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悲的欢乐”之歌——荷尔德林的诗歌《还乡——致亲人》阐释

《还乡——致亲人》是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荷尔德林的著名诗歌。通过对此诗的解读，可以透视诗中“伤悲的欢乐”的神秘面纱，也可以体味到诗人哲学式的诗歌写作风格。诗人把返乡的原初地定在了“阿尔卑斯山”，体现了一种隐秘的宗教语境，隐含着西方宗教文化的神性／诗性话语；诗人此次“返乡”之举不仅仅是一次实地意义的返乡，而更应看做是一次精神（主要体现为神性或诗性）意义的返乡。     

论“十七年”臧克家的诗歌选本批评

“十七年”间臧克家的诗歌选本批评,反映着这一时期诗人诗歌活动的某种悖论:一方面,臧克家通过选本的序跋写作与选本删改等批评活动,鲜明地表达了他紧跟时代步伐的激进姿态;另一方面,透过这些诗歌选本批评的某些言说及其策略,显示出臧克家作为一个诗人真诚的一面.臧克家诗歌选本批评中的这种“说”与“被说”,折射出“十七年”诗歌批评的某种矛盾性与复杂性.     

虚假的真实——“文革”的伪现实主义诗歌简谈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与当代中国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文革”留下了一批包括诗歌在内的精神化石.遗憾的是“文革”结束已近二十年,可对“文革”诗歌的系统研究还没开始,流行的文学史著作对之或片言只语几笔带过,或干脆避而不谈,这是极不正常的事情.为文学史的重写与对历史的负责,现在是“抢救”清理这批精神化石的时候了.说起“文革”诗歌,我想也该归属在现实主义艺术范畴之内.如果将之置于它发生的特定历史情境下考察会发现,它的许多篇章也都出自于诗人的心灵与对生活的热爱,反映着现实的某些本质,具有真诚的一面.可当时过境迁回过头再观照它时又会发现,它是建立在“文革”错误运动基础上的一种文化现象,所以不管当时诗人们怎样热情真诚,因基础的盲目而带着一种“伪”的倾向与痕迹.检视一下“文革”时期的中国诗歌文化,是一片被世界遗忘的闭锁荒原,没有创造性的诗人诗作、在缪斯的精神浅滩上,陈列着一具具枯槁僵硬木乃伊似的艺术躯壳,一件件政治斗争“作坊”中批量铸造的产品.毫不夸饰地说,那种感情虚假、内容空洞、艺术雷同的诗歌,是标准件生产的假大空艺术,是急功近利任人蹂躏的娼妓艺术,非诗化、非人化、非艺术化的艺术.那么这种伪现实主义诗歌的表现及发生动因又是什么呢?我想可以从下     

文明的进步与思想的逆流——西方二十世纪学术思潮之一

汤因比曾指出,当古代世界曾经存在的所有文明都在时间之轮的运转中停滞、衰微之时,唯独西方文明这座“上帝之城”幸运地留存下来,并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在19世纪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维多利亚的诗人们更是以热烈的情怀来讴歌它的富庶、幸福、荣耀和长存。这种乐观向上的情绪在整整一代西方学术研究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其中最能代表其基本倾向的便是各种“进化”的思想。“文明”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它所具有的鲜明的历史特征,促使     

大众文化:词语的政治学

大众文化(mass culture/popular culture)本来是一个西方语境中的概念,它在进入中国语境时发生了深刻的语义变化,但是中国学界常常把“大众文化”当成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然而任何一个社会的词语都不是纯粹中性和客观的知识,它背后都隐藏着历史渊源和权力斗争。文章描述了“大众文化”概念在中国的理论旅行及其深刻的语义变化,并试图揭示其中的政治权力关系。     

抗战文化生态视域下的晋察冀诗歌

在民族解放战争的促动下,由五四白话新诗延伸而来的中国现代诗歌又一次发生转型,诗人们从艺术的象牙塔走向民族解放战争的文化广场,把五四以来的现代新诗推向一个新的高峰。晋察冀诗歌是民族解放战争语境下的一道特殊的文艺风景,从诗歌审美形态的独特性、诗歌样式的灵活性,以及诗学理论的自觉,都能见出抗战时期独特的文化生态和文学追求。     

