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胜伟江苗话中保留的少数民族底层语言现象分析

龙胜伟江苗话在整体面貌上属于汉语方言,但仍保留了少数民族底层语言成分:语音层面有复辅音的残留;词汇既保留了少量苗瑶语底层词,也有少量壮侗语底层词;语法层面表远指的指示代词后置,程度副词“很”作状语后置。     

禅宗语录“（××）汉”称呼语的语义语用分析——兼论“汉”的历史来源及情感倾向

“（XX）汉”是禅宗语录中高频使用的称呼语，其语义内涵丰富，有着特定的禅宗行业意义。从语用表达看，“（XX）汉”称呼语在言语交际中起到情感表达、主观评价和警示学人等语用效力。禅宗文献中首次出现了“（XX）汉”的褒义用法，使得“汉”从原来的贬称发展为一般的通称，成为现代汉语“（XX）汉”用法的主要来源。     

从“师傅”“书房”和“生活”等方言词看晋南尊师重教的文化传统

晋南很多市县的方言尊称“老师”为“师傅”,称呼“学校”为“书房”,把“毛笔”叫“生活”。“师傅”、“书房”和“生活”的说法是沿用古义。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且越是使用频率高的意义越能抵御外来新词语的冲击。所以“师傅”、“书房”和“生活”古义的世代相传反映出当地历史上尊师重教的文化传统及其思想根源。     

上古汉语部分“来”母字在苗瑶语中的对应

上古汉语中“来”母字的构成及其演变一直是汉语史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本文从上古汉语部分“来”母字在苗瑶语中的对应出发，指出上古汉语的部分“来”母字不但对应于当代苗语三大方言中东部方言的舌面音声母[z]（有的学者为[r]）和西部方言的舌面音声母[z]，而且与中部方言的舌根音声母[v]也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并指明这一对应关系在今后汉语史研究中将有一定的意义和作用。     

基于加的夫语法的现代汉语“动补结构”研究

本文从加的夫语法视角对现代汉语中的“动补结构”进行了研究,旨在探讨这一结构中的“补语”在小句意义的表达以及句法成分组成上的不同。文章基于“形式体现意义,意义为中心”的原则,对汉语学界基本认同的七大类“动补结构”中的“补语”进行了重新描述,得出:这几大类“补语”或者与小句内的主要动词一起表达过程意义,用作小句的主要动词延长成分;或者表示词组内的中心词所体现意义的程度,用作小句内词组中的程度缓和词;或者体现小句的语气意义、情态意义和极性意义,用作小句的操作词;或者体现小句过程所期待的一个参与者角色,用作小句的补语。同时,文章探讨了“动补结构”中“得”字的功能,指出:“得”为小句或词组层次上的引出语,将引出成分的语义指向小句内的主要动词或主语,或者指向词组内的中心词。      

“女书”是一种与甲骨文有密切关系的商代古文字的孑遗和演变

“女书”系指湖南省江永县上江圩乡及其近邻一带妇女中流传的一种自成体系的汉文异形字,这种文字记录的是汉语江永方言上江圩乡一带的土话,仅在当地妇女中学习和使用,家教亲授,世代相传。男子无人使用,也无人学习,无人认识。因此,当地妇女便把它叫做“女书”,而把社会上通行的汉文普通字叫做“男书”。“女书”既指当地妇女中使用的文字,也指用这种文字书写的作品。     

关于北京话中“V 的 处所词语”句型的来源问题

通过对有关方言现象和相关历时语言材料的研究 ,认为北京口语中“V 的 处所词语”这一句型来自近代汉语口语的“V 著 处所词语”,从“著”式到“的”式属于字符的变更。     

壮侗语数量名结构语序探析

多数壮侗语数量名结构语序不同程度地受到汉语影响,然而不同语言呈现出不同的演变阶段,这是受汉语影响程度不同所致。基于语言接触研究视角,壮侗语数量名结构的演变和变异有三个阶段:傣语、泰语、老挝语的名-数-量结构处于"未变"状态,是壮侗语数量名结构的固有语序;临高语名-数-量与数-量-名结构并存,处于"在变"状态,是数量名结构演变中的过渡阶段;而其他多数壮侗语的数-量-名结构则处于"已变"状态,是其与汉语接触发生演变后的产物。     

汨罗长乐方言中的“(口姐)”尾

“(口姐)”是汨罗长乐方言中使用频率极高的词尾。它分布广泛,可附在名词、数量词、代词、动词、形容词后,表达丰富的语法意义,起着积极的语法作用。     

从“涯密”、“密唧”语源看竹筒饭和啖鼠文化起源

本文第一次揭示了史籍中“涯密”、“密唧”的语言归属及语义内容，认为它们是今壮侗语言的音译字，“涯密”意为“竹筒饭”，“密唧”意为“佐以幼鼠的食饭竹筒”。文章据此论述了壮侗语民族的竹筒饭和啖鼠文化的起源和发展。     

