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数量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和工资的影响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估计了子女数量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工作时间投入和工资水平的影响,并通过采用工具变量法和赫克曼两步法(Heckman two-step)解决了回归分析中子女数量的内生性问题以及工作时间和工资方程中存在的样本选择问题,第一次全面考察了中国城镇和农村已婚女性生育率对其劳动供给行为和工资水平的因果效应。实证分析表明,生育子女数量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城镇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并且显著降低在业女性的工作时间投入和工资水平。生育子女数量的增加对农村已婚女性是否参与非农就业没有显著影响,对参与了非农就业女性的工资也没有显著影响,但是显著降低了其工作时间投入。     

流动效应与户籍歧视效应对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影响——基于双边随机前沿模型的分析

从微观来看,流动决策和流动行为作为个体提高人力资本效率的理性选择,能够有效提高个体工资收入水平。但是,流动个体也面临来自流入地的各种歧视,这是抑制其工资收入提高的主要障碍。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双边随机前沿模型对提升和抑制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两种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对全样本而言,流动人口最终实际工资高于保留工资;分样本分析结果显示,东部和中部地区流动溢价效应高于户籍歧视抑制效应,东部地区的流动溢价效应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流动溢价效应低于户籍歧视抑制效应;流动人口间存在较大工资差异,低收入人群受到更强的户籍歧视,工资溢价更低,最终实际工资低于保留工资,高收入人群则从流动溢价效应中获益更高。     

中国城市居民劳动供给行为特征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我国城市居民家庭规模、家庭财富、受教育程度等影响劳动供给行为的因素均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对就业政策的制定和相关福利政策的实施都有较大影响。运用来自29个省市6675个城市家庭、8771个居民的调查数据对我国城市居民劳动供给行为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市居民劳动供给曲线整体上呈现向右上方倾斜的特征,随着工资上涨,劳动者工作时间随之增长,但是工资弹性仅有0.52,处于缺乏弹性的区间;分类型看,女性、户主、受教育程度较低者工资弹性较大,对工资变动更加敏感;女性、户主、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收入弹性更大,对收入变动更加敏感;分年龄阶段看,18—30岁的新生代劳动力工作时间受工资和非工资收入影响均不显著,31—45岁的劳动力比45岁以上劳动力工资弹性和收入弹性更高,对工资和非工资收入更加敏感。本文的研究结果对细化实施就业政策和制定相关福利政策具有一定启示作用。     

家庭因素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职业性别隔离现象不断减少、男女受教育水平和教育收益率的逐步收敛,人力资本、职业和行业分布已经无法解释我国性别工资差异不断扩大的趋势。从家庭出发,考察婚姻、家务劳动分工和子女这些典型的家庭特征因素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运用2016年CFPS数据,在解决内生性问题的条件下,研究结果表明:婚姻通过增加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和子女间接影响女性工资,家务劳动时间和母亲身份对女性工资率具有显著的惩罚效应,女性平均每周承担家务劳动17小时,这导致其周工资率减少34%,子女降低母亲8.5%的周工资率;相对于未婚女性,已婚女性每周多做7小时家务,这降低了她们14%的周工资率。男性则存在婚姻溢价效应。Oaxaca分解也显示,家庭特征,尤其是家务劳动时间,是性别歧视之外导致性别工资差距的主要原因。本文按收入阶层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家庭特征可能引起低收入阶层更大的性别工资差异。本文的分析还显示,家务劳动对男性和女性具有门槛效应,且阈值位于10.5小时左右。     

最低工资标准提升的劳动供给效应——基于回归间断设计的经验研究

文章依据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1997～2009年的微观数据,应用回归间断设计方法分析了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低收入群体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提升最低工资标准未对男性就业和工作时间产生显著的影响,也未对女性工作时间产生显著影响,但对女性就业产生了显著的消极影响,这导致女性劳动力供给明显降低。随着相对工资的上升,男性就业、男性工作时间和女性工作时间均呈现上升趋势。因此,政府应逐渐适度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在保证低收入群体劳动供给不受较大消极影响的同时,渐进地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水平。     

东北地区城镇家庭劳动供给行为研究——基于劳动供给离散选择模型的经验分析

文章建立了一个劳动供给离散选择模型,用于分析东北地区城镇居民的家庭联合劳动供给行为。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女性劳动参与和工作时间的自身工资弹性分别约为0.151和0.175,交叉工资弹性分别约为-0.009和-0.015;而男性劳动参与和工作时间的自身工资弹性分别约为0.034和-0.024,交叉工资弹性分别约为-0.115和-0.134。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无论女性还是男性,劳动参与和工作时间的自身工资弹性及交叉工资弹性均呈递减趋势。因此,设计和实施提高工资水平的公共政策将会促进东北地区城镇居民的劳动供给,特别是对低收入群体劳动供给的促进作用将尤为明显。     

