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注射死刑之争及对我国的启示

近年来,美国注射死刑在执行中暴露出诸多问题,引发各界对这种"最人道"死刑执行方式的巨大争议.其焦点集中在所用药物是否有效、实施主体是否适当、如何根据死刑犯身体条件差别适用等方面.相比于美国.我国适用注射死刑时间并不长,虽然司法机关正大范围推广适用注射死刑,但与美国一样.我国注射死刑的适用仍面临诸多问题.     

超越复仇:公众舆论、法院与死刑的司法控制

从理想状态来说,公众舆论的期待与法院的判决结果应该是一致的,即在死刑案件中实现正义这一共同的价值追求。但颇为奇怪的是,在诸多焦点性死刑案件之中,公众舆论往往与法院的判决结果呈现出冲突乃至对抗的面相:民愤——抵抗模式,民怜——顺应模式,民冤——纠错模式。其原因在于,在抽象的"正义"、"报应"之下,社会公众与法院对于正义的理解以及报应的具体实现方式是有着根本区别的,此乃引发公众舆论与法院之间冲突的观念根源;而国家从复仇到宽恕的死刑司法政策转向则是引发冲突的现实推手。如果说,社会公众的复仇观念并非"毒药"或者"疾病",法院控制死刑适用的既定司法政策——"宽恕"也并非疗疾的唯一良方,那么,在宽恕之外,我们必须确立还原性标准,即将公众舆论对死刑司法控制的影响具体化在"罪行极其严重"之中;以及激活宽恕机制的社会环境,即构建双方共同遵循的行为规则。     

进一步推进死刑改革的设想——废除女性犯罪死刑适用

为进一步限制、减少死刑的适用,全面废除女性犯罪适用死刑的设想据此提上日程。该设想主要依据在于:我国刑法自古就有宽待女性的传统;即使在保留死刑的国家中,也有不少废除了对女性犯罪的死刑;结合女性犯罪自身的特点与刑罚的目的,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背景下没有必要对女性罪犯适用死刑;通过对我国刑法中怀孕的妇女不得判处死刑这一规定进行目的性解释,将全体女性排除在死刑适用对象之外也符合限制死刑的根本目标。     

死刑存与废的合理性思考 ——从功利主义的角度

当前我国关于死刑的争论,焦点是什么样的论据更有助于驳倒死刑保存论和中国如何实现废除死刑。废除死刑,还是保留死刑,从功利主义的角度作结论不是绝对的。认为死刑是否必要,是对死刑的功利之争;死刑是否正义是死刑存废的人道之争。但无论是功利之争还是人道之争,都能得出针锋相对的两个结论:死刑是必要的,死刑是不必要的;死刑是人道的,死刑是不人道的。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发达,人权思想深入民众,生命价值提高,人生观得到一定改变,死刑一定会在中国废除,中国废除死刑的道路是:严格限制———废除。     

终身监禁的性质、适用与前景

终身监禁是依附于死缓与无期徒刑执行制度而存在的,既属于死缓执行变更情形、又属于无期徒刑执行方式,适用于贪污受贿犯罪的特殊刑罚措施。终身监禁的适用对象应限于极少数确实无法矫正的贪污受贿的犯罪人。终身监禁的犯罪人在死缓考验期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减为25年有期徒刑,终身监禁不再执行;在死缓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存在重大立功表现的,终身监禁仍需执行。除依法减为有期徒刑外,对终身监禁的犯罪人排除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我国刑罚结构"生刑偏轻"的问题已经解决,死刑替代措施在我国并无存在基础,终身监禁只能作为贪污受贿犯罪死刑废止前的过渡措施,不宜扩展至更多犯罪,在贪污受贿犯罪死刑废除以后,终身监禁也会最终走向消亡。     

中美陪审制基本价值的比较--兼论我国新陪审制的出路

本文比较了中美两国陪审制对民主、公正、自由、人道这四种基本价值的体现,在肯定了我国参审制的意义的同时,提出我国陪审员应当在基数更加广泛的人群里随机抽取;我国审判员在合议庭中人员比例可以很小,而陪审员的比例应当更大;我国还应当改变现在简单多数进行裁决的做法,在立法中对重大案件引入一致裁决制度以保障少数人的自由;在没有废除死刑的情况下,死刑案件应当率先由只有陪审员参加的合议庭作出一致裁决才可以决定适用死刑,进行死刑复核的合议庭应当有陪审员参加,以保障死刑在公正与人道之间的慎重选择.我国和大陆法系国家一样,目前由于不具备实行陪审团制的条件,只能实行参审制,但它具有过渡性,应当创造条件,最终实行陪审团制.     

故意杀人罪的死刑限制——以刑罚价值论为视角的考察

故意杀人罪的死刑限制是死刑问题最艰巨的环节,解决了故意杀人罪的死刑限制问题,也就解决了死刑限制的大部分问题。我国各种死刑限制学说只是针对死刑限制的表层问题提出具体建议,没有就如何限制具体犯罪的死刑问题挖掘深层次的理论根据。以刑罚的价值论为视角,厘清故意杀人罪死刑适用的价值取向,确保死刑的适用符合死刑存在的价值才是死刑限制的深层理论根据和统一理性前提。     

犯罪恶性探析

把犯罪行为视为恶行,是犯罪学历来的基本倾向.先贤们对犯罪作道德评判的依据是他们对法所作的道德评价,犯罪的“恶性”源于法的“善性”.但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犯罪的“恶性”和法的“善性”都只是相对的.如何使犯罪真正地完全地具有恶性,即如何既使被刑法规定为犯罪的行为都真正具有恶性,又使所有按道德标准应被评判为恶的行为都被刑法规定为犯罪,这在社会现实中难以真正做好.其中应把握的关键是道德标准的社会普适性.面对充斥暴力、阴谋和苦难,缺乏和平、正义和幸福的人类世界,犯罪学研究者们有责任依据最根本的“人道”去剖析人类社会的种种个人的、群体的或组织的行为是否具有恶性,为法的趋于完善作出自己的贡献.     

两种道路:革命主义与改良主义——马克思与罗尔斯正义观比论

马克思之前的传统自然法正义观,包括了古典"特权"正义和古典自由主义"平权"正义,它们均属于"权利正义观"范畴,其实质均是维护一种"非正义"的社会统治.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革命性地提出:社会生产决定社会正义.相比较,罗尔斯的正义论虽吸取了马克思的批判性意见,但由于其理论根源依然是社会契约论和抽象人性论,注定了其只能是对传统自由主义正义的改良.马克思与罗尔斯之所以会走上两种不同的"正义之路",是起始于唯物史观和社会契约论的"源头"迥异.     

死刑适用的年龄上限问题——评《刑法修正案(八)》相关规定

死刑应否设立年龄上限的问题素有争议。从国内已有的经验看,高龄犯罪人在社会体系中通常处于弱势地位,刑事责任能力普遍减弱,对其免除死刑适用并不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也符合刑罚的目的,而且死刑适用主体限制的根据具有多样性,因此应当肯定《刑法修正案(八)》中对高龄老年人犯罪免死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