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与实践理性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在"理论理性"的层面上理解辩证法的本性、主题与功能.自康德以来,这种意义上的辩证法遭遇到严峻挑战.从实践理性的层面重新阐释辩证法,巳成为深化辩证法研究所面临的重大任务.立足于现代社会生活实践,个人"主观性视角的有限性"与社会生活"他人视角的无限性,,之间所存在的矛盾,为辩证法克服理论理性层面辩证法的抽象性和虚幻性,实现从理论理性向实践理性的转向提供了重要的生长点和问题意识,在承认"理性多元论事实"的前提下,通过"对话"、"宽容"与"相互承认",来寻求这一矛盾的克服,实现社会的团结与社会的统一性.这构成了作为实践理性的辩证法的核心内容.     

中国人"命"即命运观念的形成

中国"命"即命运观念发生发展的基本线索大致如下:首先,其起源于原始社会,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这是有实物资料可以证明的中国"命"观念的发生时期.继而,这样一种观念延续至三代,并且此时我们已经可以找到极其丰富的资料.最初始的"命"观念资料来自占卜活动,它在发展中有骨卜、龟卜和筮占的不同形式.相比之下,语词所直接表达的"命"观念要在殷商以后开始出现.无论是占卜所体现的"命"观念,还是语词表达的"命"观念,都可以区分出两条线索:国家命运的线索和个人命运的线索.一般而言,正式文献记载如<尚书>、<诗经>中的<颂>、<雅>部分、<左传>和<国语>的主要部分反映了"命"观念的逐渐下移过程,即总体上是从商周时期的"国家命运",到春秋初年的"诸侯命运",再到春秋后期的"普通人命运".但我们切不可为官方的记录系统所"迷惑".事实上,更为"私密"的占卜手册<易经>就向我们显示或证明了这种状况.此外,诸如<左传>、<国语>中的一些记载也向我们呈现了不少有关"个人命运"观念的消息.中国人命运观中可预知观念和道德观念在殷周时期已经完全定型,西周末年出现了可预知观念和道德观念的否定形式,必然与偶然观念则在春秋时期也已经初具雏形.而我们在春秋晚期所看到的"命"观念实际上已经与儒家和道家的"命"观念完全相同了.     

屈原之死和他的悲剧人格

研究屈原，应该以他的自杀为起点，惟此，才能更好地理解他的伟大作品。无疑， 屈原之死是一种“命” 与“运” 的必然给定，“命”是不可选择的出生地、时代、家世等先在要 素；“运” 则是可选择的后天变数。但屈原放弃了自己的可选择性，明知自己的理想不可能在楚 国实现，明知自己的志向、操守与时世不合，但决不放弃自己的主张，也决不放弃自已的祖国。 这种“不放弃” 的自我执著便是一种悲剧人格，也正是这种悲剧人格决定了他个人的悲剧命运。 以脆弱的生命个体与整个污浊不堪的杜会作一生的抗争，其结局除了死亡还会有什么出路呢？ 当然，屈原走向自我毁灭，有一个痛苦发展过程，也是一种生命的自觉，是一种个人价值选择 的结果。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把价值毁灭的价值。这价值就在于向世人昭示：生命的存在并不是 “估价一切的前提”。     

历史总体化的人学辩证法——萨特《辩证理性批判》解读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萨特的最著名的哲学理念,莫过于他的新人学。这是一种建立在生成性个人实践基础之上的历史辩证法,即在承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现实的前提下,凸现个人超越既定存在的谋划。萨特的人学辩证法拒斥自然辩证法和现成性的总体性,而将历史总体化与个人存在的关系视为历史哲学的核心命题。     

托尔斯泰历史小说的独白叙事

托尔斯泰的历史小说否定了黑格尔的英雄史观,但仍然坚守历史目的论的独白立场.因此,由普通个体生命的升华所构成的"历史合力"在总体上形成了一种"超意志",并由此制约某些个人的否定性意志,以保证历史发展的目的性不被破坏;其次,作为个体的人被托尔斯泰从历史必然性中剥离出来,按照他的人学观对其加以衡量,从而形成另一种价值独白;而最终,历史的必然性将与人的必然性达成统一,任何个体的人虽然不能左右历史的必然性,但他可以通过对自身局限性的超越来进入历史的必然性之中.     

