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砚书屋随笔——笔误与错误

2008年第12期《书法》杂志“读者来信选摘”刊出天水市秦泽宇先生“近日读第十期《书法》发现一些问题，总结出来寄予贵刊。”秦先生发现的第一个问题竟出自我的一篇文章，他说：“在董建先生《清代印人姜炜小考》一文中，其所引用《读印人传》中语‘摹印规樵自先秦，两汉而下，靡不肆力焉’。读时觉极不通畅、明了，何谓‘规樵’遂翻检中国书店所出《篆学丛书》下册《读印人传》中相关内容，原来此处非‘规樵’而是‘规樵’，查《艺林楷则》及《康熙字典》知‘樵’即‘模’字，如是则文句之意可明白，即‘师法’之意。”     

史的厚重与思的深邃——读罗维《百年文学：匪类叙事研究》

近年来，我们在《中国文学研究》、《湖南大学学报》、《求索》等刊物，不断读到罗维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匪类叙事的研究论文。2009年5月，以“百年文学之‘匪’色想象”为题，罗维获湖南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2011年3月，以所撰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经过较大修改，她又推出新著《百年文学：匪类叙事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细读该著，我们认为，它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选题重要，角度新颖。英国历史学家韦尔斯认为，“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中国著名学者陈平原强调．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无法绕开“大侠精神”。     

事实与共识

这几年,台湾文学界出现一种值得警惕的倾向:有的作家、评论家在谈论台湾文学时,总是不适当地强调所谓“独立性”、“自主性”,而否认“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1988年,羊子乔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让我们自己来》的文章,对我的《台湾现代文学简述》一书提出“质疑”。他认为:“台湾文学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性”,在台湾,“中国、日本文学是台湾文学的一部分”,而我却站在“有利于‘中国统一’的立场,来从事台湾文学的研究”,“视台湾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视台湾文学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因而是“大中国沙文主义”。     

宫体诗新论

在我国文学发展的长河中，曾出现过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宫体诗．它不仅以女性为描写中心，而且从总体上表现出鲜明的“重色”观念．故而后世文学史家每每提到宫体诗，则多加否定．以辩证的观点，重新审视宫体诗，作出一个恰当的评价，就显得尤为必耍．本文试就这一问题加以探讨．何谓宫体诗？它起于何时？据《梁书·徐传》中言；“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梁书·简文帝》言萧纲“雅好题诗，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作’．”《南史·梁本纪下论》…     

“诗言志”新探

“诗言志”出于《尚书·尧典》，朱自清先生认为这是中国历代诗论“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辨序》，对后来的诗歌理论有深远的影响。郭绍虞先生的《中国代历文论选》对“诗言志”又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与论述，他说：“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诗人的‘志’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无不受阶级地位的制约。人们通过言‘志’的诗，也就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社会。古人对这一点没有作出明确的阐述，但已意识到诗的这方面的作用。《礼记·王制》云：‘命太师陈涛以观民风。’《汉书·艺文志》云：‘《书》日：‘诗言志，歌永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     

“终结”前的赘语──向杨曾宪、陆梅林诸先生请教

我十分赞同杨曾宪先生在《关于美学方法、学科定位及审美价值的几点浅识──兼向陆梅林、朱立元先生请教》①一文中提出的一个观点：在马克思美学思想研究中，随着陆梅林先生《＜巴黎手稿＞美学思想探微──美的规律篇》②一文的发表，特别是对《手稿》中关于两个“尺度”与“美的规律”一段论述的重译与辨折，“国内学者继续从‘两把’不同‘尺度’角度对‘美的规律’推演的努力，可以从此终结”了。然而，这并不等于同意为“终结”论打上句号的一些“盖棺论定”性结论。现求教于杨、陆两位先生和广大读者、研究者。众所周知，《１８４４年…     

“不……不……”在假言判断中的作用

对于“不‘…··不……’”在假言判断里起什么作用，历来有不同的认识：一认为“不…。··不……”是必要条件假言判断的联结项。如李福化先生在《逻辑辅导》第四章第5“页中写道：“在日常语言表达中，必要条件常用：‘只有……才……’‘……不…··就不·’…·’，‘没有……没有……’等来表示。”持相同看法的还有金岳霖先生①、王道君先生＼徐光斗先生o和中国人民大生哲学系逻辑教研室编写的《形式逻辑》等。二、将“不……不……”只看作假言判断前件与后件中性质判断的否定联项，而不是复合判断的联结项。持这种认识的有李ly．…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

