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众化”到“文艺大众化”——“战争”语境中“文艺大众化”生成的话语逻辑

"文艺大众化"是上世纪30、40年代大众话语的核心部分,其话语言说经历了从"大众化"到"文艺大众化"的嬗变过程,是一场从政治领域到文艺领域的话语实践。实际上,"文艺大众化"是借助文艺的工具达到"政治动员"的目标,也即完成对知识分子改造的"新启蒙"任务。这样一来,"文艺大众化"的生成就遵循着从政治领域到文艺领域,然后再指向政治领域的话语逻辑过程。     

从“社教”到“四清:”国家—农民的互动建构

"社会主义教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运动,"四清"是从群众对基层领导干部进行经济清查而发展形成的从经济为主的"小四清"到政治思想为主的"大四清"的运动。从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国家政治话语,经过把农民政治话语"四清"纳入国家政治话语"社教",最后逐渐发展为"四清运动"国家政治话语,这一发展历程构成了一个典型的政治话语的互动建构模式。本文以此为基础,分析从"社教"到"四清"的国家建构农民、农民建构国家的互动建构过程。     

从“独白”走向“对话”:当代道德主体话语的范式转换

道德是一种"自我"与"他者"相融合的存在,具有"工具性"与"价值性"等多重意义。道德主体话语的范式主要有"独白"和"对话"两种。当前道德主体话语陷入了"人"的遮蔽、"善"的迷失、"言"的缺场等"独白"式困境。道德主体实现"对话"式诉求,使"人"的遮蔽转向"人"的复归、"善"的迷失转向"善"的确证、"言"的缺场转向"言"的出场,是当前道德主体从"独白"走向"对话"的话语转换的可行路径。     

大众文化视阈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变”与“不变”

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一方面使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话语主体的双重化、话语符号的狂欢化、话语内容的复杂化等;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根本性质却保持着相对稳定,如合法性、科学性、主导性等。应正确认识大众文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变"与"不变",既准确把握"变"中之"不变",又坚持以"不变"应"万变",与时俱进、创新求变。     

当代中国纠纷解决的三种话语及实践探析

引入"话语"概念,"道德话语""政治话语""法律话语"可以作为当代中国纠纷解决的三种话语。"道德话语"是以中国传统思想为指导、以儒家伦理中的"礼"为中心建构起来的、强调实质正义的话语体系;"政治话语"是由中国共产党缔造的、为了一定政治利益和政治目标并经历了共产党建设到国家建设演变历程的话语体系;"法律话语"是以保障现代社会"权利—义务"关系为核心、以国家制定的法律规则体系为导向、强调程序正义的话语体系。在中国社会转型期,三种话语指代了三种不同的合法性生成系统,并呈现出"显性分化"与"隐性冲突"两种相貌。这就要求我们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探寻三种话语之间的关系协同与权威配置。只有符合中国本土文化的法治建设,才能持久运行,发挥作用。     

西方“他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身份探询

"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一方面从知识生产-话语竞争的自由空间汲取了诸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学术独立和批判精神等现代知识分子言说和身体建构的资源,但另一个方面则直接继承了传统"士"的教化者身份资源,借道德思想文化的正当性召唤来寻求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根本解决".这样,他们把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和批判精神等理解为一种道德精神,而不是把它们理解为现代知识生产一话语竞争的自由空间的社会制度安排,他们对"根本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启蒙"设定,也就主要不是勇敢使用理性的知识论启蒙,而是教化式的道德启蒙,将"致良知"凌驾于理性知识之上.危及中国现代"启蒙"的并非"救亡",而是其内在的"教化"理路.20世纪中国文化言说者的身份与西方文化言说者的身份之问的差异,实际上是"牧师话语"与"立法者话语"之间的差异,他们之间的话语竞争主要是"牧师话语"与"立法者话语"之间的竞争.这就造成了中国文化的自身言说长久地笼罩于西方"话语霸权"的辖制之中.     

