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的一个根本问题

“社会存在”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范畴。如何理解“社会存在”是唯物史观的一个根本问题。多年来,国内外哲学界对于这个范畴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目前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上刊登的《‘社会存在’范畴释义》(以下简称《释义》)提出:“从本体论意义看,‘社会存在’相当于作为社会实体的人类及人所改造的、人的肉体之外的自然物;而从现象论意义看,‘社会存在’指人类社会的一切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社会生产目的”不是客观经济范畴吗?——与王惟中先生讨论

王惟中先生在“‘社会生产目的’是客观经济范畴吗?”一文中,认为“社会生产目的”不是客观经济范畴,仅仅是主观意识的范畴。”据说根本不存在客观的“社会生产目的”,他的主要论据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从来没有将“社会生产目的”作为客观的经济范畴运用过。是这样的吗?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一般说来是将“社会生产目的”作为客观经济范畴运用的。试举几个例子:“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一部分再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即积累过程,在这个剩余价值生产中是一个不可少的部分——便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的目的和决定的动机。所以,我们不要把这种生产,表现为别样的东西;那就是,不要认为享受是这种生产的直接目的,不要认为这种生产,是为资本家生产享受品。如果这样看,我们就会完全看不见资本主义生产表现在它的全部内在     

错误的论证——评艾恒武、林青山“‘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一文

艾恒武、林青山两同志所写“‘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一文,从多方面“论证”了他们所提出的“合二而一”这个命题,说它表达了辩证法的最基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我们认为,这不仅与客观实际完全不相符合,而且在论证上也是完全错误的,站不住脚的。     

关于《普通逻辑》(修订本)的几点质疑

《普通逻辑》(修订本)是由国家教委批准的,供高等学校文科使用的逻辑教材之一。我个人不揣浅陋,试就第七章“演绎推理(下)——复合判断的推理”的部分内容提出质疑。 一、第七章,第四节 二难推理,关于简单的构成式的形式,教材写道:“这种形式是在前提中肯定假言判断的前件,结论肯定后件;其所以叫做‘简单的’是因为它的结论是一个直言判断。‘简单的构成式’所以叫做‘构成式’,是由于它由肯定前件而肯定后     

非理性发生的社会基础及其在社会历史活动中的作用

要科学地说明非理性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发生作用的基础和机制，就必须说明非理性发生的神经生理基础、社会基础以及非理性在人的社会历史活动中的作用。本文仅对后者作一简要论述。一、非理性的社会基础非理性是人脑的机能，同时还是人脑的承担者——人本身作为社会存在物的精神状态，非理性不仅具有生物学前提或神经生理基础，而且具有社会基础。“意识—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不管是人们的‘内在本性’，或者是人们对这种本性的‘意识’，即他们的‘理性‘’向来都是历史的产物。”④和理性…     

从社会心理看理论传播和社会稳定

普列汉诺夫曾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对社会结构的各个层次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作了一个简要的概括：“（一）生产力的状况；（二）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四）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的，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的人的心理；（五）反映这种心理特征的各种思想体系。”①普列汉诺夫的理论概括，揭示了社会心理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及其在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社会意识形式之间的中介作用：社会存在和社会政治制度通过社会心理对社会意识形式起决定…     

“社会主义异化论”剖析

近年来,在研究异化问题的过程中,报刊和书籍发表了不少宣扬“社会主义异化论”的文章。“社会主义异化”的观点是错误的。下面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社会主义异化”的观点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了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还得从马克思怎样使用“异化”概念谈起。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尔巴哈用他的人本主义观点批判了宗教神学,指出上帝是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但是,他并没有能够回答“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马克思认为,宗教是自然压迫和社会压迫的产物,宗教的产生和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经济状况,经济关系所决定的。所以,在揭露了宗教的秘密以后,必须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现实资本     

要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

一九二一年在关于职工会问题发生争论时,列宁对于辩证逻辑的基本要求作了四点解说,其中第三点论述到真理标准问题:“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满的‘定义’中去。”这个思想,可说是列宁继《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等著作以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所取得的重要成果,正如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所评价那样,“是列宁多年研究哲学问题、经常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经常‘请教’马克思所得的结晶。”在深入开展实践标准理论研究的今天,我觉得学习和宣传上述思想是有意义的。     

对“前置宾语”的一些看法

“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以下简称“暂拟系统”),在谈到宾语时指出:宾语是动词的连带成分,通常用在动词的后边。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宾语可以用在动词的前边,作动词的前置宾语。我们觉得,“暂拟系统”提出的“前置宾语”的说法是很值得商榷的。下面就来讨论一下这个系统所认可的三种前置宾语,先谈第一种,后谈二、三种。“暂拟系统”规定的第一种前置宾语是:“宾语靠介词‘把’‘连’‘对’等的帮助,用在动词前边”。例如:(1)、我们把侵略者打败了。(2)、党中央对知识分子非常关心。     

真理的适用界限能被推翻吗?——和陶德麟同志商榷一个问题

陶德麟同志在与何祚庥同志的爭论中,对实践标准的相对性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解,他说:“如果一个认识是真理,那么这种真理所反映的客观规律性存在于何种范围之內呢?它的适用界限应该怎么划法才合乎实际情况呢?这个问題,实践是不能确切地证明的。……无论何种条件下的实践,都不能保证‘准无差错’地、‘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題,都不能保证以后再不发生‘扩张’或‘缩小’的情况。……这正是实践标准的相对性、不确定性的一面。”又说:“既然它是真理,它就是推翻不了的。被推翻的不是这个定理的內容,而仅仅是当时的人们对于这个定理的适用范围的规定。这个规定并不是什么相对真理,而正是错误;这个错误并不包含在     

