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新史学”流派对史书体裁的综合创造

"新史学派"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三大史学流派之一。在中西文化交融的时代背景下,"新史学"派史家梁启超、萧一山、张荫麟、吕思勉等人继承、发扬中国传统史学勇于进行体裁创新的优良传统,充分吸收中西史书体裁之长,不仅提出许多卓有见识的编纂主张,而且进行大胆地史学实践,创造出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综合体裁,对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二、寓传统体裁的精华于近代章节体之中;三、纪事本末体与典志体的大胆糅合。这不仅说明近代以来史书体裁的发展趋向多元和综合,而且也证明中国传统史书体裁与近代西方新史体之间存在共通性,其精华符合于近代史学的要求。     

20世纪史家对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反思与实践

纪事本末体是传统历史编纂体裁中的“第三极”,经过近代史家的反思和改造,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史书体裁.当代史家在接续近代史家历史编纂思想和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当代特定的历史情势和时代思潮,吸收传统史书体裁的精华和西方章节体史书的优势,化合中西体裁体例,以弥补纪事本末体之不足,在纪事本末体的编纂实践中突出历史事件的价值与地位,注意拓展纪事本末体记载史事的纵横范围,增强纪事本末体事件之间的逻辑联系,在纪事本末体的改造中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清季日本文明史作品的译介及回应

清季日本文明史作品的译介,是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和学堂历史教育推动下的产物;中国从日本翻译了为数不少的文明史著作,如《中国文明小史》、《万国史纲》、《支那文明史》、《世界文明史》等,在学界和教育界都发生过重要影响;它对更新近代学人的史学观念,推进新史学思潮的深入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日本式的文明史编纂形式对近现代中国的史书撰写尤其是自编历史教科书,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教育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     

正统论与中国文明连续性

正统论是一种具有政治统治在时间上连续不断和在空间上统一的特点的国家政权理论和史学理论。政治家讲正统 ,体现了政治家的政权连续性意识 ,促使有作为的政治家以统一中国为己任 ;史学家讲正统 ,体现了史学家的政权连续性意识 ,促使史家不断以正统观念编撰正史或改编史书 ,正史成为中国文明连续性的重要载体。正统论是促成中国文明具有连续性特点的原因之一。     

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及其意义——兼论梁启超《新史学》的局限性

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新史学》等著述,高呼"史界革命",随即兴起"新史学"思潮,推动中国史学向近代化转型,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新史学"思潮形成于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背景下,以历史进化论为思想基础,以批判传统史学而破旧立新,不可避免地带有理念上的局限性,对传统旧史学的批判也有偏激的一面,但不应据此加以全盘否定,更不能因此一味攻击《新史学》的理论基础——历史进化论,从而否定近代新史学取得的超越古代的进步成就。评析梁启超及其《新史学》,是关系到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学的大问题,应当引起学界关注。     

重写中国近代学术史:体例与方法

重写中国近代学术史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体例、方法、思路等诸多问题。重写近代学术史首先在于体例之确定,借鉴中西史书体裁的优点,采用综合创新体裁撰写学术史,应当成为重写学术史题中应有之义。而在方法论方面,应当淡化所谓的范式之争和意识形态考量,建立相对客观的学术史叙事模式。近代学术史研究应当从学术自身出发,摒弃预设的"范式"和观念,用恰切的体例编纂出具有时代特色的近代学术史,这是建立相对客观的学术史叙事模式在方法论方面自觉的表现。     

传承与革新:南宋历史编纂学的特点

从历史编纂的角度,对南宋官修史书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及与此相应的历史编纂经验的积累,新的史书体裁的出现,以及对历史编纂的新认识作系统的考察,阐述其与时代特点的内在关联,揭示其在继承中求发展、在变革中求创新的丰富内涵,对总结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规律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马列主义史学与封建社会问题讨论浅议

从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史学发展到近代中国史学,世代史学家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做出了重大贡献。讨论＂封建＂与＂封建社会＂学术问题,应坚持马列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正确对待传统与近现代史学及世代史学家,在继承中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     

试论班固对我国历史编纂学的贡献

班固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其代表作《汉书》，是我国古代一部史学名著。班固及《汉书》对我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具体表现在：第一，首创纪传体断代史的体裁；第二，整齐和完善了纪传体的结构；第三，重视史书编纂中的文字表述，给后世史家以诸多启迪。     

晚清史书编纂体例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以汉译西史《万国通鉴》和东史《支那通史》、《东洋史要》为中心

史书编纂体例是对历史如何进行组织安排的一种形式,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方面.晚清是中国史书编纂体例发生重要转变的时代,史书编纂上最关键的变化是引入了章节体.以往学者在讨论章节体史书时,或以为该体例是传统纪事本末体的逻辑发展,或认为是以日本东洋历史教科书为蓝本的.在晚清史书编纂体例变化的过程中,事实上存在着一个由卷章段体到章节体转变的过程.其中有诸多转变的环节.本文认为最早的卷、章、段合成的史书体例出现于19世纪八十年代引进的外国史书体例中,其中第一环节为美国传教士谢卫楼编译的<万国通鉴>,该书卷章段体倒是影响后来章节体史书的一个重要过渡环节,是最为接近于后来章节体的史书之一,为后来国人接受日本学者以章节体所编纂的中国通史作了重要的铺垫.第二环节为上海东文学社出版的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和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两书引入了较为成熟的章节体史书体例和较早采用了历史分期法,首次向中国人展示了一种编写中国历史教材的崭新形式,即不仅可以章节体的形式,而且以历史时期划分来还原中国历史的本相.中国史家柳诒徵和夏曾佑等在重新思考与改造传统史书编纂形式的过程中,都直接或间接地借鉴了日本章节体中国通史的形式.     

