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国民"的"现代乌托邦"——晚清"乌托邦"小说新论

晚清新小说界首先选择政治小说、尤其是政治小说中的乌托邦小说作为传播其"改良群治"和"新民"理想的文学载体,其深层原因就在于"乌托邦"小说与晚清时期个人观念之间的必然性联系,而晚清政治叙事小说的所得与所失也都与此密切相关.从"个人"及个人观念的角度分析晚清新小说中一种居于主流地位的文学现象,不仅凸显了它的基本特征,也对这些特征得以形成的重要根源作出了阐释.     

“流动”的旅行者和“想象”的乌托邦——近代小说两种叙事模式中的现代性意味

旅行者叙事和"乌托邦"叙事是近代小说叙事中值得关注的两种现象.前者中旅行者复杂和"流动"的个体体验成为叙事的一个焦点;后者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成为叙事的基本结构.两者从不同的层面折射了近代文化中的现代性意味.     

反思乌托邦:析多丽丝·莱辛的《异族婚姻》

将多丽丝·莱辛太空小说《南船星系列》第二部《异族婚姻》置于乌托邦传统中进行解读,发现她笔下的三区王国是一个女性与男性共享的乌托邦社会,这个社会既不同于男性的乌托邦社会,也与女性主义者的乌托邦有明显的界线.她从三个方面改写了乌托邦传统:女性在乌托邦社会与男性享有同等的权力;军队、权力、"正义"等男性所崇尚的理念全部遭到放逐;女性不再是男性的附庸,她们是思想者、反叛者.但是她通过女王艾伊思的遭遇揭示了乌托邦社会存在的弊端如对思想、情感等的钳制,对异己分子的排斥和打压.她认为只有打破封闭的文化,实现文化互动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感伤的行旅--论侨寓者返乡

"返乡"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叙事母题,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早就得到了十分成熟而完整的表现.在中国古代,"独在异乡为异客"生存体验,或许主要源于封建士子漫长的游仕经历和出仕异乡的羁旅行役.知识者的"侨寓"身份由此确立.20世纪30年代,在关于乡土小说的论述中,鲁迅"侨寓者"概念的提出,是对乡土小说中离乡者身份认同焦虑的理性把握.在以<故乡>为代表的一批乡土小说中,乡村失语是返乡者最为沉痛的乡村发现.而在新时期以来带有现代主义特点的乡村叙事中,有些作家如莫言对传统的乡村叙事模式也存在一种有意消解倾向,表现出一种"反乌托邦"叙事.     

女性诗学的一种实践

王安忆的小说从不正面写历史进程,不写历史主潮,关注于个人生活史和社会心理史等的写作,尊重女性自我的体验和人生感悟,代表了女性文学疏离主流叙事的倾向,因而显示出世俗化的色彩,成为对历史的"另类"叙事.其小说创作在叙事策略的选择上,也有意回避了主流的叙事方式,以"引述者"的叙事方式,把世俗化生活细化、放大,这可以说是女性诗学的一种实践.     

海洋、民俗与女性:中国当代海洋小说女性形象之建构

海洋民俗作为一种合法性话语在规范女性社会性别身份的同时,也为女性提供了表达情感、进入社会的途径.在以海洋民俗为代表的海洋文化影响下,当代海洋小说塑造了两类典型女性形象:一类是传统观念中的"好女人"与"坏女人"形象.她们或在"守候"与"出发"的循环中延续着女性亘古的命运,或在"古老"与"现代"的对立中消解海洋乌托邦的幻想;另一类是打破民俗禁忌与性别期待、主动走进海洋的女人.在集体海洋、商业海洋、文化海洋等场域下,她们从物质与精神两个向度,找到了重建女性主体、释放自我的可能.     

