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变异——读摩罗《因幸福而哭泣》《不死的火焰》

一、能绝望的是高贵的几年前摩罗以一册《耻辱者手记》为荒芜沉寂的文化界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摩罗之引起这么大的关注,恐怕主要是由于他批判的激情与青春的血性以及他锐利的锋芒。钱理群先生欣然为摩罗的第一本书做序文:《“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称摩罗继承了由鲁迅先生开创而中断已久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战士的传统。很多人一直以鲁迅为中国20世纪道德文章的楷模,认为回归鲁迅,可以找到前进的最重要的精神资源。然而人们多关注的是鲁迅作为一个批判者的勇气与骨气,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钱理群先生称摩罗是对鲁迅谱系…     

论党对反文化"围剿"的领导方式及瞿秋白等的历史作用

本文认为瞿秋白在20世纪30年代初与鲁迅先生亲密合作,克服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王明左倾路线对文艺战线的影响,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局面.瞿秋白和鲁迅先生是左翼文化战线的"实际领导人",是正确路线的代表.     

鲁迅先生和小学

鲁迅先生以他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冲锋陷阵,呕心沥血,给我们留下了不朽的著作。鲁迅先生是我们民族的脊梁,鲁迅先生的著作是我们文坛的瑰宝,我国人民为有鲁迅和他的著作而感到无比骄傲。正如韩愈所吟咏的:“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鲁迅先生的著作将永远放射着耀眼的光芒！ 鲁迅先生在文学上的伟大成就,鲁迅先生杂感的脍炙人口,是早有定评的。今天,在纪念鲁迅先生的同时,仅就鲁迅先生和小学谈一些粗浅的体会。     

《胡风论鲁迅》序

大家都知道,胡风与鲁迅先生有着“平生风谊兼师友”的革命友谊。胡风早年就读过鲁迅先生的作品,受了很深的影响。特别在三十年代,胡风有幸工作在鲁迅先生身旁,并亲聆许多教诲。鲁迅先生所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著名口号就是通过胡风撰文传达出来的。胡风还曾为党和鲁迅先生之间的联系人。胡风在三十年代中期对鲁迅先生的战斗的支持、对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是有贡献的。     

孙昌熙先生研治鲁迅和现代文学的成就

在鲁迅研究领域,孙昌熙教授用力最多、成就最大的是鲁迅的文艺思想和鲁迅"小说史学"的研究。他的《鲁迅文艺思想新探》,论及到鲁迅文艺思想的一些基本范畴: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悲剧、喜剧、创作、风格、欣赏等。而他对鲁迅比较文学观的研究,确立了鲁迅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开创者的地位。孙昌熙先生首先提出了鲁迅"小说史学"的概念,并从鲁迅研究小说史的资料准备、科学方法、历史分期、发展规律、评价标准等方面,论述了鲁迅"小说史学"的体系。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孙昌熙先生尊重史实,无论是主编现代文学史,还是对现代作家作品的研究,都能实事求是地作出公正客观的评价。     

陈毅和鲁迅

“并世不识面,文藻实我师。”这是陈毅同志在1955年2月初参观了上海的鲁迅故居之后所题的诗句。句短意赅,是陈毅同志热爱鲁迅先生的肺腑之言,也是他和鲁迅关系的真实写照。 早在1924年,陈毅同志在北京中法大学学习时,经由著名文学家,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的王统照先生的介绍,加入了这个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学团体。基于“为人生”的共同文学见解,鲁迅先生与这个进步文学团体保持着经常的密切联系。1925年3月,陈毅同志发表论文《我们的生活》,在回顾五四文学革命战绩时,陈毅同志特别称道鲁迅先生的小说和郭沫若同志的新诗。同时,陈毅同志提出了“不是在向大众撤谎”的文学见解。这正与鲁迅先生的主张不谋而合。鲁迅先生在同年七月写的《论“睁了眼     