近代历史编纂理论的变革与发展

近代是一个急剧变革的历史时代,受时代条件变动的影响,中国历史编纂模式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革.围绕历史编纂与时代条件的关系、历史编纂变革的方向以及史书编纂原则和历史编纂结构的改造等方面,中国近代史家作出了颇富特色的论述和改造,他们的一些论述与思考对推动中国近代历史编纂学的演进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史家论历史编撰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历史编撰与史学发展的关系、史书体裁的发展、历史编撰改革的方向以及史书编撰创新的途径等有关历史编撰的论述,不仅丰富了具有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内容,而且对于今天新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作用。     

历史教科书与新史学--以夏曾佑、刘师培为中心探讨

20世纪初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年间,中国历史教科书大量出版面世,这些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与出版,除了学制的因素之外,与新史学思潮有很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新史学为历史教科书提供了思想资源、史学观念,促进了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和出版;另一方面,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和出版体现了时代与社会的需要,促进了新史学思潮的广泛传播;双方体现了一种互动的促进关系.     

“史识”新变催生近现代史法的革新

史识与史法(史书编纂)是中国史学的经典命题,近现代史学家、历史哲学家围绕史识话语构建、史识和史法关系有着深入的探讨和解读。近现代不同时期史识话语、内涵与方法皆随着时代的变动而有新的诠释,对"史识"和"史法"关系的理解也更全面和深刻。鸦片战争后的史识观,还不能超脱传统史识观的桎梏,故其史识观呈现出新旧话语拼凑、混杂的特殊状态;对史识如何影响史书编纂的内在机理、作用形式和成效,尚在探索之中。新史学思潮酝酿时期史识观的新变体现在进化史观运用于历史研究以及多种历史研究方法交织运用而激发的史识的重构,史识的新解对这一时期史书编纂的创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五四以后,从刘掞藜到柳诒徵都深刻体察到"史识"统系构建的价值和作用,并从多个维度开掘"史识"的内涵,阐释"史识"对史书编纂的作用,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现代史识话语。     

中国近代化的民族文化思潮

在世界近代西方民族主义兴起和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要求摆脱外来压迫和追求富强的民族化思潮。中国近代的中体西用论，乃是在外来化刺激下萌生起的最初的民族化反思，是后有梁启超新史学与国粹派振兴中国民族化向近代化转化的努力。这些虽与欧洲近代的化民族主义有相似之处；但实际上则带有鲜明的中国社会历史特点。     

试论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新史学思潮

二十世纪初年,中国史学界兴起了一股史学革命的高潮。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提出要撰著一部新的中国通史,继梁启超而起的有章太炎、夏曾佑、刘师培、邓实、陈黻宸、曾鲲化等人,他们对旧史学的价值标准以及书法体例作了较全面的批评,对新史学的内容提出了一系列设想并作了初步实践,为旧史学向近代新史学的过渡作出了贡献。 二十世纪初年新史学思潮,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史德的演进及其对中国历史编纂的影响

中国古代史家的"史德"观由最初的"素心"、"公心"与"直笔"、"求真"等,到章学诚"强调慎辨主观与客观,尊重客观,不以主观强加于客观"以及"史德在于心术,心术在于明天人,明天人在于原道,道又折衷于孔子",完成了中国古代史德观念的建构。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史德"观不仅受到传统史学的影响,还深受西方历史文化的影响,出现了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来重新界定和诠释"史德"的新观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当数梁启超、刘掞藜、柳诒徵、李泽刚等。历史编纂学追求的历史真实和历史的善性,都有赖于史学家"史德"、"素心"的涵泳,而历史编纂的语言和技巧表面上看反映的是史学家的"史才",但实质上观照的是史学家的"史德",可以说史家自身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史书编纂之优劣,也更深层次的影响到对历史编纂的理解和全局掌控。     

以人事为学：刘咸炘与中国史学的近代转承

近代学术,经史嬗变。新文化派参照西方学术开创新史学,进而以现代史学观念与体例改造中国传统史学。“新史学”为近代中国学术转型提供有效平台,却在无形中割裂了中国传统史学之于现代学术的关联。刘咸炘提出,史学的广义就是人事学,进而以“察势观风”为史识准绳,以“史有子意”为史家宗旨,落实即事明理的人事学,倡导以纪传体编纂传统创新史体。在近代中西学术交汇的语境中,考察刘咸炘的史学观念,揭示其立足固有学术传统、会通古今中西的旨趣与方法,或可在中国传统史学与现代学术体系之间建立有机关联,为时下突破分科之学、建立中国学术本位开辟新路径。     

论《史通》的史学比较

论《史通》的史学比较王守正《史通》是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它对隋唐以前的中国史学进行了全面的批评、总结。全书展现出富有特色的史学比较方法，从史书撰写外部形式的体裁，到内部组织结构的体例；从史、文的区别，到史书的文字要求；从直书与曲笔，到史家的史德流...     

王鸣盛历史编纂学思想刍议

历史编纂学是我国传统史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又为我国古代学术文化之大总结时期,探讨此时学者有关历史编纂学方面的议论,必将有助于我国传统史学思想之开掘。本文主要围绕王鸣盛关于作史的必备原则、史书的体裁选择以及修史的具体操作等方面的评论,对其历史编纂学思想进行探寻和勾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