“政治正确”与美国文化马克思主义

"政治正确"是美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关键词,指在学术观点、政治、社会生活中遵循扶持弱势和边缘群体如黑人、妇女和同性恋,尊重各少数族裔文化即多元文化主义的"总路线"。"政治正确"在美国开始于1960年代,是左派运动的产物,自198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话语。"政治正确"在美国曾引起社会和学界的广泛争议,它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坚守社会道德底线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美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从政治实践向文化领域的退守。     

论“京派”与“海派”创作的话语边缘性

20世纪30年代,"左"倾政治话语借助社会的中心主题———革命,成为时代的权威话语和主流话语。"京派"与"海派"对文艺功能的认识、对文艺表现内容和表现形式的要求,都与左翼主流作家有较大差异,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注重文学审美价值的文学性话语。这种话语显然具有一种边缘性特征,不可能被时代普遍认可与接受。     

“经济人”道德状况的历史性

人们对"经济人"范畴是否具有道德性的问题众说纷纭.实际上,理论源于现实、是对现实的反映.要弄清理论上的"经济人"是否具有道德性质的问题,必须首先考察现实历史中从事经济活动的"经济人"的道德状况,我们看到,现实的"经济人"的道德状况经历了一个阶段性的历史变化.     

李泽厚的“两种道德论”述评

李泽厚有关伦理学的思想,是以"两种道德德论"的区分为中心、为主体的。李泽厚"两种道德论"的主题是受到了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一书的牵动而发展出的一个结果。这就从一开始决定了,"两德论"要解决的不是伦理学和个人道德问题,而是政治哲学和政治价值的问题。他的"两德论"在概念上区别了"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他所关注的是,现代的社会性道德如何确立,其基本思想是中国古代儒家把两种道德合二为一,现代社会必须把两者拆分,使现代社会性道德独立发展。由于他讲的现代社会性道德主要包含的是政治社会价值,所以两德论的趋向最后指向的是政治哲学的讨论,而不是真正的道德论。     

文学批评何以会“精神涣散”和“小圈子化”

当前的文学批评缺乏思想资源和共同的目标、缺少献身事业的冲动和热忱，声势和影响力都大不如前。这种“精神涣散”致使批评的操作日益“小圈子化”。要理解这一现象，视野就要超出从文学批评内部和批评家个人道德操守上寻找原因的思维定势。印刷术的传播，激发了人类对思想阐释的热情和追求真理的兴趣，也使人类对自己的认识能力、自己主宰自身命运的能力及其无限的创造力充满了自信。而文学批评的魅力和热情，就来源于对人类必将获得自由和解放的坚定的理想信念、来源于对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梦想。自20世纪90年代始，随着肇始于启蒙的有关“远大前程”的乌托邦想象的逐渐幻灭和消费社会的崛起，文学也经历着由“重”而“轻”的变化，这使得一向借助于启蒙话语和大叙事理论的光源而熠熠生辉的文学批评必然无法摆脱萧条的命运。没有对时代困局的深刻体会和洞察，“精神涣散”和“小圈子化”倾向的讨论就会是一个永远难以谈清说透的伪问题。     

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载入宪法的思考

根本政治制度是我国政治制度的特定用语，指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个是我国的根本大法，一个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如何进一步认识和发挥根本大法对根本政治制度的规范、保障和促进作用，这是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进程中，需要深入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应当以修宪的方式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载入宪法条文，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强有力的宪法保障。     

试论中国共产党对苏区民众革命政治意识的培育

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苏区民众的革命政治意识如革命热情等远远不能满足革命的需要。为加强苏区民众革命政治意识的培育,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开展了旨在提升群众革命政治文化水平的教育运动;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苏维埃民主选举运动。由此,坚定了民众的革命理想,增强了民众的阶级国家意识和对革命战争的认识,从而为打破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巩固苏区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论政治话语下新时期小说中的死亡美学