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现代性

晚清诗歌变革通常被看作过渡时期的历史事件，因此虽不成功却意义重大。从黄遵宪言文一致的主张到梁启超宣传新思想、运用新语句的“新派诗”，再到胡适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这些努力使白话、俗语、新语句登堂入室，由此引发了文学革命。这样一来，作为“过渡”的晚清诗歌变革这一历史事件很容易被看成一个踏板，历史踏着它、通过它，进入另一个时段。而我认为，晚清诗学变革更应该被看成一段台阶，它本身就处在现代诗学的发生阶段，我们必须了解这一段台阶是如何垒起来的？它潜藏着哪些可能的方向？因此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     

现代诗学史上的“为诗而诗”论

“为诗而诗”论是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歌观念。其主要内容有 :诗的最根本特征就是本质的纯正 ;诗要与“政治”、“教化”等划清界限 ,诗与种种非诗体式要有所区别 ,诗歌文本应是一个有机体 ;诗歌艺术只有在表现上才存在。它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纯诗”观念的概括与总结 ,它使中国新诗从“散文化”阶段跨越到了“纯诗化”阶段 ,标志着中国新诗观念的一次重要转折。在现代诗学史上 ,这也是一股可贵的、产生了历史进步作用的诗歌美学潮流。它对现代诗人的创作实践和诗歌的接受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诗的选择:面对后新时期

90年代以来,当代汉语文化经历了复杂而巨大的转型过程。我们突然告别了令人眼花缭乱、心神不宁的80年代,跨入了新的话语空间。80年代所付出的激情和创造力仿佛沙滩上的刻痕,在潮水的冲刷下如梦幻般地消逝了。“新时期”已是一段传说般的岁月,一种源于想象和诗意的乌有之乡,它所带来的是回忆、感慨和温馨的怀旧之情。我们置身于”后新时期”的新的话语之中。一种深刻的差异与断裂划开了某种界限,某种模糊迷离却又清晰可辨的界限。我们在这个时刻思考汉语诗歌的命运,仿佛多少带有几分喜剧的色彩。因为诗人和诗的写作在“后新时期”的奇遇般的历程,正昭示了一个第三世界民族的巨大的精神困惑以及     

论20世纪90年代诗学批评中的"身份"问题

20世纪90年代诗学批评中的“身份”概念隐含着社会学、精神史、性别认同和文化认同等方面的意义,认为“身份”作为一个问题正是诗歌写作所遭遇到的历史压力、内部分化和文化焦虑的表征,它既反映了中国诗歌场中在阶层、性别、精神向度等方面的内在紧张,也呈现了中国诗歌在全球化语境中的自我意识。     

传统文人抒情模式的困境与诗的复兴

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诗歌的民族,异常发达的抒情诗所构建的诗意精神世界,成为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甚至成为东方文学的杰出代表而辉耀于世界文学的星空.但八十年代后期以来,诗歌的光环效应、轰动效应在短短几年间几乎褪尽,敏感的诗人们的预言不再是无病呻吟:“诗死了/而诗人还活着/是诗的不幸和诗人最大的悲哀.”     

心永远在泥土里开花——浅评臧克家的诗集《烙印》、《罪恶的黑手》

<正> 《烙印)》、《罪恶的黑手》是诗人臧克家最早问世的两部诗集。如果将诗人的全部诗歌比作一首交响曲的话,那么,这两部诗集就是第一乐章。藏克家诗歌交响曲中的第一乐章,第一次向诗坛,向社会显示了这位青年诗人的创作才华,为诗人以后作品的艺术风格奠定了基础,使诗人在当时的青年诗人中,成为“最优秀中间的一个”。(一) 《烙印》集成后,诗人最初曾请求书店承印,老板以“诗集暂不收”为由,拒之门外。     

浅谈戴望舒诗歌的音乐美

浅谈戴望舒诗歌的音乐美呼安泰近年来对新诗“现代派”及其代表诗人的讨论，已经引起了文艺批评界的广泛重视，尽管目前讨论还在逐步深入，有些意见一时还难以统一，然而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它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曾发挥过一定的进步作用，它还是为大家所公认的。戴望舒所代...     

