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柏塘教案始末

柏塘教案是19世纪下半期在广东地区发生的最重要的民教冲突事件,其爆发的原因是广东人民反洋教情绪的高涨和伸德辉神父的骄横跋扈。清政府在柏塘教案处理过程中,对内残酷打压,对外奴颜婢膝。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政治传教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吸引和保护了教徒,但也纵容无赖教徒,使教会的形象受到很坏的影响。     

哥老会与光绪十七年"长江教案"

光绪十七年,哥老会在长江中下游沿岸城镇开展了一系列反对外国教会的斗争,史称“长江教案”。斗争最初发生在扬州,后迅速蔓延到芜湖、江阴等地。与以往教案不同,在“长江教案”中,哥老会不仅把斗争矛头指向外国教会,而且也准备对清王朝进行“武器的批判”,从而把反对外国教会的斗争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连州教案述论

190 5年 10月 2 8日 ,连州发生了清末广东“最大基督教教案”———连州教案 ,五名美国传教士被杀 ,所有在连州的美国教堂、医院被焚烧。事件惊动了总理衙门以及美国总教会、美国政府 ,此间 ,西方的报纸对连州教案的起因也众说纷纭 ,在中国驻美大臣梁诚的斡旋下 ,历时一年两个月十六天 ,该案才最终得以了结。连州教案的大体情形怎样 ,它的主要起因是什么 ,有关各方对该案处理的态度以及连州教案对当地社会影响如何 ,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加以梳理和论述     

社会问题与晚清教案初探

本文认为,社会问题与晚清教案有着密切的关系.晚清时期,骤然爆发的自然灾害导致大批人口死亡和农业生产凋敝,加剧了社会动荡;相对过剩人口的大量存在又成为严重的社会不安定因素;此外,还有接连不断的盗案和遍地皆是的会党,所有这些,都使教会受到冲击,教案变得更加频繁和激烈.当然,社会问题并非晚清教案的主要原因.     

晚清广东教案发生原因探析

广东是中国晚清时期教案的高发区.引发晚清广东教案的原因很多,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中西文化冲突及经济利益冲突是其中两个重要原因,而根本原因则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广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妖术"恐慌中的民教冲突--关于光绪二年(1876)皖南教案和苏南闹教

在光绪二年“妖术”恐慌中 ,皖南、苏南等地的秘密社会分子 ,托身外国教会 ,利用剪辫等“妖术”手段打压、摧抑非教民 ,欲从中渔利并制造混乱。这些挑起事端的秘密社会分子 ,其本身就是教民或“望教”者 ,因而不可能也不会反对教会。但他们制造的“妖术” ,客观上导致了教案的发生     

“成都教案”述评

“成都教案”发生于一八九五年(清光绪二十一年)。从当时全国的形势看,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反洋教运动已进入高潮。这次教案不仅是一次反对为外国殖民主义政策服务的教会势力的正义斗争,而且是紧接甲午中日战争后,抗议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捍卫民族生存的反帝爱国运动。 “成都教案”发生后,帝国主义向清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式的要挟条件,清政府一如既往地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压力,导致了成都教案的屈辱结局,在近代史上留下了又一次血的教训。     

简论清朝末期陕西人民反洋教斗争的几个问题

清朝末期,陕西爆发了一系列反对帝国主义教会势力的斗争(亦称“教案”)见于历史记载的就有近20起。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897年7月发生的南郑县八角山教案;1900年7月的宁强县燕子砭教案;1900年8月的陕北三边(靖边、定边、安边)教案;1902年的略阳烟洞沟教案;1903年6月的平利县洛河教案;1911年10月的西安南关教案与宝鸡教案。对于清末与民国初年陕西教案中的某些问题,笔者作过一些研究和论述。本文拟再就清末陕西人民反洋教斗争的几个问题略述己见。由于教会势力的残酷欺压,迫使群众掀起反洋教斗争,是陕西教案发生的根本原因。     

晚清直隶官绅与教案

晚清直隶官员对教案的态度分为袒护教会和打击、限制教会两种,以前者为主;士绅在教案中作用主要是制造反教揭帖,参与教案。官、绅在教案处理中既有一致性,也存在着矛盾。     

近代教案与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是一场单纯的农民革命还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和抵抗帝国主义军事侵略的民族战争?近代教案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如何?本文将就这些问题提几点看法。一近代中国,教案迭出,此伏彼起。教案,即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或称反洋教斗争。如果从19世纪50年代的西林教案算起,到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期间,全国共发生大小教案四百余起,平均每年有十起之多。这成为中国近代社会中的一个特有的历史现象,要对这     