从政治话语下死亡的符号化、死亡的人性化,再到死亡的苦难表述出发,阐释了政治话语下死亡的美学含义,发现了作家一方面对死亡本质具有了人性化的理解,并试图在审美领域上作新的尝试,另一方面又难以摆脱主流话语的束缚,在死亡叙事上仍然保持有功利性地再现宏大的历史境遇的传统观念。     

论“童心论”批判

"童心论"批判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儿童文学界的一场大规模的批判。它使五十年代以来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中非学术性的政治批判现象达到了新的狂热程度。在对"童心论"的批判中儿童文学的特殊性、儿童文学的题材和儿童文学观是被批判的中心,其中儿童文学观即"童心论"被称为资产阶级的"儿童本位论"。批判在此基础上将陈伯吹的文章和作品上纲上线,是一场非正常的文化批判。仔细审度这场批判就会发现,批判的出现既有时代背景因素,也有无法辩证看待艺术创作中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关系的因素,更是一场文学理论研究基础上的,对儿童中心主义、儿童本位论理论和思想的肃清和批判。正确认识这场批判,挖掘"童心论"的实质和价值是对儿童文学发展规律的有效探索。     

亚里士多德幸福思想中的“善”与“德”——以《尼各马科伦理学》为例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幸福与"善"、"德性"、"城邦生活"紧密联系;是一种合乎德性的善(好)的生存状态。他一方面强调作为优秀品质的德性对于幸福的前提性意义,另一方面更崇尚人的"德性的实践"作为幸福的有效途径。     

龙舟文化等同政权符号——屈原崇拜与竞渡之国际比较

具有悠久历史的华夏龙舟文化,已成为政权象征的一种代名词,同时亦是屈原崇拜的原型。龙舟竞渡即屈原崇拜的象征,也是帝制专政主义的威仪象征。龙舟竞渡即政权符号的龙舟文化。今日屈原崇拜不仅名闻国际,且延伸至世界各角落。同样,龙舟文化的影响亦遍布世界各地,龙舟竞渡亦见地域差异现象。当今世界,龙舟竞渡已从祭祀哀悼屈原渐渐演变成一种体育竞技活动。     

从“Dragon”到“loong”论意识形态对“中国龙”英译实践的操纵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和跨文化的交际行为，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翻译过程中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更多的是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当中国龙最初被英译的时候正是鸦片战争前期，西方霸权意识、排华意识浓厚，受此意识形态影响，中国图腾“龙”被误译成“dragon”；现在，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民族意识不断增强，于是不少国人提出要给“中国龙”正名，要将其改译为汉语拼音“long”或新造词“loong”。显然，不管是“dragon＂’还是“Iong／loong”，都是意识形态这只无形的手在幕后操纵着“中国龙”的翻译实践。     

《逸周书》所见灭商之前的周公

现在的周公研究多依据《尚书》中的周初诰辞,而对武王克商以前的周公事迹几乎无人问津。其实,《逸周书》保存了大量这一时期的周公事迹,由于种种原因,该书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书中记载周公与武王谋划倾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他们继承文王的政治经验,也体现了周公早期的思想主张。我们认真体会春秋时人说到的“文武之政”,将《逸周书》与《尚书》进行比较,注意周公思想的整体性与阶段性的特征,就能够更好地理解《逸周书》的记载。     

论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中的话语转换--以“概论”课为例

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已经从形式改革愈益走向更深层次的“内容”方面的改革,具体包括话语、逻辑、体系等方面。文章以“概论”课教学改革为例,从话语权失落及其对思政课教学效果的影响出发,从内外两个方面探讨话语权失落的原因,以及进行话语转换的现实根据。最后,从理论创新增强话语权、从文件话语转向学术话语、从权力话语转向平等对话三个方面说明了话语转换的具体途径和做法。以此提升思政课教学效果,更好发挥其育人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