王渔洋“神韵说”初探

<正> 王渔洋是清初著名的诗人兼诗歌理论家。他不仅以诗歌创作的艺术成就,被尊为“清代第一诗人”;而且他所倡导的“神韵说”诗论,也曾影响清代诗坛近百年之久。从“神韵说”的主要内容看,它上承宋严羽的“妙悟说”,下启近代王国维的“境界说”,表现出渔洋对诗歌内在特征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其中不乏对诗歌艺术的真知灼见,尤其是对创作思维状态和艺术灵感的论述,更是达到了前人诗论中从未达到的高度。但是,由于渔洋的艺术见解远远超出于同时代一般诗人之上,而当时的诗人对“神韵说”又缺少真正领会,所以毁之者只是攻其皮毛;而誉之者的诠释也不是失之简单、片面,就是大而无当。令人遗憾的是,解放后,我们对“神韵说”这份文学遗产也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三十多年来专门探讨“神韵说”的文章几乎绝无仅有,而在一些文学史著作或是在论述其它问题     

在生命的限制中对自由的张望--穆旦诗歌《春》导读及相关问题

穆旦是一位晚出而重要的现代诗人。穆旦的晚出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时间节点：一是在中国现代新诗的代际序列中，出场较晚；二是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较晚；穆旦的写作具有独断的性质，诗歌展开的前景更符合新诗发展的艺术逻辑。但穆旦对后来者的创作缺乏深刻的介入性影响，“诗歌艺术精神”似乎具有某种孤立的性质，在后来者的写作中，很难找到比较清晰的对应和传承线索。《春》，或许可以从一个视角带动对穆旦诗歌相关问题的探讨。     

大历诗歌的心理学和美学研究

蒋寅著《大历诗风》一书,体现了新一代古典文学研究者的学术品位和风格,它在把握诗人心态与诗歌创作的关系以及开拓古典文学研究方法等方面,向人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深入的创作心理分析与细微的审美观照相结合,是本书的一个显著特点。作者力图从诗歌的表现形态及发展变化中,揭示诗人的创作心理,又从诗人的创作心理揭示诗的深层美学意蕴及其形成的内在动因。作者认为:“诗史从广义上说,就是人类的心态史,是人类心灵颤动、变化、表现的历史,应和着人在不同时期的心理波动划出相应的曲线。根据诗史的曲线,可以推定群体、个人的某种心态在历史上的坐标点。相反,如果能确定某种心态的历史坐标点,那么,也就可能清晰、准确地描     

论现代自由诗的衍变与艾青的跋涉

一、艾青之前诗人们的三个困惑我国是一个诗的大国,整部文学史几乎是一部诗歌史.诗歌的辉煌成就既是我们中华的骄傲,也成了民族习性的历史积淀.“五四”时期,在那种“群生辍响,荣华收光”的情况下,青年诗人郭沫若象一头雄狮怒吼了,他的火山爆发般的自由体诗歌很快就占领了诗坛,开辟了道路,赢得了声誉,诗集《女神》成为继鲁迅小说集《呐喊》后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又一座纪念碑.①从此,我国诗坛上渐次形成了一种与几千年来传统的押韵格律迥异的诗体——现代自由诗.     

论王学忠的诗歌精神

本文从中国新诗的当代语境和本质特征入手,结合文本细读,具体阐释了诗人王学忠坚执的诗歌理想和诗歌精神,并通过对“平民”、“底层”等概念的独到辨析,彰显了王学忠诗歌情感和诗歌价值的普适性.     

“诗的史”与“史的诗”——“七月”诗派综论

这是一个与中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同步前进的诗歌流派.它的历史行程像战争本身一样艰苦卓绝,它所构造的艺术天地,又像战争时期的社会生活一样丰富厚重.作为一个文学艺术流派它在诗坛上坚守的时日之久,它的诗人队伍之壮大,它的艺术实践、理论探索与社会现实的联系之密切,以及它的美学追求之开阔与坚定,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全部艺术活动,构成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生活的一部“诗的史”与“史的诗”.这个流派就是“七月”诗派.     

从英语诗歌语言艺术风格角度赏析《西风颂》

《西风颂》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著名抒情短诗。诗人运用了多种语言艺术表达方式及多种修辞方法,谱写了一首色彩绚丽、气势磅礴的西风曲。我们从诗歌语言艺术风格角度对之进行赏析,能更深刻地理解诗歌,理解诗人所寄予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