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师说》中“道”之含义的再认识

韩愈在《师说》一文的开头即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关于其中的“道”,人们向来将其单纯解释为儒家学说、孔孟之道。认为“传道”中的“道”含有“孔孟之道”之义是没有疑义的,但是若将其单纯解释为孔孟之道却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师说》中所述之师并非尽是儒学之师,其所传之道也并非尽是儒家之道。一个     

老子“道可道,非常道”歧解辨正

《道德经》首章首句"道可道,非常道"六字对于理解老子之道极为紧要。千百年来,人们对此句的解释存在严重的分歧甚至根本对立。依次辨析几种最具代表性和影响性的解释,诸如"道不可言说,可言说之道非恒常之道""道可言说,但非恒常不变"等,从而可以知道,这些解释均是未得老子本意的歧解。"道可道,非常道"的意思仅仅是说:世人通常认为的一切可道之道(即可行之道),均属人为之道,虽其或可得一时之益,或可解一时之难,然必因人因时而兴废,皆非恒常之道。     

关于"孝"与"无后"的辨析

在倡导社会主义生育文化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番研究辨析,不可人云亦云地统称为孔孟之道而一概论之.具体就"孝"与"无后"而言,应在深入研究辨析的基础上,还儒家学说"孝"的本源.     

"说部"考

"说"的本义为"解释、说明",可引申为"讲述、叙说",由"说"之本义衍生出论说体,由"说"之引申义衍生出叙事体.早期的"说部"概念既包括阐释义理、考辨名物的论说体,如论、说、议、辨、诗文评、说书体、学术性笔记等,也包括记载史实、讲述故事的叙事体,如史料性笔记、故事性笔记、说话、小说等,是众多文章、文体、文类的汇聚与集合,而非单一的文体概念.晚清以来,随着以小说为主体的叙事体地位的提升,"说部"逐渐将论说体排除在外而专指叙事体,并最终成为"小说"之"部".     

"真人不死"与"出离生死"——李卓吾生死智慧探微

晚明思想家李贽因为思想史的背景、生活阅历,以及个人思想上的喜好,40岁之后便以求生死之道为人生之首务.他从求"真人不死"之道到寻"出离生死"之道,其生死观可谓亦儒亦道亦佛,又是非儒非道非佛的,只能定格为"李贽的生死智慧",是一种综合性的创新.其意义在于为现代人树立起一个观念:思考死亡问题有着重大的价值.     

"天将以夫子为本铎"中的"将"

《论语·八佾》中有这么一段话:"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其中的"将",一般都解释为"将要".例如刘开的《论语补注》中说:"封人不曰‘天以夫子为木铎',而曰‘天将以为木铎',是专言将必得位以行教者矣.若以失位周流为行教,则夫子现在失位,天已使为木铎矣,何‘将以'之有?"显然,刘开认为"将"是表示将来的.     

秦朝"以吏为师"及其相关问题考辨

"以吏为师"是秦国暴政的手段之一,这种畸形教育制度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尊奉法家反对儒家是导致"以吏为师"的根本原因,分封与郡县制之争导致了"焚书坑儒"与"以吏为师","坑儒"事故使"以吏为师"的畸形制度进一步巩固.究其实质,"以吏为师"在于加强思想控制."以吏为师"破坏了秦朝的文化教育,对先秦时期行之有效的"官"、"私"学之教育制度,也是一次致命的破坏.     

"尊德性"还是"道问学"?——以学术本体为视角

"尊德性"、"道问学"之说源于<礼记·中庸>.就"尊德性"而言,它首先是指一种关乎伦理道德的"践履性"说教;同时,"尊德性"必然地、内在地规定了"尊德性"之"学"的形上思辨的哲学发展路向.就"道问学"而言,其初旨也带有强烈的实用性、践履性;道问学通过读"经"而"明道",其内在规定性指向考据实学.以学术本体为视角,"尊德性"就是"道问学","遒问学"就是"尊德性".前者是说尊德性所涉对于诸"哲学"问题的探讨,其本身是一种"学";后者一方面是指学者一秉其"良知"而治学,另一方面则是取尊德性的"价值评判"之特质而正面肯定"道问学".     

