极,极力推动中巴之间的边界谈判。其原因是复杂的,是由巴基斯坦当时的内外环境所决定的。巴基斯坦希望通过中巴边界谈判,达到其改善和中国的关系,进而改变其整个周边外交环境的目的。本文拟对中巴边界谈判过程中,巴基斯坦积极推动中巴边界谈判的表现、原因以及目的进行梳理和分析。     

冷战后日本的外交战略

今后十年日本外交战略的目标是保障国家安全和繁荣 ,走向“普通国家”。日本为此将开展多边、双边外交 :(1)谋求从《联合国宪章》中删除“敌国条款” ,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加强日美欧合作 ;在东亚地区开展多边安全对话。 (2 )谋求把中国纳入国际体系并与中国开展安全对话 ;加强日美同盟 ,积蓄力量 ,为摆脱美国的控制创造条件 ;努力解决北方领土的归属问题 ,实现与俄罗斯关系的完全正常化。     

当代史研究视野下国际学界对中巴核关系误读现象的考察

几十年来国际上始终存在着针对中巴正常核合作关系的不和谐声音。本文认为国际学界对于中巴核关系误读的主要“论据”来自国外媒体和政府的无端指控,以冷战零和思维下传统势力均衡的角度为“逻辑”进行解读,其“本质”是西方国家对华舆论战的一个重要环节。本文通过梳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西方国家对巴基斯坦核技术的援助与限制、80年代起中巴开展核电合作的历史过程,认为西方国家的偏见和双重标准以及中国对核不扩散机制态度的演变是产生误读现象的主要原因。     

共同构筑面向21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庆祝中巴建交50周年

今年 5月 2 1日是中国与巴基斯坦建交 50周年 ,两国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在这大喜日子里 ,朱基总理访问了巴基斯坦 ,对于进一步发展中巴友好合作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这是进入新世纪后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里程碑。1 996年中巴两国领导人曾就共同构筑面向2 1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达成共识。本文试图对中巴友好合作关系的内涵与特点作一些简要的论述。一、传统友谊渊远流长中国和巴基斯坦是亲密友好的邻邦 ,两国间存在着传统的友谊。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 ,从历史的黎明时期起 ,中巴两国人民就开始了友好往来。中巴两国的友好往来…     

中巴经济走廊的经济前景

中巴经济走廊被视作"一带一路"规划的旗舰项目。它能够在短时间内极大地改变巴基斯坦的经济格局,显著改善GDP、贸易、投资、就业、贫困人口等经济基本面,对巴基斯坦有着极为重要的经济意义。同时,它还有助于增加巴基斯坦的外汇储备和提高世界主要评级机构对巴基斯坦经济的评级。中巴经济走廊提升了两国的经济关系,双边贸易量和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也呈现上升趋势,中国已经成为巴基斯坦最大的投资来源国。中巴经济走廊还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帮助巴基斯坦减少了贫困人口数量。最后,随着巴基斯坦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条件的改善,巴基斯坦的区域内贸易也正不断增长。     

布什政府的南亚政策与中国的安全环境

布什上台执政之初 ,实行向印度倾斜的南亚政策。“9· 11”事件和在阿富汗的反恐行动 ,使巴基斯坦再次成为“前线”国家 ,美国实行与巴基斯坦“重新接触”的政策 ,建立与巴基斯坦的伙伴关系 ,同时与印度继续发展战略关系 ,但美印、美巴关系都存在各种变数和不确定性。反恐、克什米尔、不扩散是南亚安全的突出问题 ,当前美国南亚政策的特点是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建立不对称的平衡 ,在地区主义和功能主义之间进行结合。随着中国东部安全压力的暂时减轻和西部安全压力的逐渐加重 ,如何处理和协调中美印、中美巴、中印巴三个三边关系是改善我国西南部安全环境的重要课题     

“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研究

巴基斯坦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重点国家,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涵盖了战略性援助、发展性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等类型,援助领域主要集中在经济基础设施方面.经过实证分析,中国援助带动了巴基斯坦国内生产总值、中国与巴基斯坦双边贸易额以及中国对巴基斯坦直接投资的增长,给巴基斯坦经济发展带来了切实的帮助,但这也容易让巴基斯坦形成对中国的“援助依赖”.巴基斯坦国内的不稳定因素和国际局势变化会影响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效果.共建“一带一路”之际,中国需适时调整对巴基斯坦的援助策略,努力打造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开辟合作共赢新征程,共享合作发展新成果.     

从屈辱妥协到独立自主--《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比较研究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现代中国外交史上一段从屈辱外交到独立自主外交历程的重大转折。前者是二战期间苏联推行大国强权政治、美英绥靖政策及蒋介石磕头外交等因素作用下的产物 ,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和民族利益。而后者是冷战开始后苏联调整对华政策与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一边倒”外交政策背景下签订的 ,维护了国家民族权益 ,揭开了新中国独立自主外交的序幕。     

战略创新乎 战略贫困乎——《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评析

2002年11月28日，小泉首相的咨询机构“对外关系工作组”提出了题为《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所探讨的内容主要是如何应对中国。从强化日美同盟的建议，到加强其他双边与多边关系的设想，无一不是围绕中国问题排兵布阵。贯穿战略报告的基调，乃是一种全方位的“中国威胁论”。该报告承袭了日本决策层20世纪80年代以来推动的“政治大国化”、“普通国家化”进程的理念。逐步摆脱战后体制、走向政治大国，乃是该报告追求的基本目标。该报告总体上反映着现阶段日本各界对其21世纪外交战略的犹豫彷徨状况，尚未能从“战略贫困”的迷惘中摆脱出来。     