个人记忆与宏大叙事的巧妙缝合--论《青春之歌》叙事处理之特定时代的成功因素

杨沫的<青春之歌>将"个人记忆"织入"宏大叙事",以最具个人化特质的爱情叙事与"政治"叙事巧妙缝合,在经验与超验之间建立暗喻转换的关系,使知识女性林道静的爱情经验与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成长历程在由爱情履历里三个男性所构成的精神履历里的三个阶段中统一起来,一举获得成功.其中,作为知识分子主人公的女性性别的文化意味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这部小说局部的明显不足和修订本的失败则缘于"个人记忆"的欠缺和消退.     

多元与共生--论中国类后现代小说的叙事观念

"类后现代叙事"是对中国后现代小说的一种特殊称谓,其目的主要是要说明中国后现代小说中西合璧的特色."类后现代叙事"的出现打破了以往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不但与其生成的文化语境相关,而且也与作家持有的叙事观念有关."类后现代小说"在叙事观念上坚持反本质中心,体现在自我质疑与非理性的关注,消解权威、崇高与拆解二元对立模式,形式与内容有着复杂共生性,体现出"多元与共生"的复杂构成.     

逻辑、事件与声音——试论《德伯家的苔丝》的悲剧效果

英国小说家托马斯·哈代的代表作<德伯家的苔丝>,以其无与伦比的悲剧美震撼了无数读者,这种悲剧美在叙事层面有着充分的体现.主要表现在:在叙事逻辑层面,<德伯家的苔丝>的故事是个逐步恶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又由四个恶化过程组成:由债务引起的恶化,由失误引起的恶化,由惩罚引起的恶化,由牺牲引起的恶化.这构成了情节统一而又层层推进的悲剧结构.在事件层面,小说的"核心"事件突出了情节的戏剧性和命运感,"卫星"事件则营造出悲剧中必不可少的超自然气氛.在叙述声音层面,叙述者对诗文的引用是一种特殊的叙述声音,这些引用更含蓄、间接地描写、评论、传达叙述者的情感和审美价值取向,对小说悲剧效果的创造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后现代意味与新写实小说

新写实小说是跨越20世纪80、90年代的唯一文学潮流。从文学价值学着眼,它对“宏大叙事”的解构主要表现在:宣告形而上意义与价值的无效,使意义与价值回到形而下,回到凡俗人生。因此,消解政治话语,以生存话语取而代之,拒绝形而上的乌托邦遐想,以形而下日常生活的平面化叙事为价值旨趣,便构成了新写实小说文本叙事的出发点和最后的归属。可以说,新写实小说是一种没有表现出显在解构冲动的具有强烈解构特征的文学现象,它的解构性没有表现出咄咄逼人的进攻性,是不动声色的。正因为这样,它的解构与颠覆意味则长久被人们所忽略或漠视。     

作为叙事虚构作品的小说的特性

故事、叙述、虚构是"叙事虚构作品"的三要素。小说作为叙事虚构作品的一种代表性样式,其本质特性恰好可以通过叙事虚构作品的三大要素得以体现。故事由一系列前后有序并且互相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事件构成,当故事被讲述出来时,就变成了情节。故事的讲述方式则是由叙述话语完成的。叙述是一种"后向预言",它造成了小说叙述的"逆向因果关系"特征。虚构则处于真实与虚假之间,它表明了小说叙事的可能性与自由性,展现了小说对可能世界的构建与描绘。     

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雄叙事小说的审美特征

杨新刚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英雄叙事小说具有如下特征:从"英雄的人"向"人的英雄"的转进;英雄类型的世俗化和当代性;游走在主旋律与消费主义之间的叙事策略;由反传奇性向生活化叙事抵达等.     