新个人所得税改革对中低收入群体劳动供给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研究

如何通过科学的财税政策应对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推进共同富裕是学术界和政策界面临的共同命题,其中,收入所得税对激发劳动力市场活力、促进中低收入群体劳动参与的作用尤其引人注目。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6—2020年的三期面板数据,采取双重差分法分析2018年个人所得税改革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提高个税免征额促进了中低收入群体的劳动参与,但未显著增加劳动时间。经过更换回归模型、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显示,个税免征额提高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在不同性别和婚姻状况的群体中存在差异,对女性群体、已婚群体的劳动参与影响更大。机制上,新税改显著降低了个体由于照料家庭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因此,未来个税政策的改革方向应包括：持续关注重点人群的收入情况,有效发挥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充分考虑个税改革对于女性和已婚群体劳动供给更强的激励作用,积极推行鼓励已婚女性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细化专项附加扣除项目或标准,增强劳动者获得感,激励低收入群体就业,助力共同富裕。     

论生育事件对女性和男性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基于CHNS 1993-2015年追踪调查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

继人力资本理论、性别歧视理论之后,补偿性差异理论、母职惩罚与父职溢价理论和生育支持流派被运用于解释职业地位获得。本文利用1993-2015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八次追踪数据,运用多层逻辑模型和多层线性模型分析生育事件对城乡非农母亲和非农父亲职业地位的影响,验证母职惩罚与父职溢价理论的作用力并同时验证其他四个理论的作用。1993-2015年20多年间城乡非农母亲和非农父亲的就业率和正规就业比例都有所下降,小时工资率有所提高,然而性别工资差距依然存在。实证检验表明生育事件对城乡非农母亲就业、正规就业和小时工资率都产生一定影响,孩子越多、家中有5周岁以下婴幼儿起负面影响,推迟初育年龄反而起正面影响。生育事件对于城乡非农父亲职业发展的影响较弱,孩子越多的父亲越可能非正规就业,推迟初育年龄有利于父亲采取正规就业。母职惩罚理论得到了验证,父职溢价理论并非完全适用,多育和较早生育对父亲职业地位也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同时,人力资本理论、性别歧视理论、补偿性差异理论、生育支持流派具有一定解释力。建议重视生殖健康宣传,倡导适龄生育;防止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推进男女平等;做好生育休假和幼托服务方案,采取对女性友好的生育配套支持措施。     

当前大学毕业生性别工资差异的再考察

通过建立性别工资差异分析框架,提出性别工资差异的重要原因是歧视与能力因素以及女性集中的行业存在较低的工资收入与较大的性别工资差异等假说,并利用中国2008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数据对此加以验证。女大学毕业生提升工作能力并挤入男生集中的行业是增加工资收入的重要途径。研究对我国女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源加以探讨,对缩小大学毕业生性别工资差异具有参考价值。     

结婚、生育对工资的影响研究 ——基于性别工资差距角度

随着技术进步和女性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男性和女性的劳动生产率差异逐渐缩小,但性别工资差距在我国是否缩小?全面开放的"二胎政策"又是否加深了女性就业困境?本文使用CGSS 2015数据,从结婚、生育角度出发,运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Oaxaca-blinder分解等方法考察婚育事件对劳动力工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探讨婚育视角下的性别工资差距问题,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以促进性别公平。研究首先通过对城镇劳动力的婚姻状态和生育情况与工资性收入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控制了个人特征、人力资本、职业性质和地区等因素后,性别工资差距仍显著存在且婚育事件拉大了该差距。其中结婚使男女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均有所提高,但由于原始工资水平的差异和溢价大小的不同,性别工资差距被拉大;生育使男性工资增长,女性工资缩水,这同样加大了性别工资差距。其次基于分位数回归结果进行Oaxaca-blinder平均工资差异分解,结果显示随着收入的增加,性别工资差距在缩小,但婚姻和生育对此差距的解释力度却越来越大且相对稳定。即低收入群体的工资差距较大,但婚育对该差距的解释力度较小,相反高收入群体的性别工资差距较小,但婚育对该差距的贡献却很大。因此,缩小婚姻和生育造成的性别工资差距、消除性别歧视、保障女性职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研究

文章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问题,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收入分配格局至少有两条途径:一是农村劳动力从劳动收入份额相对较高的农业部门转移到劳动收入份额较低的非农部门,将直接导致整个经济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二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会通过改变非农部门中资本和劳动的相对谈判能力来影响非农部门的收入分配格局,进而间接影响整个经济的要素收入分配格局。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之间有一定的必然联系,但现阶段仍可以通过调整国内的产业分布格局形成劳动力需求竞争态势、增加农村居民在第一产业的收入以提升保留工资、建立劳动力市场制度以协调谈判能力来逐步改变要素收入分配格局。     

