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春秋军事制度的两个问题

西周时期，诸候不分内外和爵位高低，均有权建立军队，且卿大夫也有自己的世族武装，因之形成宗族等级制下王室、公室、家室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所谓“诸侯有卿无军”之说，不过是《国语》作者理想的制度。西周春秋时期以车战为主，其攻车的实战编制为３０人；大约至战国初期，其实战编制扩展为７５人。     

春秋“流亡婚姻”考述

据统计,春秋"流亡婚姻"共10起,涉及11国28人次,其成因分为流亡者流亡和与流亡者通婚两个方面。前者是君权和公子及卿大夫集团的矛盾,后者是要利用流亡者为本国利益服务,其结局分为"返国为君"、"定居为仕"、"赋闲定居"和"最终被杀"四个类型。通婚对流亡者的政治前途有重要影响是其显著特征,"流亡婚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春秋时期民族融合、婚制以及妇女地位等状况。     

论郑庄公的礼治精神——以《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为中心

评价郑庄公之性格及行事，须将其置于春秋时期浓郁的礼仪文化氛围中考量。郑庄公与共叔段政治权力斗争的过程，始终贯穿着强烈的道德意识与礼治精神。郑庄公的礼治主义对郑国的政治文化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家族宗子:诗礼传家的责任主体——以春秋时期叔孙豹为中心

叔孙豹在鲁国理政期间,政治生态由以霸权为中心转变为以族权为中心。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叔孙豹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对诗礼文化进行多方面的理论阐释,与此同时,他率先垂范,以守"礼"、引《诗》以说"礼"、赋《诗》以明"礼"等方面的行为实践,对"诗礼文化"的传承与重建做出了重要贡献。由此可见,春秋时期,出身于世族尤其是作为家族宗子的卿大夫作家群体继承西周的"诗礼文化"传统,以政治生活与日常生活为活动场域,以自身的行为实践,尤其是以文学创作为主要载体,在家族乃至整个社会传承与重建"诗礼文化",成为诗礼传家的责任主体。特别是自春秋后期族权渐次取代了君权之后,这种主体角色所发挥的功能越来越重要。     

春秋楚王权与楚国政治地理结构

春秋时期，当中原诸候国先后出现公卿瓜分王室，政权下移之际，楚国却始终保持王权对公卿的控制，较少出现“上陵下替”的现象。对此，学者们多有阐发。顾栋高以为楚国王权相对稳定，得益于楚令尹之执政和楚王对权力的控制。他说：“以肺腑而膺国重寄，则根本强盛；以重臣而骤行显戮，则百僚震惧。且政权画一，则无牵制竞争之病；责任重大，则无诿罪偷安之咎。楚之国法行而纲纪立，于是乎在。”①但春秋楚王权的扩张并非一帆风顺．日本学者安倍道子在考察了从庄王对灵王时期楚王权与世族的关系后也指出王权得到强化的事实，其间的发展却颇有…     

政治生态变迁与春秋文作家群体社会阶层演化

春秋时期政治生态经历了一个由"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向"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渐次变迁的过程,从而完成由王权政治向霸权(君权)政治、族权政治、庶人政治的变革。这种变革的基本内涵之一就是政治文化由贵族精英主导的礼治型向庶民草根参与的民本型转变,这自然会引发作家群体社会阶层分布不断由贵族向庶人的演化。春秋文作家群体除了国君、卿、大夫这些上层贵族之外,新出现士、平民阶层,甚至乡人、野人等社会下层人物也成为文学创作的主体。春秋时期各个历史阶段的创作主体又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前期周天子依然可以通过策命诸侯方式来行使"王权",王室、公室卿事寮与太史寮作家群体比例严重失调;中期国君成为创作的重要主体之一,社会阶层开始向"卿族"转化;后期"卿大夫"阶层成为创作主体,"士"阶层作家群体逐步形成;晚期"家臣"作家群体开始形成,"士大夫"职业化作家群体开始出现。     

《春秋繁露》与儒学君道观的形成

《春秋繁露》在肯定君权至上的前提下，从君权来源的角度，强调君权的最高本源是天，从而得出了君主行为必须效法天道的结论。如若君主逆天行事，天就会以灾异的形式进行谴告，直至变更君位和君统。并视“易姓而王”为政治常态，否定了君权的万世一系。由此初步完成了儒学君道观的构建，对传统政治文化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     

采邑与春秋时期的鲁国政治

<正> 春秋时代鲁国政治的显著特点是:执政之卿都出身于公族。非公族不得执鲁政,这似乎是鲁国的不成文法。因此鲁国卿大夫之间的争夺主要是公族内部的争夺。鲁国的大采邑主虽然都出身于公族,但为争夺权力和采邑而进行的斗争的激烈程度并不亚于其他国家,鲁国采邑主之间的争夺战对政局的影响比其他国家更为明显。春秋前期鲁国主要执政者有展氏与臧孙氏,庄公以后盘踞卿位的还有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东门氏及子叔氏。这里仅以臧孙氏和季孙氏的采邑为例,以见采邑消长与卿族兴衰的关系,以及采邑争夺对鲁国政局发展的重大影响。     

春秋时期“左”“右”职官尊卑考辨--以《左传》等史料为考察依据

方位词“左”、“右”在封建等级社会中被赋予上下、尊卑文化色彩。同样，其组合成的各类左、右职官必然具有尊卑、大小的文化内涵。春秋时期虽然全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官吏制度，但许多诸侯国的职官名称中却大都包含方位词“左”、“右”来表示其职位与权力的高低、贵贱。依据《左传》等有关史料，分析和考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以及各个时期尚左、尚右的文化心理及其职官尊卑状况。周王室、郑国、晋国、齐、郑国、鲁等官职以右为上；宋国的官制尊左、尊右因时世不同而有变动。     