冲击与反弹:基督教与藏传佛教的早期遭遇——以保安教案为例

近代中国教案频发,究其根底,乃因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的多重面目,形成了对中国固有政治结构、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的冲击。在冲击与反弹的模式中,中西文化的冲突构成了教案的重要内容。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亦因类型繁多,不仅有占主体地位的汉族文化,也有各种形态的少数族群文化,从而使中西文化的冲突也呈现出各异的形态和内涵。在早期基督教传入安多藏区的过程中,两种宗教因基本教义、信仰体系和传教形式的不同,在相互的接触中,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两种同样对社会具有强制性干预色彩的宗教的冲突。藏传佛教对基督教的排斥,既是一种宗教文化对外来文化形态的排异反应,也存在现实利益的考虑。1899年发生的保安教案,清晰地展现了宣道会在保安堡传教的努力与隆务寺对传教士的不满与敌视,最终演变成为一场驱逐传教士的暴力事件。     

论近代中国教案发生的原因

近代中国因民教相争而酿成的教案经常发生,教案的出现涉及到世界近代历史的发展背景和中国在世界的强弱地位、中西文化的冲突以及中外关系的变化.它既是强权侵略与反抗自卫的产物,也是侵略性的基督教文化与处于守势的儒家文化冲突的产物,还是弱势的清王朝屈辱外交的产物.     

文化传播障碍与文化误读

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由于文化传播者和文化受体各自文化的差异性而引起传播障碍和接受障碍,从而导致中国文化误读现象的产生。产生文化误读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中西价值观不同,中西伦理道德观不同等四个方面。清除文化误读现象则宜从选择合适的文化文本等四个方面着手。     

清代前期俄国与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差异之简析

清代前期入华的外国传教士有俄国东正教团、西方的天主教各派,同为基督教,但是他们在华传教的结果却相去甚远。清代前期天主教各派既在中国人中间发展了基督徒,又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俄国东正教团在发展教徒方面没有成功,从一定程度上说,其贡献只限于汉学研究。究其原因,是由于他们在入华传教的目的、方式、活动范围与规划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     

山东教案与义和团散论

19世纪下半叶的山东教案 ,多发生在鲁西而不在鲁东。从民教纠纷的主导责任看 ,由教士教民肇事者 8起 ,占 18% ;官绅民众肇事者 36起 ,占 82 %。从甲午到庚子年间发生的大量教案 ,也多由刀会拳社组织所发动 ,并最终使鲁西成了义和团的发源地。这说明仅靠简单重复某些传统观点 ,是解释不了这些现象的。这与帝国主义的侵略有一定的关系 ,而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东西部地区经济文化的差异以及天主教传教士的思想作风和传教方针的不同。     

试析基督教在近代河南的传教方法

基督教在近代传入河南后,为了扩大传教效果采取了多种传教方法,主要有中心开花式、教职人员本土化、巡回传教、聚会讲道以及行医传教等模式。但由于受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时代背景和中国传统文化强大排斥力的影响,传教效果并不显著。     

郭士立的医药传教思想与实践

医药传教是基督教新教来华传教士们在中国特有的环境和经历中摸索出来的一种有效的传教方法。最早倡导以医药活动作为叩门砖在中国展开传教活动设想的是德国人郭士立。他以亲身经历证明以往的传教方法在厉行禁教的中国难以实施,而借助施医赠药活动往往可以一举数得。诸多传教医生卓有成效的活动证明其言不谬。     

中国“写人学”的构建理据——从西方“叙事学”跨文化比较角度探讨

在西方“叙事学”日渐成为全球“显学”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构建一门本土化的中国“写人学”与之呼应。从学理上讲,中国“写人学”已经具备了与西方“叙事学”平起平坐的资格。首先,在经典文学创作传统中,西方强大的叙事冲力促成了“叙事学”的诞生和发展,而中国雄厚的写人资源也必然有利于“写人学”的降临。况且,中西小说中的叙事与写人往往分别是同生共长的,这也使得中国“写人学”拥有了与西方“叙事学”分庭抗礼的现实条件。其次,中西写人方式的异质性使得中国“写人学”拥有特行独立的本土品格,从而使之能够成为与西方“叙事学”平行的独立学科体系。再次,如果说西方“功能性”人物观催生了“叙事学”,那么,中国“本位性”人物观也自然会推动“写人学”的构建。     

从王国维到“失语症”

王国维在学术研究上充满了创新精神.在借鉴西方思想、继承传统文化中,坚持创新,是王国维文学理论取得成功的关键.可是,"失语症"论者将现当代文学理论的病态归罪于中西文化的碰撞与替换,而将出路寄托于对传统的回归,这是与客观的历史情理相违背的."失语症"论既缺乏表述的准确性,又缺乏病态判断的确切性,更缺乏医治的疗效性.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患的是"失创症",医治的良方是创新!     

近代中国教会大学的学位制度

在近代中国,教会大学率先将西方的学位制度引入中国高等教育的实践层面.教会大学 首先通过向国外政府或大学注册立案的方式获取学位授予权,并按照国外的标准进行具体操作.随着办学水平和质量的提升,教会大学逐渐扩充学位门类、提高学位层级、拓展学位课程,使学位制度得以发展完善.教会大学学位制度的建设和发展,一方面促进了中外高等教育之间的交流,同时也对中国学位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刺激和推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