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对弱势群体倾斜性保护的正当性与可行性分析

法学应当关注弱势群体问题,已成共识.但在讲究"司法中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司法领域能否探讨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问题,仍然存在疑问.蒙着眼睛的司法女神Justitia是否应揭开蒙眼布,承认弱势群体并对其加以倾斜性保护,是当前研究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所必须解决的一个前提性问题.     

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中引入品格证据的原因

未成年人品格证据在决定未成年犯罪人是否可以适用恢复性司法以及考察未成年人适用恢复性司法后的效果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由于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的适用对象、启动和强化都需要品格证据的支持,使得在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引入品格证据具有必要性;另一方面,我国存在将品格证据引入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中的理论依据、域外环境、制度基础和实践经验.     

私权：在中庸司法语境中成长——评辽宁本溪张剑抗拒暴力拆迁杀人案中的传媒与司法

张剑案的标志意义在于判决所彰显的司法理念,这种理念以私权尊重的新内涵改写了公权优位的传统司法进路,向人们释放着私权成长的良性信息。本案判决实质是在传媒舆论压力下,对权力与权利的关系进行综合权衡的产物,体现了一种中庸司法哲学。这种司法哲学几乎成为当下中国司法的普遍表述,从而制约着私权的成长。     

论司法新闻监督与司法审判

司法新闻监督与司法审判二者之间存在着彼此互动的关系 ,记者与法官在解纷息讼时所发挥的作用而引起民众的误解并产生了一系列的消极后果 :法失去应有的权威、司法难以独立等。应正确处理司法新闻监督与司法审判的关系 ,并做到 :司法新闻监督不得越权 ,以免造成新闻审判 ;出台新闻法以规范司法的新闻监督 ;提高司法新闻监督从业人员的素质 ,走专业化之路     

论新生权利及其司法救济

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人们提起新生权利诉讼的现象频繁发生.对新生权利的性质及是否应该给予司法救济在法学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本文认为虽然新生权利在本质上是应有权利,但在以权利为本位的现代法中,人们享有的权利并不限于法律明文宣示的权利,司法救济的对象也并不限于法定权利.作为应有权利的新生权利通过权利推定取得合法性,从而获得司法救济.     

数字平台参与刑事司法治理的角色定位及其完善

数字平台的参与促进了刑事司法公私合作模式的发展。数字平台因用户授权而具备平台秩序治理的平台权力,平台权力使得平台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分化出“网络守门人”“刑事司法参与者”两类角色,从客体化的基础设施演变为治理主体。然而,平台参与伴随着对人的主体性和隐私的正当程序保障问题,其背后是公私利益冲突,以及司法逻辑和技术逻辑的分裂。完善数字平台参与刑事司法治理的基本方向在于,依据比例原则,从参与目的、干预措施和公私利益权衡这三个方面,划分公私合作界限,确立平台的拒绝权;以司法逻辑为本位,落实正当程序原则,完善平台协助和算法决策的公开透明机制,以及用户的权利保障和程序参与机制。     

中国司法改革中的程序正义取向——释明权初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为长期以来的争论——我国是否应该有释明权,作出了回答。这项被大陆法系国家看重的概念,其内容是什么？具有什么样的存在价值？在我国是如何被规定的？在我国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它是对法官权力的约束还是对法官权力限制的反弹？带着这样的疑问,作者进行了思考,并给出了答案。     

"人情"与中国古代司法评议

中国古代司法与人情的关系非常密切.整个司法过程都渗透着浓厚的"人情".法官从审理到裁决的整个过程都与人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人情与司法之间的这种联系在法官的思维方式、判决书的制作与会审等各个方面都有体现.古代中国的法官在相当程度上正是依照儒家的基本精神,运用自己的理性,结合天理与国法,在尊重法律的基础上,权衡"人情"因素解决司法实践问题的.     

司法建议法律效力初探

司法建议作为人民法院审判职能的延伸,近年来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提高社会管理水平方面日益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已成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本文通过对司法建议概念、特征的分析以及与相似制度的比较研究,认为司法建议在性质上虽然仍属建议类型,其法律效力相较于司法裁决应该是相对柔性的,不应对实践中存在的全部司法建议一体赋予法律效力;但在创新社会管理、倡导能动司法的时代背景下,对于预见防范型、改错纠正型的司法建议应赋予对被建议单位的法律约束力,并通过统一立法对司法建议的法律效力和运行机制予以规制。     

司法的商品属性:一个认识和研究司法的新视角

在西方,以国家权力为视角研究司法存在的局限性,故有必要发现并承认体现司法平等、公开、公平、廉洁、观念更新等诉求的司法商品属性,这对于深化对司法运行规律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司法价值取决于法院制度机制是否健全及法官是否专业清廉高效,其交换价值受供求关系、诉讼当事人主观意愿、司法产品实际效用的影响。而司法使用价值的大小则受制于诉讼当事人收入水平、人们对司法评价的扩散效应以及司法与相对物的比较情况。     