“摘句”与“选本”——评鲁迅研究中的实用主义

在回忆鲁迅生平的文字中,记载了这样一段趣事,值得玩味,不妨简记如下: 一九二八年一、二月间,鲁迅先生寓居上海,终日忙于著述,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战斗。但此时在杭州的青年学生中却盛传鲁迅到了杭州的消息,还有人说亲眼看到鲁迅先生在杭州孤山苏曼殊坟前题了诗句。鲁迅知道此事就写信让许钦文、川岛调查一下。想不到真的在西湖畔的一个小学找到了这位“鲁迅”。这位“鲁迅”也姓周,是小学教员,听说有客慕名来访,     

论《金草地》中的“过客精神“

张承志敬重鲁迅先生。在张承志的字典里,“先生”二字是“尊称特指鲁迅先生一人”的;他引鲁迅先生为同类,决心“将心比心,以血拭血”;他赞扬并实践鲁迅先生的“过客精神”;他还通过自己的小说《金草地》呼唤这种精神。 《金草地》是张承志1994年根据自己1987年的《金牧场》改编的长篇小说。它讲述了主人公向一名真正牧民的蜕变;他与额     

回忆与断想

《社会科学》的编辑同志向我约稿,说是和鲁迅先生生前见过面,通过信,有过交往的人,如今还健在的,已经不很多了,要求我给他们的刊物写一点纪念的文章。是的,我和鲁迅先生生前,的确见过面,通过信;在鲁迅先生逝世以后这四十多年中,我也曾经不止一次的写过纪念的文章,虽然这些东西毕竟都是很粗浅的。不过,在这纪念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伟大日子里,我还得尽自己的可能写一点有关鲁迅先生的回忆与断想。     

回忆与纪念——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

今年九月二十五日是鲁迅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全国文化界,特别是文艺界都积极进行各种纪念活动。我在广州中山大学和上海地下文化活动时期,都间接地和鲁迅先生有某些联系。在解放后五十年代,我曾应严文井同志的约稿,写了一篇简短的纪念文章。值此鲁迅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之际,我又写了这篇既是纪念又是回忆鲁迅先生的短文以表示我对鲁迅先生的崇敬和忆念的心情。     

茅盾论鲁迅的思想发展：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

1956年,在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茅盾作了题为《鲁迅一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重要报告,论述了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茅盾认为,“从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看来,1927年前后是一个转折点……我们不妨以此为分界而称为前期后期……”这就是说,以1927年为分界,鲁迅思想可以分为前后两期：1927年以前,鲁迅是一位革命民主主义者,1927年以后,鲁迅是一位共产主义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就是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茅盾关于鲁迅思想发展道路的新论,超越了瞿秋白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显得更为科学。     

毛泽东延安时期的“鲁迅论”及其历史意义

毛泽东延安时期曾多层次、多侧面地论述了鲁迅的"历史地位"和"鲁迅精神"。毛泽东延安时期的"鲁迅论"从新民主主义的角度确立了鲁迅的历史地位,将鲁迅及其精神限定在党派政治和现实斗争的需要中,带有极强的政治功利主义色彩。     

北京：鲁迅笔下的关键词

鲁迅以严峻的眼光审视自己寓居15年的北京,并在其作品中浮现出"灰色"北京的心照形象。     

“转”而未“变”——关于鲁迅“向左转”的深层分析

关于鲁迅“向左转”问题,传统的鲁迅解释框架,无论是左翼论,还是启蒙论,皆遮蔽了诸多认知视野,同时也把鲁迅的一次历史选择,当作终极选择。实际上我们应当排除左翼论和启蒙观的二元对立,采取让鲁迅和“左翼”相互注释的方法,重新回到瞿秋白、王任叔、舒芜等提出的既有命题,认为“转变”和“不变”,在鲁迅那里以不同形态同时存在着,变化的是某些实体性思想,不变的是一种思想结构或主体性结构。鲁迅在触摸到欧洲精神的根底时,便开始把等级社会孕育的非“人”状态当作“罪”来感受。“罪”和“责”,使他在个人存在与民族和人类之间建立了一个稳定的中介。但鲁迅把“人”的观念推向极致时,却成功地规避了绝对主义逻辑陷阱。“自由”和“平等”的断裂是通过“罪”的意识和“赎罪”行为连接在一起的。而“罪”感和责任意识,又使他始终保持着一种“非政治”的政治性。鲁迅正是带着这种主体性结构和“非政治”的政治性走入“新的阵营里”的。这不足以改变原有的历史形态,但却“改变”着一种文化的内在品质。     