"笙诗"性质的几种解说再辨析

<诗经>小雅中的六篇"笙诗",自汉代以来就有"有其义而亡其辞"说、"本无文辞"说以及汉代古文家之伪造说等多种不同的解释.其中,"有其义而亡其辞"说,虽是毛诗序之作者的杜撰,但其历经自汉至宋众多学者的反复增益,虽不可全信却也有其合理之处;宋人反复张扬的"本无文辞"说,因为与<诗经>作品命名的一般规律明显不符,其臆断之嫌也是一目了然的;汉代古文家之伪造篇名之说,也因为与<仪礼·乡饮酒礼><燕礼>明确记载了六篇"笙诗"名称的现实不符,所以,也难以取信.因此,"文辞亡逸"说才是真正的可信之说.     

论儒家哲学之"道"的实践属性与历史属性

早期儒家之"道"作为哲学范畴的重要特征是具有鲜明的历史属性和实践属性.这使得"道"有别于西方哲学形而上学范畴.儒家强调"道不远人","道"不可能脱离人的历史和人的实践而存在.因而儒家重视在人的社会活动的历史中探求"道",强调"道"在历史之"统"中的活的生命;并且善于运用历史的道说与书写来彰显"道"."道"的历史属性和实践属性体现了认识论与价值论的统一、"道"与"德"的统一.这使得儒家之"道"与强调辩证的观点和坚持实践立场的历史唯物主义可以找到共同的契合点.     

对周敦颐"文以载道"说的三类批评及其辨正

学界对周敦颐"文以载道"说的批评大致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即分别针对"文以载道"的"文""载""道"提出批评.周敦颐在文学史上的独特贡献在于他将游山玩水理解为一种"主静"的修养工夫,将吟风弄月理解为这种修养工夫的文学表达."文以载道"说建基于《通书》的"道"论与《太极图说》的宇宙论和修养工夫论,奠定了宋明理学文论的理论基础,开拓了中国文学的新境界,其哲学奠基与文学贡献应被重新估定.基于"文以载道"说的哲学辨析及相关文学作品的诠释,上述三类批评对周敦颐的文论要么存在无心的误解,要么出于有意的攻击,都应予以辨正.     

"中正"之道视域下张载教育哲学探微

张载作为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构建了以"中正"之道为基本原理的教育哲学体系.基于对张载"中正"之道教育原理的揭示,阐释其教育哲学中"蒙以养正"的教育目的 论,"中道而立"的教育内容论,"亨行时中"的教育方法论.张载以"中正"之道为理论之基的教育哲学对实践中有关德性与知识、内容与方法等问题的解决具有指导与启发意义.     

“博文约礼”与“知性”——论李二曲下学上达的工夫论

"博文约礼"是儒家自先秦以来非常重视的为学之道。二曲作为心学家其求学之道的基石为求心,因此其工夫的立足处为心与性,他对于博文约礼的解释,和先儒相较稍有差异,"博文"之"文"不是单纯的经书典籍,而有"人道"之意;"约礼"之约不是单纯的约束之意,而具有"本体"之意。二曲这一下学上达工夫即重视对道德本体的涵养,同时也强调现实日常日用的道德践履。     

儒家"道"、"德"观之寻根阐释及其"形上化"之后果

"道"与"德"就其源始义而言,皆是表示在"天命"之"感召"情境下的"行",其本身即是先民的生存境遇之表达.由此处境而发,便进一步开显出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极其重要的"生生为本"之观念以及儒家的表现为"赞天化育"之形式的"天人一体"的天道观.然而,随着宋明理学之勃兴,不仅"道"、"德"的源初意蕴被日趋"盘剥",而渐为"形而上学"之思想物;相应地,儒学也逐步地从作为其立足之根的"人伦日用"中"滑脱"出来,从而沦为空寂与僵执,失去了作为其本质特征的"通经达权"或"顺变精义"之精神,于是,在社会生活中,便引发出许多消极之后果.     

