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经济结构下的人口红利及其实现

本文介绍了人口红利的概念及其实现条件。通过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和经济环境变化的分析 ,论证了我国人口视窗开启的时间 ,分析了过去人口红利未能充分兑现的原因。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下兑现人口红利的途径是通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一方面利用城镇经济发展机会解决农村就业问题 ,另一方面延缓城镇人口老龄化 ,延长人口视窗开放时间 ,实现经济再次飞跃发展。完成劳动力的顺利转移需要政府在建设城乡间统一公平的劳动力市场上发挥重要作用。     

充分兑现人口红利 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经济发展和人口问题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离不开人口红利的贡献。人口转变过程的特殊性，使得中国的人口红利来得早，也去得快。如何抓住这短暂的历史机遇，如何挖掘人口红利的巨大效应，从而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这不仅是中国获得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迎接老龄化社会到来的当务之急。笔者认为，实现劳动力充分就业，消除城乡流动的障碍，提高劳动力素质，选择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应成为促进人口红利兑现的重要途径。     

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基于中日人口红利比较的视角

"人口红利"是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亚洲地区经济高速增长和工业化国家人口老龄化条件下经济增长,分别对应第一次"人口红利"和第二次"人口红利"。中国与日本相比,无论是经济增长模式还是人口转变模式,都有着极为相似之处,本文旨在通过对比分析中日两国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变化,借鉴日本人口红利期的经验和教训,为中国充分实现第一次人口红利、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提供参考。     

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

本文对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的概念、由来与数量界定进行了必要的理论阐述,构建了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的判别标准,对法国、日本与中国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演变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前景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对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相关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     

中国人口红利的空间流动及其经济效应

人口红利代表的是人口转变过程中能为经济增长提供额外优势的人口年龄结构,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在空间上的转移,会相应形成一种人口红利的空间流动。由于中国长期面临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人口红利的空间流动便产生了不同的区域经济效应。文章结合人口红利相关理论,对人口红利空间流动及其经济效应进行梳理与分析,并通过对人口红利在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做出的经济增长贡献及其变化差异进行实证研究,证明在人口红利式微的背景之下,存在由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口红利流动推迟了东部地区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的转变,东部地区较中西部地区的人口红利机会窗口期关闭得更晚,实现了人口红利的空间补偿,最大化地提升了人口红利的综合经济效率。而东部地区人口质量红利对人口数量红利的替代进程较中西部地区也依然处于领先水平。与此同时,文章也关注到东部地区吸收的人口红利于中西部地区而言则是一种人口红利的流失,使得中西部地区人口红利受到挤兑,扩大了各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基于这一现实状况,秉持着效率和公平兼具的发展观念,文章认为应通过强化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跨区域补偿机制及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

本文援引国际经验,把人口转变引致的不同人口年龄特征阶段看作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额外源泉,或人口红利;论证了通过高储蓄率、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低抚养比,中国人口转变对改革以来高速经济增长的贡献;揭示了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趋势,由此提出最大化促进就业是维持人口对经济增长正面效应的关键.     

城市化、人口红利与日本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20世纪60年代后,日本经济飞速发展,"人口红利"在经济增长重要战略机遇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作用的发挥离不开日本快速的城市化进程。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的"人口红利"逐渐式微并向少子老龄化社会迈进,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口红利的结束,居民储蓄、老年人再就业、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长或将推动"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出现。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其经济增长模式和人口转变模式与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都呈现出相似的情形,对日本的研究可以为中国未来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中国应充分利用当前的"人口红利"并促使"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延长人口红利作用期以保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     

市场制度、人口红利和中国的出口增长

基于1978-2014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市场制度、人口红利及两者交互项对中国出口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中国总体和东、中部地区而言,市场制度和人口红利促进了出口增长;对西部地区而言,市场制度和人口红利抑制了出口增长;其中中国总体和东、西部地区市场制度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人口红利的转变,而中部地区市场制度水平的提高反而抑制了人口红利的转变.分时期回归发现,市场制度对出口的影响趋势符合"N"型曲线,人口红利对出口的影响趋势符合"M"型曲线.市场制度对出口的影响程度始终大于人口红利对出口的影响程度.     

国内外思潮对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及老龄化危机的误导

西方印度因人口红利将超越中国说,无限夸大老龄化问题,将发展中国家人口问题最终变成了人口红利。文章评论这一思潮依据的若干西方研究,分析得出中国经济增长27%由人口红利贡献的国内研究存在严重瑕疵。分析指出,因未富先老中国老龄化效应必远弱于西方。迄今西方老龄化与增生失业而非劳动力短缺相伴随,这是经济转型期我国应真正引起高度关注的问题。文章认为从多方面看,随经济规模扩大,我国人口问题滞后效应明显进入充分展现期,人口政策如转向鼓励增加人口,将会是一次重大失误。     

人口红利真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吗?