1920年代末文学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与唯物史观文学论的兴起

1928年到1932年,新文学文坛上兴起译介唯物史观文学论的潮流。这一潮流并非对政治革命的简单呼应,它有着更普遍的社会基础:唯物史观作为一种“新科学”提供了对社会、历史的整体性理解并指示青年介入社会实践的路径,它对现代文学观念造成的精神危机产生救正作用。同时,它也使得“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重心从初期的“意识斗争”转向以知识论的方式把握新世界观,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阶级意识转化的复杂性与内在紧张感。左翼青年在译介过程中对唯物史观文学论内部多样性与现实感的忽视与弱化则表现出他们在接受新思想时的根本缺陷。而鲁迅翻译唯物史观文学论所持的原则、立场与此恰好形成对照:即,不是把新兴思想作为自我解救的途径,而是把新兴思想的接受看作发现自我真实状况和面对真实状况的契机。     

"文化滞差"下的创新与价值的位移

毫无疑问 ,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世纪的转折点上 ,理论的创新则成为一个人们关注的聚焦点。“当威廉·奥格本在 192 2年出版的《社会变革》一书中提出了‘文化滞差’这个概念的时候 ,这个术语很快就成为知识分子中间一个重要的日常用语。”一言以蔽之 ,“文化滞差”就是“‘文化’落后于科技和工业的发展。”[1 ]各个国家的社会发展是不平衡的。从空间上来看 ,它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滞差” ;而就时间上来看 ,一个国家内因为社会变革所引起的物质与精神的断裂 ,则形成了历史环链上的“文化滞差”。历史往往是有惊…     

马克思"普照的光"的思想及其意义

马克思“普照的光”的思想是唯物吏观社会生产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马克思考察、分析人类社会,建构唯物史观的最基本的方法。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的这一思想长期被人们所“忽视”或“误读”,以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完整性、当代性,并为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学派歪曲、攻击唯物史观提供了口实。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知识化深入展开的今天,重读和反思马克思“普照的光”的思想,对于我们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全面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环境:一个哲学范畴

“环境”这一概念,通常人们认为它是一个地理学概念——“地理环境”,或者是生态学概念——“生态环境”,或者是社会心理学概念——“社会环境”,或者极而言之是唯物史观的概念——“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地理环境条件。应该说,这样的理解不无道理。 但是我们认为,这种通常的理解已经远远落后于人类实践和科学发展的现实了。有必要郑重而明确地提出:“环境”,更是一个普遍的哲学范畴;对环境的探讨,不但是某些具体学科部门的事,也是哲学界的事。     

关于列宁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思考

在论述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时候，有些学者认为：“最早探索这个问题的是列宁。他先后使用过‘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没有稳固基础的社会主义’等概念”。有的学者则认为：“列宁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曾提出过‘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完备形式的社会主义’等概念，说明社会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成熟程度不同的阶段”。     

价值论

一、价值不是“核算的工具”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似乎大家都知道的,但一谈到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作用时,人们的意见分歧马上就表现出来了。正如孙冶方在“论价值”一文的一个脚注中所说:“经济学家为了辨别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起作用的差别,创造了不知多少‘级别’的作用,如‘调节者作用’、‘调节作用’、‘影响作用’、‘重大作用’、‘一定作用’以及上面所说的‘工具作用’等等”(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第113页)。其实,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的上述议论,都是从斯大林的经典著作中搬来的。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说:“价值规律的作用,并不限于商品流通范围内,同时也扩展到生产方面。诚然,价值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中,并没有调节的意义,可是它总还影响生产,……因此,在我们的企业中,这样一些问题,如经济核算和赢利问题、成本问题、价     

面向21世纪:市场发展趋势与企业文化力的开发

21世纪正在一步步向我们走来。在企业发展战略中要注重文化力的开发,这是由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所引起的。这个发展趋势的一个具有根本意义的表现,就是经济与文化的“一体化”推进。 1993年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我曾讲过,“21世纪的经济赛局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力’的较     

也谈对于“一个‘这个’”的理解——与朱克玲同志商榷

朱克玲同志的《对于黑格尔“一个‘这个”的理解》一文,对恩格斯的一句名言:“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作了探索性的研究,读了颇受启发。该文不同意“一个‘这个’”包含有个性与共性相统一的看法,而认为只是“为了强调典型人物应有鲜明的个性”;又认为“以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所论述的‘这一个’来解释恩格斯这句名言中的‘这个’”,是“不恰当的”。这在我们看来是值得商榷的。下面就几个主要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一朱文认为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第一章     

“一二·九”运动与当代青年

“一二九”运动距今整整四十八周年了。这一运动“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这个运动的发生,轰动了全国,‘一二九’运动将为历史上一个大的纪念。”①“‘一二九’运动的历史经验和它所走过的道路是我们应该学习的。”②     

“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辨析

<正> “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是马克思在《1843年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提出来的一个思想。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和评价这一思想?理论界有一种近乎定论的看法,即把它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等同起来.苏联学者巴加图利亚在《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中认为:“‘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原理同‘生产关系决定国家’的原理大致相同,而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所达到的结果,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是相同的”(《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第23—24页)。国内绝大多数马哲史教材、论著也基本持这种看法.然而,具体研究《手稿》,我觉得“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不仅在涵义上不同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且二者观察问题的方法和视角都各不相同.抹煞这种不同,把二者简单地等同起来,既模糊了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思想特色,又妨碍人们对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逻辑的具体把握.因此,对这一命题重新作具体的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