巴基斯坦视角下的中印关系

中印两国对外政策的变化导致两国超越了敌对关系而进入到经济合作关系,但还是不能超越合作伙伴关系而成为友好邻邦,中印友好关系受到一系列因素的限制。中巴友好得到四个支柱的支撑,但中国开始用全球利益的视角看待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和中国需要发展其他具有建设性的和具体的合作领域。     

中国与巴基斯坦电力合作的现状与前景

中巴传统能源资源较为短缺,但电力资源相对丰富,为双方扩大电力合作奠定了基础。中巴深厚的友谊和良好的合作关系以及优惠的电力投资政策,也有利于中巴开展电力合作。本文全面分析了巴基斯坦电力供求形势、中巴电力合作的基础与存在的问题,提出推进中巴电力合作的对策建议。     

传统友谊的新发展——论建交35年来的中巴关系

一中国和巴基斯坦是亲密友好的邻邦,两国间存在着传统的友谊。我国已故周恩来总理曾经指出,从历史的黎明时期起,中巴两国人民就开始了友好往来。从巴基斯坦各地发现的文物资料可以证明,中巴两国的友好往来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就是从中国的新疆经过巴基斯坦北部地区通往西亚和欧洲的。中巴两国以及欧洲和西亚的使臣、高     

无意识的“推动者”——中巴边界谈判过程中的印度因素

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在中国和巴基斯坦进行边界谈判的过程中,印度对中国和巴基斯坦采取了种种阻挠措施,企图干预中巴边界谈判的进程和结局。印度的一再阻挠和干预实际上却推进了中巴边界谈判的进程。本文利用新近解密的外交部档案和早期《人民日报》的公开资料,尝试对中巴边界谈判过程中印度所采取的阻挠措施和其实际所起的作用做出综合分析。     

从意识形态议题论拜登执政后美日同盟的强化

自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对外积极追求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并强化同盟体系,加之盟友日本的全力“迎合”,导致新一轮美日同盟的强化凸显意识形态议题色彩。在双边关系层面,美日两国通过强调意识形态一致性,提出基于共同意识形态的目标及推动意识形态化合作,试图将意识形态因素“内化”于同盟“肌体”。在与伙伴(盟友)间关系层面,美日两国欲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并构建多边合作规则,依据战略利益处理意识形态分歧。在应对竞争对手层面,美日两国通过对中国国际形象实施“污名化”,利用所谓的“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并实施制裁,已达成对华发动意识形态攻势的政策协调共识。在拜登执政后美日同盟的强化过程中,意识形态既是目标又是手段,且具有极强的工具性价值,其实质是要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以及美日两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九一一"以来日美同盟与美韩同盟的差异性

“九一一”事件以来,日美同盟与美韩同盟出现较大差异性。对美军全球部署调整中两同盟的军事功能进行比较可见:在美国亚太战略中,日美同盟地位中心化、美韩同盟地位边缘化;对两同盟在应对“朝鲜威胁”中的行为进行比较可见:在地区安全难题中,日美同盟手段军事化,美韩同盟手段政治化;对两同盟与中国、印度、俄罗斯的关系态势进行比较可知:在大国政治博弈中,日美同盟紧密化,美韩同盟离心化。     

从援助型外交走向战略型外交——日本中亚外交政策的演变浅析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中亚外交政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已经逐渐从原来的“援助型外交”升级为“战略型外交”。这一转变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经济援助主导阶段”、“经济援助与战略外交并重阶段”以及“战略外交主导阶段”。相对于时下比较流行的“贸易说”和“能源说”,本文提出了“政治战略说”来理解日本中亚外交政策升级的背后逻辑。并总结了三大具体原因,其中内因为日本对国家政治利益的追求,外因为日美同盟关系的微妙变化以及大国地区外交竞争的推动。     

1925至1936年间蒋介石与黄郛关系研究

黄郛早年系“同盟会”成员,后留学日本结识蒋介石,并与其结为盟兄弟,关系非比寻常。20世纪20年代中期,迅速崛起的蒋介石曾多次邀请黄郛担任政府职务以作襄助,但黄郛始终游离于政府边缘。然而,是否具有政府官员的正式身份,并不减弱黄郛作为蒋介石“高级幕僚和咨政”的作用。蒋、黄之间的关系却在“请”、“辞”互动中得到了进一步维系。黄郛是蒋政治棋局中一颗关键的“棋子”,更是对日妥协外交中的同盟。     

中美战略博弈背景下美澳同盟转型的特征、动因及影响

美澳同盟是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重要一环,是美国实施地区战略的重要工具。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加剧,美澳同盟的转型进程加快。从同盟针对的目标来看,美澳同盟将围绕遏制中国的战略需求进行全面转型;从同盟内部关系来看,澳大利亚对美澳同盟的引导和塑造能力明显增强;从同盟性质来看,美澳同盟将从防御性同盟转型为进攻性同盟,进攻能力和威慑能力成为双方合作的重点;从同盟合作范围来看,美澳同盟的综合性特征更加明显。美澳同盟转型是美国调动盟友资源、推进“印太战略”部署和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措施,同时也适应了澳大利亚缓解战略焦虑和制衡中国影响力的现实需求。这不仅使得两国在战略上深度捆绑,增强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力量优势,也使得澳大利亚处理对华关系难度加大,并冲击地区和平与合作的进程。     

冷战后日美同盟合作强化的学理分析——兼论中日美关系及中国的应对之策

冷战结束后,日美同盟不仅没有终结,反而在强化。得以强化的日美同盟,显示出了新的特征,其原因涉及谋求同盟整体功能的最大化与同盟运行成本的最小化、同盟国相互约束的强化、同盟参与国际和国内需求的强化以及同盟过去的收益产生对未来收益的预期等。在实现中国和平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日美同盟的强化是中国必须应对的重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