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政权重要官员的地域构成及变化--兼议诸葛亮的"贵和"精神

刘备蜀汉政权的统治基础,由荆州、"东州"和益州土著三大政治集团组成.为巩固政权,刘备和诸葛亮对这三支政治力量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以荆州士人集团为依靠,极力笼络"东州"人士,使二者融为一体,成为政权的组织基础;对益州人士,则笼络利用和戒备打击兼而用之.从而达到有效控制益州的目的.蜀汉政权的具体构成,完全服从于刘备、诸葛亮制定的基本组织原则.作为蜀汉政权组织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诸葛亮在具体的人士安排上,表现出"用士惟诚,国事惟和"的"贵和"的思想和道德准则.这一方针的长期坚持,保证了蜀汉政权长时期的稳定和安宁.     

从元末社会统治秩序看朱元璋的重典治吏思想与实践

元朝末年,党派斗争激烈,帝位之争残酷,贪官污吏恣意妄为,农民起义蜂起云涌,终使腐朽的元朝统治政权溃亡.继之而起的朱元璋,建立了新的封建政权--明朝.为使明朝长治久安,免蹈元末覆辙,朱元璋采取重典治吏的新举措,制定了一系列严苛的重刑来控御刚刚建立的明朝.     

清末民间抗粮与乡族势力

清代后期,民间规避赋税的行为日趋激烈,不仅有一般的贫民参加,更有许多地主、乡绅等乡族势力从中推波助澜,从而使清代后期的赋役征收及民间的抗粮斗争,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民间抗粮与官府统治权力彼此消长.乡族势力在与国家政权争夺权益的时候,必须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当国家政权统治比较稳固的时候,乡族势力能够相对地约束自己和配合政权的统治;而当国家政权社会控制能力下降的时候,乡族势力就能更多地操纵地方事务并且侵蚀国家政权的权益.国家政权与乡族势力的复杂关系,无疑应当引起人们的重视.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南地区民族关系的变化

三国两晋南北时期,是全国范围的大分裂时期,西南地区也陷入政治混乱之中,地方政治势力成为影响西南民族社会的重要因素.由于大姓的出现,使西南地区形成了以内地政权、大姓、夷帅为主体的三元势力结构.西南地区民族关系的变化,取决于内地政权、大姓、夷帅三者之间的政治互动和利益平衡.     

经典作家关于落后国家政权与政府的理论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经典作家提出,在落后国家,旧政权和旧政府的存在与农民生活的孤立性以及农民的愚忠意识相适应;它安于现状,妄自尊大,使本国与外部世界隔绝开来.经典作家还提出,落后国家的工农政权和工农政府是坚强有力的政权与政府;是有文化的国家机关和政府机关;是精简与节约的国家机关和政府机关.他们的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实践中得以丰富和发展.     

试论汉初散文的主题取向

本文主要从西汉初年散文的主题取向角度探讨了西汉平民政权的建立对此时士人心态和散文创作的影响.本文认为,在秦朝短命而亡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西汉平民政权在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既促使了当时全社会对历史的反思,也极大地激发了士人的建设热情,从而使本时期散文在主题取向上表现出强烈的反思性和现实性.     

党的执政方式的发展演变及因果分析

执政条件下,党的领导首先体现为执掌国家政权和对国家政权实施领导.因此,如何确立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群众拥护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执政党与国家政权机关的关系,使党既能切实有效地掌握国家政权,总揽协调各个国家政权机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又能够充分调动、发挥国家政权机关的积极性、创造性,维护国家政权应有的权威,保证各个国家机关独立自主地行使职权,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这是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课题.     

浅谈抗战时期民主建设与政权合法性的建构——从统治者“使服从”能力塑造的角度出发

抗战时期,中共高举民主大旗,不仅保障了抗战的顺利进行,而且成功地进行了党政权合法性的建构。政权合法性,简言之,就是统治者赢得更多被统治者对现存政治秩序的认同。将从统治者“使服从”能力的塑造过程来分析抗战时期民主对政权合法性的建构。     

论李特起兵及其所建政权的性质

西晋末年,天水、略阳等六郡流民进入今四川成都一带.后来,李特领导流民起兵反抗益州政府,在成都建立了军政府,以后改号大成.关于这次流民起兵,有的同志肯定是农民起义,后来建立的大成政权是农民政权.又有些同志主张这个政权以范长生当丞相为分界点,范长生为丞相之前是农民政权,他为丞相之后则转化为地主阶级政权.究竟这次流民起兵是否属于农民起义、所建立的政权是否农民政权,我以为值得探讨.     

胶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在抗日民主根据地中,根本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有了抗日政权,人民就有了领导核心,持久的抗日战争就有了赖以支撑的坚实基础.本文仅就胶东战略区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巩固和发展的历史作一简要论述.     