孔子"道"的形上学意义及精神价值

道在孔子境界的形上学中具有多重意蕴:它既是主观原则,又是超越原则;既是价值之源,又是信仰对象.它与孔子的天、人、性、命、德、仁等等哲学观念存在着既相互涵摄,又互不隶属的复杂关系."性与天道"虽说孔子不常言,"志于道"、"守死善道"却是孔子不懈的追求.在天为道、为命,在人为德、为性,通过"下学上迭"、"践仁合天"之功夫,实现人与天道流行浑然无隔的"无言"之境.黑格尔说孔子只是"世间的智慧",说明他不了解孔子的"道"的真谛.在孔子,"道"具有形上学意义和超越的信仰意义.沿孔子的道、德、仁、天、人、性、命之意义,<中庸>、<易传>建立起原始儒家的天人性命之学.     

志于道--论孔子之"志"

孔子的思想非常丰富,历代对其的阐释也是异见纷纭.如何才能较全面地把握孔子之道?最关键的是从其"志"入手.孔子一生都"志"于"道",都在一丝不苟地践履其"道".孔子所追求并实践的是一种什么样的"道"?那就是天道.孔子的天道观不是自然之天,也不是义理之天与主宰之天."天"在孔子的思想里具有非常深刻和丰富的含义.     

波普尔的知识论在其"开放社会"中的运用

波普尔将其建立在证伪为主义基础上的知识论拓展到"开放社会",以之解释开放社会中的道德、批判开放社会中的"伪科学"、主张证伪主义的民主观、构建"可塑性控制"系统来解释自由与控制的关系.波普尔的知识论和以之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理论颇具争议性,但他的知识论在"开放社会"中的运用具有独到的意义.     

道的可能解法与合理解法

作为道篇首句的"道可道非常道"关系到对道的根本理解.几乎所有现代的解释都把它解读为"可说的道就不是永恒的道",或者非常类似的意思.这种解读从老子原义上说恐怕是错误的.这种解法把老子博大的形而上学、政治与道德思想问题收缩为知识论问题,甚至是神秘主义知识论问题,从而导致对老子的片面和狭隘的理解.按照老子思想的逻辑,"可道"应解为"可因循"."道可道"的正宗含义是"有规可循之道",其所指是伦理经术政教礼法以及各种操作规则、章程规制、日用技术等等那些能够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的东西,也正是老子在<道德经>各章里不断反对的那些东西.老子反对刻板规范,反对墨守成规,推崇符合自然的那种无法固定化的、灵活弹性的、始终跟随形势而变化的道.有规可循之道属于器的层次,是形而下的事情,无规可循之道才是形而上之道,是使一切有规可循之道能够各就各位、各行其是、各得其所而且形成互相协作的万变之道.     

"忘鱼而钓,寄兴于曲蘖":王阳明的经典诠释学

作为明代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以千古不易之"心"取代了宋儒的"天理",从而建构了其心学道统。在此背景下,王阳明的经典诠释以"忘鱼而钓,寄兴于曲蘖"为总体原则,其基本内涵则是对传统的读书求道观念的反叛,而要求以经典为吾心之印证。为了使得经典可以与吾心相接,阳明以"良知"为心之本体,从而使得释经者与经典在心之"良知"的本体层面达到彻底的"视域融合"。由此阳明得以将"致良知"作为理解与解释经典的"权衡",进而将明代的"二十四民"全部纳入经典诠释的对话对象之中,最终开启了明末以情抗礼的社会风尚。     

论唐宋间"四书"升格为儒经的原因

唐宋之间,"四书"取代五经成为封建社会后期官方法定的儒家经典.本文认为四书升格是唐宋经济发展、思想流变的必然;四书以其自身的特点而具备了升格的可能.另外,唐宋诸大儒对四书进行了创造性的解释,超越了唐代释老的心性本体论,将"佛性"或"道性"还原为人性,并将性与天道相沟通,将天道与伦理相沟通,把学术的核心话题从"佛性"、"道性"转换为"天理",最终他们实现了整个学术的转换.这种学术转换是在对"四书"精心解释下完成的,新的学术理论的确立,使得它所依傍的文本也广泛地被接受,"四书"升格为儒经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