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收入差异:一个社会资本的解释

在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中,有关性别工资收入差异的诸多传统理论解释均遇到了一定程度的挑战。基于社会资本的理论视角,文章运用2009年中国八大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数据(JSnet2009),对性别收入差异议题进行再检验。在阐释了社会资本影响性别收入差异的机制后,文章进一步分解了社会资本对性别收入差异的贡献额。Oaxaca-Blinder分解显示,女性的社会资本欠缺,可解释性别收入差异的12.7%,占总解释量的70%以上;分位数回归分解进一步显示,在中高收入群体中,社会资本的性别差异更大,对性别收入差距的贡献更高,并且女性劳动者的社会资本回报率也显著低于男性;另外,女性在社会资本上欠缺还是导致职业性别隔离现象的重要原因。     

代际互动与低龄老人劳动供给

低龄老人是中国老年人口的主要群体,具备经验和技能优势,且健康状况尚可。促进低龄老人劳动供给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持续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的重要路径。在以家庭养老为基础的养老体系下,低龄老人劳动供给决策受代际互动的影响。从经济净支持和隔代照料的视角,可将代际互动分为互助型、赡养型、养育型和抚养型四类。基于CHARLS 2018年数据,运用PSM估计方法,考察了代际互动对低龄老人劳动供给的影响。结果表明：互助型代际互动减少了低龄老人平均每周3.53小时至5.19小时的总劳动时间;抚养型代际互动增加了低龄老人平均每周4.20小时至5.04小时的总劳动时间;养育型代际互动介于互助型和抚养型之间,虽然能促进低龄老人增加劳动供给,但降低了福利;只有赡养型代际互动能实现低龄老人老有所为与老有所养的两全。代际互动对低龄老人农业劳动供给影响不显著,但对非农劳动供给有显著影响。代际互动对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是否乡城流动的低龄老人劳动供给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代际互动对女性低龄老人劳动供给的影响幅度大于男性低龄老人,对65岁以下低龄老人劳动供给的影响大于65岁及以上低龄老人,对乡城流动低龄老人劳动供...     

我国农村居民健康人力资本对其非农就业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和2012年的数据,建构自我健康评价、体质指数BMI和近期的身体状况作为我国农村居民健康人力资本度量指标,研究健康人力资本对我国农村居民非农就业及其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本文选择赫克曼两阶段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该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观测数据所带来的自选择问题,实证结果发现良好的健康状况对我国农村居民参与非农就业和获取非农就业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健康人力资本对我国农村居民非农就业和非农就业收入具有显著性别差异,对农村男性居民非农就业和非农就业收入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年龄、婚姻、教育、户籍等其他控制变量也对我国农村居民非农就业及其非农就业收入产生了显著影响。     

独生子女性别会影响父母的二胎生育意愿吗?——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的研究

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年的数据研究发现,独生子女(第一胎)性别可以影响父母的二胎生育意愿,独生男孩对父母的二胎生育意愿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而这种影响对城市居民和父亲更显著。本文通过交互项分析得出收入、父亲抚育子女时间、教育开支和房价是独生子女性别影响居民二胎生育意愿的因素,居民收入和父亲抚育子女时间的提高可以显著促进独生男孩家庭的二胎生育意愿,教育支出和房价则会抑制二胎生育意愿,其中教育支出的抑制效应随着年龄增大而增大,房价只对45岁以上群体才产生显著影响。因此,提高收入、增加育龄人群闲暇时间、稳定房价、减轻育儿成本特别是教育支出有利于二胎政策的全面顺利实施。     

家庭子女数量对儿童教育过程的影响--基于教育投资稀释效应的分析北大核心

家庭生育子女的数量和质量存在替代性的关系。随着生育政策的放松,有不少家庭会生育更多的子女,这会造成多子女家庭教育投资的稀释并扩大教育的不平等,扩大儿童未来教育获得和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研究发现:更多的兄弟姐妹数量会减少儿童获得的家庭教育投资,这种教育资源稀释效应对女孩影响更大,对非农户籍人群、较高收入家庭的影响更大。教育期望是影响家庭教育投资的中介机制,更多的兄弟姐妹降低了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期望并在一定程度上使教育投资有所减少。进一步研究表明兄弟姐妹数量多对孩子的学业成绩、升学机会具有不利影响,这种不利影响部分是由教育投资的稀释效应导致的。在教育储蓄、父母对儿童教育发展的未来打算与对子女教育的关注等不同方面,家庭中子女数量更多都表现出不利的作用。此外,兄弟姐妹数量对儿童教育投资的稀释作用在儿童早期和学龄前就开始显现,这对儿童长期性的发展成长会产生持续性的影响。为了避免家庭生育变化对儿童教育发展的不利影响,需要在调整生育政策的同时完善教育政策,重视儿童的教育发展。积极探索公共部门和社会部门的应对策略。     