“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的研究,自从“文化大革命”收场以后,特别是进入八十年代以后,一直在进行中.不但报刊上经常有有关论文,一些当代文学史、文学思潮史著作均辟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的专章加以陈述,而且、最近还出版了一本题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的“长篇纪实报告”,“报告”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文学现象,受到广泛注意.据我所知,有的学者正在搜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资料和文学资料,准备做深入研究,撰写有分量的专著.这些情况表明,国内学术界还是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放到一定地置上来加以对待的.不过,这不能说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够了.不,恰恰相反,是很不够!在新时期,当代文学研究有一个特点,也可以说是缺点,那就是文学研究工作者的兴趣和精力基本上投放在新时期文学或“后新时期文学”上面,相比之下,“十七年文学”和“‘文革’十年文学”的研究则相当薄弱,或者说是不成比例.我所工作的单位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当代文学室曾经多次讨论“分工”问题,想要明确谁来搞“现状”,谁来搞“史”,讨论来讨论去,始终弄不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来.说白了,就是没有谁愿坐在冷板凳上去进行“十七年文学”和“‘文革’十年文学”这种“史”研究.这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说     

不“爱惜羽毛”的胡适

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有一次他问李宗仁对胡适的看法．李说：“适之先生，爱惜羽毛。”这位胡适的弟子也同样认为“胡先生在盛名之下是十分‘爱惜羽毛’的。”胡适本人在1922年曾反诘道：“有人说我们‘爱惜羽毛’……我们若不爱惜羽毛。今天还有我们说话的余地吗？”在时隔二十年的1947年．他在日记里明确写下了“我不是爱惜羽毛的人”。     

大文学观与文学史研究的文化转向

一 2000年底，杨义先生提出他的“文学三世”说，认为“古代文史混杂、文笔并举，奉行的是‘杂文学’观念；20世纪接受西方‘纯文学’观念，把文学祛杂提纯，采用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分法；到了世纪之交，文学开始怀着强烈的欲望，要求在文化深度与人类意识中获得对自己存在的身份和价值的证明，从而逐渐地形成了一种‘大文学’的观念。”他在文中对大文学观进一步阐释道：“文学在中国，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一个向其他人文学科开放的系统。……这种文学（即杂文学）称谓未经近代纯文学观念的洗礼，自然流于驳杂。     

“牛若丸”的语源

编辑同志: 无意翻得贵刊七九年第三期即加陵先生《日本人姓名的历史、特征及动向》一文,读后颇有所得。但文中“…象‘牛若丸’这个名字、本来是京都一个叫‘牛若丸’的小个子把五条桥外号‘拦路虎’的坏人大个子打败了,所以过去有人给男孩起名叫‘牛若丸’表示勇敢,但至今天,     

《何光岳研究》序

我担任主编的《云梦学刊》从1990年起开办了一个栏目叫做“当代学者研究”。“当代学者研究”展开对当代著名学者的个案研究,类似于“学案体”（张岂之在发表于《云梦学刊》2003年第4期的《学术史与“学案”体》中说：“所谓‘学案’实际就是学术史”）,这是当代学术史研究中的重要组织部分。“当代学者研究”栏目从2003年第1期起改版为“当代学术史研究”栏目。该栏目主要包括如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宏观的学术史研究。     

《天妃娘妈传》作者吴还初小考

明人小说《天上已娘妈传》（又名《天妃济世出身传》），中土久佚，日本双红堂藏有明万历建阳乡。1本。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此复印本出版了黄永年先生的标点本，作为《中自古典小说研究资料丛书》的一种，作者标明“［明］吴还初”，其余米详。书前的黄永年先生《校．点说明》中说：“上卷卷首题‘南州散人吴还初编，昌江速士余德年校，潭邑书林熊龙峰择’。下卷卷尾有‘万历新春三岁忠正堂能氏龙峰行’o行牌记。”1990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也记作者为吴还初，但版记“万历新春三岁”作“万历新春之岁”。《…     

在历史中发现“文学性”