“海洋”与迟子建的长篇小说文体美学——从《树下》到《群山之巅》

迟子建的海洋型长篇小说文体美学是一种空间诗学。这首先表现为她在长篇小说创作中致力于小说时空体的空间化建构,即通过时间维度的空间化与"去时间"的空间化两种叙事策略,追求海洋型长篇小说空间诗学的宽度。其次表现为她在长篇小说创作中致力于海洋型生态叙事和生态共同体的建构,通过高密度的日常生活叙事与多元形象组合的"块茎"文本结构,展示海洋型长篇小说空间诗学的密度。而为了追求海洋型长篇小说空间诗学的深度,迟子建的长篇小说创作一直致力于异托邦与乌托邦双重叙事空间的建构,以此展示现代人在另类空间中的存在性焦虑与理想性超越。     

毛姆小说的立体网状空间结构及其叙事功能

空间叙事有着时间叙事不可替代的功能.毛姆在他的小说中通过对空间的细致描写构建了三种不同的空间形式,它们在叙事中相互承接,共同构成小说的立体网状空间结构.毛姆笔下意蕴丰富的空间意象,成为人物行动的支点.这些空间意象在诠释小说主题的同时,建构起读者对人物和作品的认知,实现了对主题的浸润式阐释.此外,毛姆灵活自如地运用不同的叙事聚焦,引导读者能够全方位地感知他小说中所展示出的众多叙事空间.     

诗意的颠覆与重构——论反乌托邦三部曲的叙事策略

乌托邦小说与诗意是密不可分的,反乌托邦小说恰好采用了非诗意化的叙事策略以达到反乌托邦的目的。非诗意化叙事手段,包括内容的日常生活化和异化、叙事的客观冷漠化以及对情与爱的异化等。从哲学层面看,非诗意化是对人赖以存在的时空进行解构,从而展示出未来非人化世界的恐怖和绝望。但反乌托邦小说的非诗意化背后,同样存在着作者强烈的诗意冲动,它在颠覆诗意的同时又重构诗意的理想图景。     

在怀疑和虚无中断裂--论"新生代"小说的叙事伦理

20世纪90年代是个多元化、个体化的时代,"新生代"小说作为文坛的热点,它与过去的文学传统决然"断裂",构成了一种叙事伦理个体自由伦理现.文章选取"叙事伦理"这一独特视角,从个体自由的身体叙事、面向虚无的狂欢等层面深入阐释"新生代"小说的深层伦理内涵.新生代小说总的倾向是滑向虚无而难以回返.这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新生代小说"写作本应有的深度与魅力.     

论女性叙事权威的建构——以《时时刻刻》为例

古典叙事一般以男性为权威,不存在女性叙事权威范式.随着新时代女性自我意识的崛起,在小说叙事层面越来越主张女性叙述权威的建构.小说《时时刻刻》作为女性叙事话语权建构的典型案例,对女性叙事权威建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因此研究以《时时刻刻》为例,从叙事声音、自由间接言语及消极情节三方面分析了当代女性叙事建构逻辑,为新时代小说中女性叙事权威的铺陈提供了系统指导方案.     

失败的追寻：乔治&#183;奥威尔的《1984年》解读

乔治&#183;奥威尔的《1984年》是一部结束西方传统乌托邦小说的反乌托邦小说.主人公温斯顿对“真正的人的生活”的追寻与幻灭过程体现出奥威尔对传统乌托邦小说叙事模式的颠覆,籍此可以说《1984年》是反人文主义对人文主义的突破,是反乌托邦对乌托邦的解构.     

论哈代"性格与环境"小说的现代主义因素

哈代"性格与环境"小说既有现实主义小说冷静的批判,即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社会的文学性改写,对乌托邦视角的意识形态的反抗,又有现代主义小说迷惘的探索.其现代主义因素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在意义层面上,是对现代文明进程中人的心灵受到的巨大创痛的揭示;二是在技术表述层面上,隐喻,梦,象征等手法的运用是意义层面的相应投射。     

唐传奇的叙事成规

本文依托现代叙事学关于虚构叙事在于特定语言成规的思想,分析了唐传奇建构的两种叙事成规:"个人化观点"和"情节化修辞".前者是对史书全知观点的蜕变,后者是对史传编年实录和六朝小说粗陈梗概的飞跃.唐传奇叙事成规的形成,在中国叙事史和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