历史唯物主义“双重出发点”议题辨析——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看“物质始基性”和“自由能动性实践”间的辩证关系

仅从表述而言,《德意志意识形态》似乎陷入了一种难以否认的表述矛盾,即在将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点标明为"直接生活物质生产"的同时却又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因而,有学者开始质疑: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到底是"物质生产实践"还是"现实的个人"?事实上,"物质生产实践"和"现实的个人"并不构成如言辞上所呈现出的那般对立与矛盾,换言之,二者实质具有高度共通性、涵摄性、圆融性。真正处于历史唯物主义体系辩证两极的乃是:"物质始基性"同"现实的个人"之"自由能动性实践"。唯有深入辨析并真正理解这一对辩证关系,才能有效避免庸俗"经济决定论"指认及建基于僵化结构主义之上的"历史无主体"命题。     

关于哲学研究的对象问题

(一) 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也就是说它把外部世界(存在)和主观世界(思维)作为研究对象,从而从一般意义上来把握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样就构成了哲学不同于其它科学的特殊矛盾和专有对象。毛泽东指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①任何一门科学要成独立的学科,     

实践过程中的“几”、“数”、“运”

实践展开于人与世界的互动过程。从本体论的层面看,人与世界的互动不仅涉及实然,而且关联可能、必然与偶然。作为行动背景的可能、必然与偶然不同于人之外的本然趋向和规定,其存在意义无法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分离。以人的行动为视域,本体论意义上的可能、必然与偶然分别呈现为"几"、"数"、"运"。与人的活动相关的"几"、"数"、"运"在中国哲学中已得到了不同层面的关注,后者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和阐释其意义提供了历史前提。从现实的层面看,"见几而作"、"极数前知"、"慎处时运"相互联系,构成了实践过程有效展开的综合前提。     

矛盾价值论

当代哲学和社会实践发展所呈现出的新特点,提出反思传统矛盾规律的要求。传统矛盾理解中的最大失弊就在于把矛盾视作一个纯粹的"客体"而使"价值"缺位。以价值思维审视矛盾,矛盾一经作为人所认识和实践的对象,已具有属人性质和价值底蕴;矛盾的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促进着事物的变化,但矛盾并非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人们认识矛盾和改造矛盾的目的就是对事物及其人的"价值"的开掘。对矛盾进行价值论分析,在于为当代社会实践提供一种思维方式,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理性支撑,为辩证法的重建提供一种新颖思路。     

喜剧性矛盾的“双重背反性”

喜剧性矛盾是事物内在矛盾极度夸张的艺术表现。一方面,构成喜剧性矛盾的两种因素往往相互背离,南辕北辙,恰成反对,形成一种自我拆解的离心力;另一方面,喜剧的对象主体建基于特定价值观念、道德准则、审美标准、知识结构上的性格、言行、思维方式等等,又与审美主体所认同的常规常情、所遵循的认知逻辑与行为规范等构成背反;其"自反性"与"反常性"的复合叠加,构成了喜剧性的内核和骨架,由此昭示出喜剧性矛盾的特殊性。     

试论英语委婉语的审美功能及其生成基础

委婉语的审美功能主要体现在它取代禁忌语、满足人的美感需要和功利性、提高言语交际效果;生成基础表现在人的廉耻心理、趋吉心理、焦虑与恐惧心理和群体定势心理等心理机制,以及“距离产生美”的美学机制。     