我国司法活动评价机制与现代司法理念的悖离及其原因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原因,我国司法活动的评价机制与现代司法理念的内在要求存在着错位,在很多方面悖离了现代司法理念,从而加剧了司法信任危机。深入分析这种悖离及其原因,有助于探寻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并将司法评价机制纳入现代司法理念的轨道,以理念为视角去理性评价司法价值。     

常理的司法功能

在彭宇案和许云鹤案等焦点性案件中,法官以生活经验等常理为依据做出责任认定,引发了强烈的公众质疑。尽管如此,常理仍然具有重要的司法功能,在事实认定、法律解释、利益衡量和法律漏洞填补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常理的认定与司法适用依赖于法官的自由裁量,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确定性和主观性。在发挥常理司法功能的同时,我们必须通过注重逻辑和增强司法论证等方式限制常理对法律的消解作用。     

论司法改革与非正式纠纷解决机制的协调

司法改革必须对正式的纠纷解决机制和非正式的纠纷解决机制予以正确评估。当事人选择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纠纷解决机制受传统、纠纷的复杂程度、纠纷所要解决的事项是否合法和纠纷解决所需要的成本大小等因素的制约。司法改革必须对两者的分工及影响分工的因素予以仔细的考虑、权衡,对两者都充分加以利用。在当前,司法改革最应该利用的非正式纠纷解决机制是以名声作为基础的预防性和威慑性的系统。     

恢复性司法理念解读

恢复性司法是以传统刑事司法模式相对应而言的一种新型的刑事司法模式,同时恢复性司法也是一种理念。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出现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历程,在恢复性司法的框架内,主要存在着刑事和解和行刑社会化两种刑事司法方案。用经济分析的方法解剖恢复性司法理念,可以发现恢复性司法的效益价值,可以为实现犯罪控制效益的最大化,为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提供参考。     

论塑造罪刑法定的刑事司法品格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是经历了长期而又艰难的考验与争论后,在中国立法史上取得的阶段性胜利。然而,罪刑法定原则的真正最终实现却依赖其在刑事司法领域中的适用。目前,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司法适用中还存在着种种缺憾,为了克服罪刑法定司法化的障碍,其理想设计即是规则与解释和裁量的平衡适用。塑造其坚持在罪刑法定原则实际代价中的人权保障与罪刑法定原则框架下的社会保护相统一的刑事司法品格,从而树立起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法治领域内的权威,使其名符其实地成为刑事法律中的帝王规则。     

论司法认知

司法认知规则是证据法上一项重要的证据规则,具有免除当事人举证责任的效力。与他国相比较,我国关于司法认知的规定不仅零散、尚未形成体系,而且存在许多认识性的错误。我们认为,司法认知规则的运用紧密联系着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对司法认知规则的涵义、司法认知与相关免证事实的区别进行理论上的梳理极有必要;人民法院在认知过程中必须遵守合理的认知程序,以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环境保护的司法实践与展望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破坏问题已经日益凸显。虽然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做了诸多努力,譬如在法律领域已经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但是,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在司法领域,还存在着诸多问题。通过对环境保护司法实践现状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存在民法救济不足、保护利益单一、归责原则错位等问题,必须转变司法理念、强调可持续发展,奉行利益保护多元等原则,探寻在司法层面对环境保护的更有效途径。     

司法不公的原因与防治

司法公正是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 ,然而我国存在着的司法不公现象却相当严重 ,它影响了我们对建设法治社会的信心 ,也成为法制改革的核心。本文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司法不公的原因 ,试图寻找司法公正的途径 ,建议以司法程序为切入点进行司法改革 ,实现司法公正。     

论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

环境行政执法不仅能够节约刑事司法资源,而且有利于环境刑事司法的开展。环境刑事司法在相对减少环境行政执法的同时,也对其发挥着有效的监督作用。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对于预防和打击环境违法和犯罪行为至关重要。当前,环保立法衔接不足、证据转化存在困难、行政执法监督难以落实均阻碍着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为此,必须从健全刑事立法规定、健立证据转化规则、充分发挥检察监督权等方面进行完善。     

免予起诉是行之有效的刑事诉讼制度

近年来,法学界对免予起诉的利弊和存废问题存在着争论。一种主张废除免予起诉制度,或曰,过时;或曰,分割审判权;或曰,侵犯被告人权利。另一种主张保留免予起诉制度,对不足之处加以完善。我赞同后一种观点。本文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评价一种制度的利弊,应看它是否能够适合客观实践的需要,并在司法实践中是否行之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