从文化启蒙到社会革命——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及其思想转向

＂现代评论派＂在20世纪20年代与鲁迅之间的论争,实际上是东、西方留学生之间的思想分歧与论争,是当时不同的文化流派关于中国现代性的不同想象导致的必然结果。他们一方坚持欧美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理想,另一方则主张效仿法俄的社会暴力革命方式。虽然文化启蒙曾是双方共同的目标,但是由于鲁迅对文化启蒙的巨大失望,所以在＂呐喊＂之后已经＂彷徨＂。这场论争既是鲁迅思想转向的标志,也是其思想转向完成的象征。它意味着鲁迅已经放弃文化启蒙的理想,而主张立竿见影的社会革命。其实,鲁迅并不是一个坚定的文化启蒙主义者,其文化启蒙带有明显的急功近利倾向。     

由叶赛宁之死看鲁迅对革命文学的态度

对叶赛宁之死的关注是鲁迅思考文学与革命关系的一个焦点,鲁迅从叶赛宁之死中看到了诗人与革命之间难以挣脱的悲剧性宿命。通过苏联革命这面镜子来思考中国革命的问题并探寻中国新文艺的出路,是鲁迅晚年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鲁迅图书装帧设计思想探究

在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历史上,鲁迅先生受人们崇敬。他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以及文学家,更是第一个倡导图书装帧并在自己的书籍中实践的作家。本文从鲁迅的书籍装帧艺术的时代背景、风格理念、视觉要素以及鲁迅对图书装帧设计思想的贡献等方面作了分析,旨在站在时代的历史背景下客观分析鲁迅图书装帧设计风格理念以及对民族性的继承和图书装帧设计思想的贡献。     

批判与接受:鲁迅与胡适对梅兰芳的文化选择

在以"改良旧戏和创造新戏"为指向的中国现代戏剧改良运动中,鲁迅和胡适都曾对中国传统"旧戏"进行过激烈的批判,但是由于个人性格、审美旨趣、处世方法等方面的差异,对于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鲁迅的批判呈现浓重的"个人批判"色彩,而胡适则采取了与鲁迅迥然不同的态度。     

“警角之声”与“华亭鹤唳”——论陆机的出处观念与东吴文化之关系

陆机的出处观念与东吴文化密切相关,无论是"江东名胄"的家族记忆,还是"亡国之余"的角色认同,都与吴地的政治文化息息相关。在陆氏家族"立功立事"与"道德名望"的价值分流中,陆机试图构筑一种理想的人生模式,以先"仕"后"隐"的价值次序协调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一方面,重振家声的家族责任感使得陆机不能终老华亭,另一方面,在他入洛之后尽管怀土思乡却又不肯还吴。当洛阳仕进的"警角之声"无法催其前行时,华亭故居的"鹤唳之声"成为陆机最为留恋的人生光影。     

“思乡的蛊惑”:《朝花夕拾》及其他——论鲁迅的“第二次绝望”与思想的发展

面对以1923年的沉默为标志的第二次绝望,鲁迅写作了《朝花夕拾》、《野草》和《铸剑》等故事新编作品。这些作品一方面显示了鲁迅在思乡的蛊惑中,回到故乡与童年的记忆中寻求精神的抚慰与依托,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鲁迅此一时期的安魂曲,另一方面又昭示出鲁迅在走向底层民众鬼的世界中,在从这一底层的阴间世界抵抗正人君子的阳间世界的斗争中思想的发展。同时,故乡不仅为鲁迅抗争心灵的黑暗与虚无提供了一种价值的视野与资源,也提供了抗争的动力与方法,在抵抗黑暗与虚无的斗争中,还张扬起一种独立抗争的复仇精神,《铸剑》正是这一精神的艺术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