<正>2023新年伊始,近年来活跃于批评界的《当代文坛》杂志推出专栏,再度提出“文学性”的问题。张清华在《为何要重提“文学性研究”》一文中这样开宗明义：“为什么要重提‘文学性研究’？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假命题。什么是文学性研究？世界上有一种纯粹的、有明确界限的、专门意义上的、排他性的文学性研究么？显然没有,如果有的话,至多也就是‘文学研究的文学性’这样一个问题;还有,如果换一个角度看,或许文学性研究又是一直存在的-假如它不是被理解得那么绝对的话。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图景——评《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

南京大学中文系许志英、丁帆先生主编的《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人民文学出版社 2 0 0 2年 5月出版 ,以下简称《主潮》)高度肯定了“现代性”之于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学术价值 ,认为“二十世纪文学史”所体现的“现代性”诉求“作为判别一个世纪以来文学发展的整体价值框架体系” ,“是半个世纪以来文学史断代分期方法的一大进步”。 (上卷第 2页 )显然 ,《主潮》是认同“现代性”这一价值系统的 ,并以此来统领和观照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各种思潮。在章节的编排上也围绕并体现了这一点。例如 :“从‘伤痕’到‘反思’”(第一编 ) ,揭示新时期知识…     

略论宋代寿词的历史流程

宋代有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寿词特别发达，虽然也有人视此为畏途：“难莫难于寿词，倘尽言富贵则尘俗，尽育功名则谈佞，尽言神仙则迂阔虚诞，当总此三者而为之，无俗忌之辞，不失其寿可也．”“寿曲最难作，切宜戒‘寿酒’喀香’‘老人星’千寿万岁’之类．须打破旧曲规模，只形容当人事才能，隐然有视项意方好．”“然而，宋代诗词创作者对这一领域却情有独钟．《全宋词》中，从题序中标明“祝寿”“庆诞辰”“生日”等字样，经判读可确定为寿词的达1860首．无此类标志而经判读可确定为寿词的约694首，两项加起来达2554首，约占《全宋词…     

中国当代文学精神的律动

回眸20世纪的中国,岁月峥嵘,风雷激荡。作为时代晴雨表的文学,敏锐地感触着社会和人生,创造了多姿多彩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50年,秉承着前50年文学的两种精神,那就是“五四”文学精神和延安文艺精神。这两种精神的交错和沉浮消长,使中国当代50年文学呈现出不同的历史风貌。根据不同的历史风貌,当代50年文学表现出鲜明的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49年至1966年,通称为“前17年”;第二个阶段,从1966年至1976年,通称为“‘文革’10年时期”;第三个阶段,从“文革”结束后1978年算起至1989年,通称为“新时期文学”;从1989年至今,我认…     

对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反拨

民族自我中心主义是我国历史上的一种顽固的思潮。孙中山先生曾经形容：“自称‘堂堂大国’，声名‘文物之邦’，其他各国都是‘蛮夷’。以为自己居世界之中，所以将自己的国家叫做‘中国’。”（《孙中山选集》第649－650页）当地理中心论被西方列强的大炮打破后，便有文化中心论继起。“中国之杂艺不逮泰西，而道德。学问、制度、文章则更然出于万国之上。”（邵作舟《邵氏微言·译书》）西方有“物质的重心’，而东方有“精神的重心”（陈立夫忡西文明的特质与新文化的创造》）。所以“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梁漱仅《东西文…     

鲁迅论儿童教育

鲁迅先生不仅是一位伟大的义学家、思想家，而且还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他非常重视儿童教育，认为儿童教育关系到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他认为，看看现今“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况”（《热风·随感录二十五》）．鲁迅先生主张“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的精神，给儿童合情合理的教育，使他们“将来成为完全的人’（《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他认为，儿童不仅应有健康的身体，‘市耐劳作的体力，，而且过应有健康的精神。“毫没有被压迫得赢头瘟脑”，“温文尔雅，不大言笑，不大动弹”，“仿佛一个…     

一个研究“文革”的新思路新方法——金大陆教授访谈录

【编者的话】金大陆先生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切入，扩展了“文革”研究的新领域。他撰写的《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一书就是这一研究的硕果。它不但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文革”研究的新思路。为此，《记忆》主编、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启之对金大陆先生进行了采访，同时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光耀也接受了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