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挤压对农村流动男性养老意愿的影响——基于压力应对理论的分析

我国农村持续的性别失衡带来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对家庭养老造成不利影响。本文利用2009年福建省X市的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基于压力应对理论分析主客观婚姻挤压对农村流动男性养老意愿的影响。分析发现,在面对未来养老压力时,客观存在的婚姻挤压现状比主观遭受婚姻挤压更能构成养老压力源,大龄未婚男性拥有的养老资源少于已婚男性,因此大龄未婚男性更容易采用消极的退行方式应对养老,即不为养老做任何准备。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婚姻困境:基于性别不平等视角的认识

大龄未婚男性的婚姻困境是在中国农村普婚制社会下长期存在的现象。文章利用全国性的专项调查、主流媒体报道和实地调查数据,从婚姻市场上的性别不平等视角来研究农村大龄男性的婚姻困境。宏观数据分析显示,用性别结构失衡来解释农村大龄男性的婚姻剥夺显得原发性因果关系不强和实证性不足,而简单地以贫困概括农村大龄男性婚姻困境的主因并没有充分考虑婚姻的本质和功能。基于性别不平等的理论视角和实证研究,认为婚姻市场上性别不平等对贫困男性婚姻困境的影响远比人口性别结构失衡的影响更为直接和重要,农村大龄男性的婚姻困境具有独立于个体内因的社会经济结构性的成因。     

儿子与女儿：中国农村的婚姻形式和老年支持

本文应用湖北松滋的调查数据 ,研究中国农村子女的性别与婚姻形式和子女为父母提供老年支持可能性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 ,子女的性别和婚姻形式对子女为父母提供经济和家务帮助的可能性有显著的影响 ,但对提供农活帮助的可能性没有影响。据此 ,本文发现在松滋这样一个历史上嫁娶和招赘婚姻都被广为接受和实行的地区 ,女儿和儿子、嫁娶婚姻夫妻和招赘婚姻夫妻的养老功能基本上是相同的。本文最后讨论了研究结果对解决农村社会与老年保障和男孩偏好相关问题的积极意义。     

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安全性行为倾向的影响因素：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研究

本文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研究了受到婚姻挤压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安全套使用倾向的心理因素和社会人口统计因素。数据来源于2008年8月-9月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在安徽JC区开展的＂农村大龄男性生殖健康和家庭生活调查＂。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积极的互动态度、较高的性伴规范,较高的知觉行为控制和首次性行为中使用了安全套的经历与大龄未婚男性安全套使用倾向显著正相关。此外,较小年龄组的未婚男性更倾向于使用安全套。本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安全套使用机制,能为促进农村地区安全性行为的干预项目提供理论借鉴和支持。     

大龄未婚对农村男性主观福利影响评估研究——来自CGSS2010的经验证据

利用CGSS2010调查数据,本文应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处理婚姻状况自选择效应,定量评估了大龄未婚对我国农村大龄男性主观福利的影响.在反事实概念框架下,大龄未婚对我国农村男性有着不显著的负面影响.可能的解释是,幸福的婚姻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资源保障,仅靠婚姻本身难以显著提升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主观福利.在努力降低性别比例失衡的同时,有必要出台政策改善农村大龄男性社会经济状况以提高他们的主观福利.     

中国城乡迁移对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基于社会性别视角的研究

中国城乡迁移带来的家庭结构的改变有可能影响中国农村传统的家庭观念和养老方式。文章利用深圳市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深圳市外来已婚农村打工者的性别因素对流动后其对仍生活在农村的父母及配偶父母的经济支持的影响。结果显示,男女打工者在流动后都增加了对父母的经济支持,但女性打工者在流动后更可能增加给配偶父母的经济支持。这一结果说明,依靠儿子养老的传统养老模式仍然占主导地位,但外出打工女性正在缩小这种社会性别差异。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冀北地区调查为基础

利用2010年冀北C县农村调查数据,借鉴生活质量的概念和研究框架,分析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生活质量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与已婚男性相比,未婚男性的客观生活质量和主观生活质量均明显偏低;居住方式和父母在世情况显著影响他们所获得的生活支持,工作、收入和社会保障显著影响他们的经济满意度;年龄、生理、心理和收入是影响未婚男性生活总体满意度的重要因素。经济满意度和生活总体满意度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社会交往满意度和生活总体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分析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生活质量有利于把握其生存状态,也有利于理解其对社会公共安全的影响。     