农村题材小说中的城市想象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普遍存在着城市和农村的潜在对立，虽然小说都是以农村作为描写的场景，但却表现出对缺席的城市的文学想象，其结果是城市在不同阶级的人眼里幻化成充满矛盾的景象。这种不同的文学景象其实反映的是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对城市的矛盾态度和困惑心理。而这种矛盾同时也是中国当代现代性追求中尴尬处境的折射。     

“白泽”考论

白泽是我国古代神话中的一种瑞兽,能言语,通万物之情,知鬼神之事.自“黄帝治天下”之日起,白泽便被古人赋予了特殊的神格、涂上了幻化的色彩.白泽神兽原是楚人虎图腾崇拜的产物,白泽神话蕴藏了楚人“名字巫术”的思想.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白泽“辟邪纳福”的基本象征意义一直深为古人崇信.正因如此,古人才会将白泽织入衣裳,绣为旗帜,用作人名,铸于香炉.     

《周易》卦爻辞三议

《周易》卦爻辞曾一度被认为是占筮的记录,然而对此书需要作三点思考:一,具有明象功能的卦辞爻辞,在《周易》推理系统中作为类比的譬喻例子具有由此及彼的逻辑功能;二,爻辞"或跃在渊"长期以来存在误读,需要重新解读;三,吉凶断语是一种价值评判标准,对几千年来人们的思考与实践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临川四梦"与汤显祖后期思想的转变

汤显祖作为明代中后期的戏曲作家,他的思想有同时代人的特点--儒、释、道三者合一;但是这三者在他身上无法融合在一起,而是随时叠现,这也是与当时文人不同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在看他的"临川四梦"的时候,会发现作品中有很多矛盾之处的原因.     

论资本的二重性

仅仅看到资本的积极本质和普遍趋势,或片面地强调它特有的局限性,都不是对待资本的理性态度,因为二者都没有深刻把握到资本本身的本质矛盾。我们应当辩证地看待资本,发挥资本的文明作用,抑制资本的消极作用,说到底,就是把资本作为物质条件和手段去发展社会主义。     

文学艺术表现的三个层次

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产生的源泉,文学作品是创作主体对社会生活的审美化表达。要对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做出较为完整的理解和阐释,应该把握文学作品所蕴含的三个不同的层次:客观现实世界、意识世界与无意识世界。     

论《周易》“吉凶由人”的哲学意蕴

《周易》本为卜筮之书,经历代儒生的改造,逐渐演变为哲理之书。之后,《周易》中的吉凶悔吝、福祸休咎,不再由神秘莫测的天命来决定,而是由人的道德行为及周围环境等主客观条件决定。《周易》中的吉凶并不是绝对的,吉和凶都是有条件的,并且不断地相互转化,吉凶最终取决于人为。“吉凶由人”是《周易》的基本哲学意蕴。     

“反叛-抗世”型生命范式“批判-解构”型话语形式——青年鲁迅的精神建构之一

青年鲁迅对"摩罗"精神的呼吁乃是对一种"反叛抗世"型生命存在范式的摄取,鲁迅冀望以这一生命范式去建立起自我生命与现实世界的创造性联系,去创造自我生命存在的独立价值.青年鲁迅所向往的"反叛抗世"型生命范式正是被儒家正统文化长期压抑的"异质"生命力量.与"反叛抗世"的生命范式相联,青年鲁迅拥有一种藉"批判解构"而"肯定建构"的话语形式,而发现青年鲁迅的这一话语形式其意义在于它启示我们在研究鲁迅后来的思想和创作时,应当透过他的"批判解构"话语而发现其背后蕴含的理想建构.     

试论道教内丹学“形神俱妙”的生命哲学思想

道教内丹学追求个体生命的"形神俱妙"、"与道合真"。在道教内丹学看来,所谓的"形神俱妙"之"化体"是一种形、气、神高度合一的特殊的生命存在形态,合于形则显,合于气则隐,合于神则妙。由此,道教内丹学实现了个体生命长生在理论上的圆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