中国独生子女与多子女老年人养老意愿的比较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文章利用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分析独生子女、多子女老年人的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城乡超过40%的老年人有入住养老院意愿,拥有独生子女的老年人半数以上预期会入住养老院,远高于拥有2孩及以上的多子女老年人。日常得到子女情感支持的独生子女、多子女老年人更可能选择居家养老;家庭中实际养老照料人越多的多子女老年人入住养老院的可能性越低。居住社区差异对独生子女、多子女老年人的养老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居住在街坊型社区与商品房社区的独生子女、多子女老年人入住养老院的意愿更高;居住在保障性住房社区的多子女老年人更可能选择居家养老。区域社会经济差异会促使多子女老年人、东部和东北部地区的独生子女老年人入住养老院的意愿上升,同时会促使中部、西部地区的独生子女老年人入住养老院的意愿降低。城镇户籍会增强独生子女、多子女老年人入住养老院的意愿,且这种促进效应在同一区域内的多子女老年人中更为突出。少子老龄化时期社会养老服务体系规划需要根据老年人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做出适度调整。     

健康冲击、基本医疗保险与老年人“退而不休”

在我国进入深度老龄化、劳动力供给不足的背景下,探究健康以及基本医疗保险对老年人退而不休的影响对未来合理有效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四期CHARLS数据将健康冲击、医疗保险与老年人退而不休放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分别考察了健康冲击、新农合以及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对老年人退而不休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了医疗保险对老年人退而不休影响的健康异质性。结果表明:健康冲击对老年人退而不休意愿和劳动时间均有显著正向促进效应,且对劳动时间的影响有明显城乡差异,对农村地区影响更大。新农合会明显激励农村老年人选择退而不休,发生比率提高为未参合时的3.59倍,但会降低劳动时间,全年平均减少了21.21天;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对老年人退而不休意愿没有显著影响,但会增加劳动时间,全年平均增加了13.92天,且对劳动时间供给更多的个体,其激励效应逐渐减弱。同时,医疗保险对老年人退而不休的影响还存在性别差异,其中新农合对女性退而不休意愿影响更大,但对劳动时间并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而职工医疗保险对女性退而不休意愿、对男性劳动时间影响更大。此外,本文还发现医疗保险对老年人退而不休的影响存在健康异质性,对健康变差的群体影响更大。     

低工资水平下城市农民工的劳动供给模型

文章通过构建可变必需支出约束下的农民工劳动供给模型,对经典的劳动供给理论进行了修正,并利用浙江省温州市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对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文章指出,由于农民工的劳动供给受到必需支出的约束,经典劳动供给曲线将在低工资水平处出现一个拐点,在拐点工资率以下,农民工的劳动供给与工资率之间存在反向变动关系,当工资率下降时,农民工将适当地压缩必需支出,增加劳动时间,减少闲暇时间;当工资率上升时,农民工将适当地提高必需支出,减少劳动时间,增加闲暇时间。另外,非劳动收入、可支配的时间总量、物价水平等外生变量也将影响农民工的劳动供给。     

养老保障对返乡中老年群体再次外出就业的影响

在影响返乡中老年群体再次外出就业的相关因素中,养老保障尤其值得重视。返乡农民工再次外出就业说明农村老年人口经济收入相对不足,希望通过外出就业获得部分收入的补偿,这也表明存在中老年在农村人口因养老保障不足而被迫继续外出就业的可能性。文章构建两期生命周期模型,对返乡中老年群体的养老保险参与情况影响其再次外出就业的作用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并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返乡中老年群体参加养老保险显著减少其再次外出就业;（2）不同类型养老保险对返乡中老年群体的外出就业存在差异性影响,返乡农民工如果获得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具有更明显的收入效应,减少他们的再次外出就业,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保障力度相对薄弱,还不足以改变返乡中老年群体的劳动供给行为;（3）具有养老保险对农村中老年群体劳动参与的影响存在外溢效应,养老保险降低再次外出就业,并通过增加他们的家庭劳务和隔代抚育的时间,增加其成年子女的外出就业和进城迁移。研究提出,加强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对提高农民工和返乡农民工的生活福祉,减少城乡社会保障不平等,促进乡村振兴和城乡整体发展具有作用,对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建设也具有一定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