中国男性婚姻挤压的态势与特征——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并结合第四、五、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面分析近年来中国男性婚姻挤压的态势与特征。研究表明,男性婚姻挤压现象及其后果已全面显现：2010～2020年全国婚龄人口性别比急剧升高,预计2036年将升至峰值116.13;与以往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不同,当前经济发达且城镇化率较高地区的未婚男性过剩现象也逐步显现;男性婚姻挤压导致男女两性间初婚水平和模式的差异巨大,男性初婚概率较女性明显偏低,未婚男性成婚期望年数大幅增加;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规模始终较大、比例始终较高,城镇大龄未婚男性群体也日益凸显,2010～2020年45岁及以上城镇未婚男性由176.04万人增至387.77万人;大龄未婚男性的经济资源相对匮乏,对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依赖加重,在老年阶段处于不健康状态的比例上升且独居比例较高。     

照料留守孙子女对农村老年人养老支持的影响研究

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调查数据,采用随机效应模型,研究农村老年人提供孙子女照料对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研究发现不管对儿子还是对女儿,提供孙子女照料都会加强其对老年父母的代际支持。但是子女与老年父母居住距离的差别,造成照料孙子女作为结合家庭的中心资源所起到的作用有所不同。其中由于儿子被寄予养老的主要责任,与老年父母代际交换关系受居住距离的影响更大。老年父母与儿子之间的服务性(生活照料)互惠关系随居住距离的增加而增强,但情感回馈则被削弱,且老年母亲通过向儿子提供孙子女照料得到经济回报的互惠关系强于老年父亲与儿子的互惠关系。老年父母向其子女提供孙子女照料帮助符合合作群体模式下交换的目的是增强回报能力的原则。     

农村不同婚姻形式下家庭财富代际转移模式的初步分析

本文应用父母投资回报假说 ,利用湖北省松滋的调查数据 ,分析了农村不同婚姻形式下家庭代际财富转移的模式及其形成机理 ,揭示了婚姻形式与家庭财富代际转移模式的密切关系 ,说明了招赘婚姻在农村家庭养老方面的积极意义。     

中国农村老年人养老规划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制定养老规划是农村老年人积极应对养老风险的重要举措。利用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2018年数据,文章分析了农村老年人的养老规划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发现约34.6%的农村老年人实际有养老规划,约13.8%的老年人误判了自身的养老规划状况;现金储蓄是农村老年人的主要规划方式。相比农村居住的非留守老年人,农村留守老年人和进城农村老年人有养老规划的比例更高。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收入对其是否做养老规划既存在显性影响,也具有通过养老观念的中介作用而表现出的显著的隐含影响。在养老责任观念的中介作用下,认同由政府和社会承担养老责任的养老观念会促使有劳动收入、子女给予经济支持和有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老年人做养老规划的可能性下降。     

财政扶持政策对西部地区农民参加新农村合作医疗的影响——基于自然实验的研究途径

本文将对西部农民参加新农村合作医疗的财政扶持政策的实施作为一个自然实验,应用微观经济计量方法分析了财政扶持政策对西部农民参加新农村合作医疗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与2004年相比,2006年西部农民参加新农村合作医疗的概率增加了96.46%,说明针对西部农民参加新农村合作医疗的财政扶持政策作用效果显著。     

农村儿子、女儿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差异研究

利用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组织的家庭及生育状况研究调查数据,采用固定效应的Logistic模型和多元回归模型,研究农村儿子、女儿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差异。结果发现,尽管农村中女儿比儿子更有可能对老人进行正向经济支持,但在对父母进行正向经济支持的人中,儿子对老人的经济支持力度仍然比女儿大。在控制了一系列微观个体特征、中观家庭特征和宏观区域特征后,对老人的经济支持力度的性别差异越发明显。在我国农村,儿子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力度仍然显著强于女儿。     