宋代花卉交易盛行原因

在宋代,花卉交易已成为普通大众生活中的一种重要经济活动,在生活中花卉交易逐渐盛行起来。然而花卉交易在宋代 盛行并非是偶然的,上层阶级对花卉的欣赏,使得贫民百姓跟风效仿;花卉种植业呈现出了一个新的趋势,规模化、大众化、技 术高;且在宋代这样一个文人社会,社会风气使得人们喜爱通过赏花游园这样的娱乐方式来吟诗作词。     

《宋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

《宋实录》是宋代官史史料的一大总汇。它汲纳了宋朝官方从中央到地方的原始档案、初级史书《起居注》、《时政记》和二级史书《日历》等史料,进行＂编年附传＂式的编纂与改造,形成宋代最重要且篇幅巨大的官史著作,然后又为其后的宋朝《国史》、元修《宋史》、编年史、杂史等著作所采掇,成为后出宋史的史料之源。《宋实录》在宋代官史史料的流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宋代约束后妃规制述评

宋代是一个重法制的朝代,＂祖宗之法＂贯穿整个宋代。由于后妃身份的特殊,她们须遵循的规制比较多。宋代约束后妃的规制主要有严密的宫廷制度、权力行使适度的垂帘听政制度、后妃政治的监督机制及封建伦理规范等。宋代后妃循规蹈矩的特点,造就了她们在政治上＂守成而治＂,在生活上恪守妇德。     

宋代“千家注杜”原因考

在杜甫迈向“千古第一诗人”的道路上,赵宋一代的“圣化”是其至关重要的一步。在宋代,对于杜甫的推崇不仅表现在文学艺术上,还突出表现在其人格上。杜甫甚至成为有宋一代时代精神的楷模。在宋代,学杜诗、传杜诗、研究杜诗成为一种风尚,从而形成蔚为壮观的“千家注杜”的局面,究其原因,则是多方面的。文章从杜诗思想、杜诗艺术、雕版印刷、文化素养等方面来解释这一现象。     

宋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以首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为例

宋代文学研究近年逐渐升温,但其研究格局依然有失衡之处,有待调整。宋诗研究近年来有较大进步,但散文研究相对薄弱。运用新的理论与利用欧美、日本等汉学成果将会促进宋代文学研究向纵深发展。本次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会集了众多知名学者,并收到大批优秀的学术论文,预示着宋代文学研究具有良好的前景。     

从忽必烈继位之史实看诸臣翊戴之功──兼谈郝经之政论文

在实现统一,征伐南宋的过程中,元宪宗蒙哥的突然去世造成蒙古朝廷内部的权力真空以及随时可能爆发的夺位危机。以廉希宪、郝经、商挺、董文用等人为代表的色目、汉族大臣力促忽必烈果断中止南征,挥军北还,攘取皇位,并对相关事宜做出严谨周密的安排处置,衷心翊戴辅佐忽必烈成为一代杰出的封建帝王。而他们当时对此事件的奏报议论以及其他作者稍后对上述人物、事件的叙述纪录也就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和出色的政论散文。     

论宋诗中的晚唐风

“唐音宋调”之谈已成公论。唐、宋诗歌风貌各异,两者并没有优劣、高下之分。但综合社会发展规律与诗歌自身的发展、演变规律来看,宋诗并没有绕过唐诗的影响。宋诗中的晚唐诗风这一特殊文学现象即是这种影响的一个体现。从“晚唐体”在当时的盛况及宋初与宋末前后呼应的情形可见晚唐诗风在宋代的接受史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     

从《湘山野录》《续录》看宋初佛教的贡献

佛教在经过隋唐的吸收和消化后,降及宋朝,虽然处于中国社会发展由盛转衰的转折期,但是其对当时社会、文化发展的作用却不容忽视。文章通过历来较少受学人所重视的笔记———《湘山野录》《续录》来探讨宋初佛教的贡献,认为其主要体现为:巩固政权,维护统治,促进两宋佛教的发展;促成了佛教在宋代的居士化,为宋型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佛教思想的进一步传承。最终为宋代佛教和宋型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加快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南宋沿袭了北宋“守内虚外”策略吗?

“守内虚外”是北宋初期确立的三大国策之一 ,并一直延续到南宋末。这是长期以来史学界的一致看法。实际上 ,南宋与北宋比较 ,国内外情况不尽相同。南宋有着比北宋更为严峻的边疆形势 ,这就决定了南宋不可能仍然以此作为其国策 ,而是既要“守内” ,又必须重视防外。     

杨万里“诗非文比也,必诗人为之”诗学理论的内涵解构

“以文为诗”是宋诗的主流创作思想,而南宋中兴诗人杨万里却提出“诗非文也,必诗人为之”的创作理念,从而打破了宋诗的总体创作格局。这一诗学思想是宋诗演进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它的提出具有两方面动因：其一是对宋诗“以文为诗”观念的反拨;其二是对理学家文学观念的修正。正是二者的合力作用,扭转了宋诗的发展方向,杨万里也因此成为两宋诗风变异的转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