从方言特征的地理分布看汉语 VV 式的来源

汉语短时体、尝试体的语法表现形式以秦岭-淮河线为界，秦淮线以北的方言主要用“VV”式动词重叠兼表短时体和尝试体，秦淮线以南的方言主要用“V （一）下（子）”表短时体，用“V （V/补/宾）看（看）”表尝试体，秦淮线一带的方言可以兼用两套语法形式，过渡性明显。南部壮侗、苗瑶和藏缅语族诸语言的表现与南方汉语一致，与北方汉语相对立。北方话VV式的形成是佛典、禅宗语录的影响与北方汉语阿尔泰化两种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     

新疆汉语方言的“把”字句

新疆汉语方言“把”字句的一大特点是“把”字句的泛用。这种泛用一方面是指新疆汉语方言“把”字句的使用超越了普通话“把”字句使用的条件范围，另一方面是指就某些句式来说使用频率高出了普通话的使用频率。这种泛用的原因之一是少数民族语言影响。     

汉语“爸爸”词源考

汉语“爸爸”一词广泛应用,对其词源考证有一定意义.从历史文献入手,可显示其来龙去脉.结果证明“爸爸”这个迭声词进入汉语系统,来自阿拉伯语“巴巴”,一个对男性长者的尊称词.结论是,回回先民进入中国,与汉族社会交流,将该词传入;至今,其意思的表达,仍有历史的痕迹.     

“小姐”称谓的社会认知度和使用度考察

调查数据表明“小姐”称谓由于地区、行业、社会地位和交际场合的不同形成了认知和使用的差异。在女性地位越高的地区，“小姐”称谓的泛尊称认同度就越高。娱乐场合是“小姐”称谓接受率最高的场合。“小姐”称谓在大多数省会城市具有正面意义。“小姐”作为“从事色情行业的女子”通常只用背称。而当面打招呼时，“小姐”也还属于泛尊称。一些地方的女性不太习惯称呼或被称为“小姐”的主要原因是害怕别人误会或者当地有自己独特的称呼年轻女性的方式。然而，语言的发展具有政治、经济强势的地域或城市的主导作用。“小姐”称谓的认可和使用还在不断发展申。     

“sα”的区域特征与西北汉语的阿尔泰化

根据新疆汉语方言和青海汉语方言等在语气词“s”字使用上的方言和区域特征,认为“s”字是阿尔泰语言成分随迁徙的人群扩散到其它区域,再与不同的语言接触后产生的语言成分的发展。     

壮(南)汉语词汇失误类型浅析

壮语南部方言区的人学习使用汉语易形成“壮（南）汉语”,受母语影响,“壮（南）汉语”在词汇上有不少的失误。主要表现为：直接把南壮方言的语音形式或相应语音形式稍作修改后运用到话语交际中;书写形式相同的词语在南壮方言和现代汉语中词义大小不一致,造成壮（南）汉双语者的误用;将南壮方言的同音同语误用到汉语中;现代汉语习惯使用双音节词,而南壮方言中相应的词则常以单音节的形式出现,从而造成误用;行为他动词与行为自动词的误用;表达被动状态的动词与表达主动状态的动词的误用;不同搭配习惯的误用;语气助词的借用和量词的误用等。     

畬族的名称、来源和迁徙

畲(音奢,Shè)族的名称,据现在所知,最早出现在南宋末年即公元十三世纪中期的汉文书籍上。南宋著名文学家刘克庄(1187—1269年)的《后村大全集》卷93,《漳州论畲》载:“畲民不役,畲田不税,其来久矣。”文天祥(1236—1282年)的《文山全集》卷11,《知潮州寺丞洪公行状》载:“潮与漳、汀接壤,盐寇、輋民,群聚剽劫。”可知当时“畲民”和“輋民”两词并用。到了明代,“畲民”、“輋民”、“畲徭”、“輋徭”等称呼都有使用;不过畲民一词,比较多见。以后,畲民这个名称,更     

程度副词“很”与 “老(东北方言)”的语法语义差异

程度副词在汉语中所占的比例不大,但使用频率是很大的。尤其像“很”这个程度副词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在东北方言中的“老”也是一个使用频率特别高的程度副词,二者的意义接近,所以本文将二者从语法语义上进行对比,总结出二者语法语义上的异同。     

从义乌方言看现代汉语的"V·de"结构及"de"的性质

本文从考察义乌方言入手 ,讨论现代汉语“V·de”结构及“de”的性质。现代汉语“V·de”结构与义乌方言的类似结构有着非常规整的对应关系。现代汉语里的“de” ,不管书面语作“得”还是“的” ,语音形式只有一个 ;在义乌方言里一个“de”却对应着两个不同的读音 :[tai]或 [ ]。两个读音泾渭分明 ,从不相杂。义乌方言的这一语言现象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它将引导我们分析各家的观点 ,并作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     

也谈“异语”

张寿康先生在一篇题为《谈“异语”修辞方式及其他》(载《修辞学习》1982年第二期)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新的。修辞方式——“异语”。他在举了“青海的‘柴达木’本来就是蒙语‘盐泽’的意思”一例之后,给“异语”下了如下的定义: 这种利用非汉语普通话语词(包括外语语词,兄弟民族语和汉语方言、行业语的语词)来显示语词的意义,引用原词义或运用双关语义来达到增加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