作为衡量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一个概念与方法,人口红利近年来被越来越多地引到学术及日常生活的讨论中。然而,对这一概念的计算方法与基本假设仍需加以说明解释。在使用人口红利这一字眼或对人口红利表示质疑时,人们通常忽略了计算人口红利的方法及产生人口红利所必须的制度环境条件。对人口红利的计算方法的不解和对产生人口红利条件的忽视,导致了认为人口红利可以是源源不断的错误结论。本文对人口红利的概念与计算加以解释说明,讨论计算人口红利的假设对计算结果的影响,并强调人口老龄化所可能产生人口红利的制度条件,也基于对人口红利这一概念、方法的进一步介绍,对有关人口红利和人口老龄化的关系加以讨论。     

山东省人口红利的过程判断及其对经济增长作用研究

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出生率与死亡率下降初始时间与速度的不同步，后者先于前者发生。会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学家称这段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本文根据人口类型划分标准对山东省及其区域人口红利进行了过程判断，并通过计算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即劳动贡献率来显示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最后提出了充分实现山东省人口红利的途径。     

基于人口红利视角的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

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从人口红利的视角对就业难与用工荒并存的现象进行了分析,从劳动力市场、产业结构、专业设置、就业理念等不同层面揭示出产生就业难与用工荒的影响因素,提出社会层面要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国家层面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学校层面进行专业调整、学生方面则要进行观念调整等多种措施。这些措施不仅可有效解决就业难与用工荒的问题,而且还可因制度变革获得内涵式人口红利,实现社会经济的增长。     

中国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使得劳动负担逐渐下降,这对于储蓄水平的上升和劳动力投入效率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我国劳动负担比与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劳动负担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将提高1.06个百分点,在过去的30年里劳动负担降低累计带来的经济增长占总增长的27.23%。通过计量检验证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所产生的促进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是存在的。由此我们推断,由于未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向人口老龄化,劳动负担逐步上升,这将会对未来的经济增长造成制约。利用未来10～20年时间较轻的劳动负担的机遇期,我们应当建立良好的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以及制定积极的人口政策,调整当前生育政策、适时执行宏观经济政策(劳动就业政策)来应对已发生的、正在进行的人口变动,使我国的经济继续保持强有力的增长态势。     

人口红利的经济社会代价与可持续发展

本文分析了人口红利背后的经济社会代价，意在提请人们注意，人口红利是一把双刃剑，在看到人口红利好处的同时，也要洞察其背后的隐患，不能盲目乐观。我们的真正目的不是要事受人口红利，而是要摆脱对它的依赖。只有利用好人口红利期，在人口机会窗关闭前积极求变，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Demographic Dividend,Population Aging and Raising the Retirement Age

China’s low fertility combined with increase in average life expectancy is leading to disappearing demographic dividend and population aging crisis. In this case, we may have a policy choice to raise the retirement age. Because the disappearing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gradually and the reversal of labor supply and demand may be the driving force of raising the retirement age, and the payment crisis of pension system which caused by the population aging may be the pulling force of raising the retirement age. If we consider the impact of this policy on urban employment and the laborheterogeneity in current conditions, we should carry out the practical policy which raise the retirement age slowly progressive and gradually.     

低生育水平下的甘肃人口特征

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在一定时期持续处于低生育水平,虽然对控制人口的绝对数量能起到很好的作用．但同时也会产生一系列的人口和社会问题,例如：对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对人口再生产的影响、对人口红利的影响、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等．这些日益显露出来的问题．在某个领域某个阶段已经给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一些不利影响,伴随着生育水平的持续下降,可以预计将来还会出现新的社会问题。     

中国农业“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基于随机前沿模型的检验

本文运用了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根据全国三十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1990—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利用率进行了估算。主要估算结果包括：1、中国农业劳动力利用率增长显著,从1990年全国平均68．1％上升到2009年全国平均84％。这说明我国农业劳动力虽仍有剩余,但向其他产业转移空间已经不大。如果延续目前劳动力利用率的增长速度,“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将在几年内消失;2、各地区的劳动力利用率及其变动趋势有明显差异,表明不同地区对“人口红利”的贡献有所不同：3、在1990—2009年期间中国农业产出的平均就业弹性趋近于零。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Households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The Case of Rural Ghana

The recent years witnessed a sharp drop in China’s demographic dividend; therefore, some reform measures about China’s fertility policy have been adopted to optimize population structures and to maintain demographic dividend. However, our simulation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new two-child fertility policy cannot effectively deal with population ageing, and that China’s fertility policy needs further adjustment. Specifically, we find that the new two-child fertility policy will deteriorate demographic dividend before 2050, through combination of simulation results and formula derivation. Aiming to stabilize demographic dividend at ideal range all the time, we build nonlinear integer programming model to propose an appropriate reforming path for China’s fertility policy. Then, we simulate and compare demographic developments under the proposed reforming path with those under three possible fertility policies: one-child, two-child and no fertility restriction, verifying that the proposed reforming path has better performance on stabilizing demographic dividend than these three fertility policies have. Finally,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upper bound of research interval is conduct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the upper bound on proposed reforming path. Based on these results, we suggest that China should continue to execute current strict fertility policy before 2032, then begin to relax it gradually especially during 2036–2041, and completely cancel fertility policy after 2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