关于贫困地区农村家庭养老问题的思考——以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张老庄村为例

家庭养老是目前我国贫困地区农村主要的养老保障形式。对甘肃省镇原县张老庄村家庭养老现状的研究表明,农村老年人在经济来源、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方面对家庭和子女的依赖性较强,尽管家庭养老的保障水平较低,但老年人对家庭养老的满意度较高。笔者从历史、文化、经济、制度等方面对家庭养老长期存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指出了新时期家庭养老的诸多弊端,提出了家庭、社区、社会三位一体的养老模式。     

农民工的流动儿童生存环境与就学的相关分析

本文从湖南省湘潭市部分农民工的流动儿童就学状况出发,对其生存环境与就学率及学校取向影响作了简要分析,得出几点结论:其一,以户籍为基础的教育财政体制是农民工的流动儿童就学难的根源,有必要建立与人口流动性相配套的财政投入机制来解决教育经费的区域划拨矛盾;其二,农民工流动性过强、公立学校借读费过高以及文化教育程度的限制导致了流动儿童失辍学率居高不下,政府应当逐步弱化按教育成本投入确定的入学收费制度,通过继续教育来提升农民工家长的文化素质,为孩子创造相对稳定宽松的学习环境;其三,民办学校办学资格的缺失及城乡歧视形成的心理负荷导致流动儿童教育质量低下,政府应当渐近性地完成民办学校合法化整改工作,在城市主导价值观念下加速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合过程。     

Sociodemographic and Health Profiles of the Oldest Old In China

Unique data from a 1998 healthy longevity baseline survey provide demographic, socio‐economic, and health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ldest old, aged 80–105, in China. This subpopu‐lation is growing rapidly and is likely to need extensive social and health services. A large majority of Chinese oldest old live with their children and rely mainly on children for financial support and care. Most Chinese oldest old had no or very little education. Ability to function independently in daily living declines rapidly and self‐rated health declines moderately across the oldest old ages. As compared to their urban counterparts, the rural oldest old have far less pension support, are significantly less educated, and are more likely to be widowed and to rely on children for support. Apart from higher rates of survival, the female oldest old in China are far more disadvantaged than the male oldest old.     

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经济支持能力研究

老农保的失败让人们对新农保充满期待的同时也存有几分担忧，他们担心农民的经济承受力。更怕财政不堪重负。为坚定领导层试点、推广新农保的信心和决心，加快新农保发展步伐，本文在测算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经济负担的基础上，对农民个人和政府两方面的经济支持能力进行分析，认为只要制度设计合理，农民个人和政府是有能力承担这部分支出的。     

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的评估与建议

在部分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养老制度试点一年多后,运用在贵州、湖北、河南和江苏四省试点地区的调查资料,从群众对政策内容的认同、对政策运行过程的看法、对政策效果的认同和对政策的信任度等方面,对奖扶制度进行评估。总体而言,奖扶制度是一项受到农村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赞成的政策,政策的运行机制是一项很有价值的创新。但政策中有关奖扶对象的确认标准和对象的认定程序等还有待完善。     

Family size and support of older adults in urban and rural China: Current effects and future implications

Change in China's age structure is creating concerns about whether reductions in family size undermine traditional support mechanisms for older adults. Future generations may expect less support as the availability of children declines. In this articl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number of children and the receipt of instrumental and financial support is examined for rural and urban populations. Probabilities are modeled as bivariate probits. Coefficients are used to conduct simulations in which support is examined across hypothetical distributions of number of childre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umber of children is an important determinant of support, but future reductions in support may not be as dramatic as anticipated.     

农村妇女对子女的效用预期与其男孩偏好的关系

文章利用中国人民大学2010年相关调查数据从经济、照料和文化三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农村地区妇女对孩子未来效用的总体预期和分性别预期,以及这种预期效用的性别差异与人们的强性别偏好之间的关系,并得出以下结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口流动的频繁,人们目前对子代的养老效用预期在经济和居住方面已经很低,但在生病照料和赡养、传宗接代方面期望依然很高;人们对男孩和女孩的预期各有侧重,依然体现了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认知;人们对孩子效用预期的性别差异与人们的性别偏好呈显著正相关,尤其体现在老年照料、赡养责任和传宗接代等方面,代际经济支持已经不再是影响人们男孩偏好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