论孔子的正名思想

正名是孔子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正式提出正名是鲁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年),是年孔子自楚返卫,子路向他提出“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的问题,他回答说:“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下引《论语》只注篇名)卫君即卫出公辄,当时他正与其父蒯聩为争夺卫国政权而兵戎相见。孔子的正名即针对这一事件而发。但正如谢良佐所说:“正名虽为卫君而言,然为政之道,皆当以此为先。”(《论语集注》卷七)谢良佐认为,孔子的正名不仅是针对卫国特殊国情而提出的政治措施,而且是一般政治原则,这是正确的。我们即把正名作为孔子提出的一般政治原则加以探讨。     

宋代文化政策宽明原因新探

宋代文化政策之宽明,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是由多种历史条件交合作用而形成的。首先是宋以前中国多元文化格局及宽明文化政策历史传承的结果;其次是宋代抑武重文集权措施之偏倚所造成;另外,“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使士大夫思想自由、精神独立,对皇权进行约束,是宽明文化政策之保障。     

郑国生态环境的变化及原因初探

郑国东迁,以今新郑为其新都,重要的原因在于新郑有作为都城的优越生态环境。而郑国东迁后的生态环境也经历了由早期的良好状况到后期的严重破坏的变化,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生态环境恶化产生的严峻后果又使郑国的统治者有所醒悟,并采取了一些保护生态环境的措施。这种转变是发人深省的,它对于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经济建设很有借鉴价值。     

宋朝的章奏制度与政治决策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君主处理臣下章奏的过程即是法律的孕育与分娩过程。章奏呈递渠道畅通是下情上达的基本保证。宋朝设置了多种机构、多种呈递方式,以确保臣庶的章奏能够通畅上达。章奏承转机构有明确的业务分工,严格的责任制度和详细的工作规范,以保障其有效运行。通过责任人员联保制度,以保证信息的安全;通过章奏承转时限制度,以实现信息的快捷传递;通过将各种章奏梳理分类,以淘汰无用的信息和有害的信息;通过章奏处理情况的备案和催办制度,以监控章奏的运行。皇帝对章奏的审阅、处理,多由宰相班子以及不同层次的官员先期论证。从形式上看,仍是皇帝个人独裁独断,但其决策已不全是出自皇帝个人意志,而是融进了官僚士大夫群体的智识和经验。     

“二十四史”《循吏》、《酷吏》列传与中国古代监察官的选任

传统的“二十四史”中有19史载有《循吏列传》，有10史给酷吏列传。循吏和酷吏(特别是循吏)具有十分明显的群体个性特点，即刚正不阿、直言敢谏，博学多识、明于礼法，具有地方(或基层)任职的经历等，而这几个方面正是中国古代监察官选任的基本条件。因而，循吏、酷吏与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二十四史”中《循吏》、《酷吏》两列传涉及人物约350人，其中大约有三分之一通过君主亲授、吏部铨选、台府辟署，或官员荐举等形式位至台谏，对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运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循吏、酷吏，特别是循吏参与台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皇权的稳固、吏治的清明，促进了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延续和发展。     

关于北宋前期的尚书省

北宋前期的尚书省由于历史原因而成闲散机构,有名无实,但其在宋人心目中地位尊崇,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仍有较大影响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北宋臣僚为恢复尚书省作出了积极努力,为宋神宗元丰官制改革积累了经验,铺平了道路。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

宋代政治架构 ,一言蔽之 ,即“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这是理解与认识宋代官僚政治体系的关键。皇权、相权、台谏之权 ,构成宋代中央政府中的三角 ,三者互相限制 ,又互相倚恃 ,形成“共治”架构。宋初完善法制 ,提倡依法办事 ,奠定了“共治”架构的稳定基础。而中唐以来社会思想的发展 ,为“共治”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有宋一代 ,最能体现“共治”架构的 ,是宋仁宗朝 ,故有“庆历之治”的美誉。剖析宋仁朝政治 ,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共治”架构。     

魏燕战争以后的北魏与高丽

北燕被北魏灭亡后,高丽接纳了原北燕国主,北魏太武帝朝与高丽的关系一度紧张。此后,双方的关系经历了25年的空白时期。直到文成帝朝,高丽才两番往北魏派遣贡使,但是双方关系依旧冷漠。从献文帝朝起,高丽向北魏遣使进贡的次数显著增多。献文帝当太上皇以后的延兴年间,北魏也对高丽做出积极的回报。由于频繁的使节交往,更因为北魏遵循不介入高丽与百济间矛盾的原则,双方关系的主流一直沿着缓和的轨道发展,这为后来孝文帝朝与高丽的关系进入友好期作了铺垫。不过,延兴末年北魏文明太后要求和亲,却被高丽拒绝,这说明双方关系仍需磨合。     

东魏北齐邺京里坊制度考

里坊是古代都城构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坊之置始于北魏平城，洛阳、邺京沿置。邺南城400余坊，北宋时已不可名状。稽诸石刻，可考证出东魏北齐邺京28里3坊，里、坊置正，分掌管理和治安。城内置坊，城外置村。里承汉制，坊启隋唐，邺京里坊制度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与作用。     

安守本位,正其位而行——荀子“素位”思想研究

荀子作为先秦时期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特别重视对于政治伦理哲学的讨论,并提出"隆礼重法"的政治主张。在其哲学体系中,有关"素位"思想的论述具有鲜明特色。荀子继承与发展了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以及《中庸》中有关"素其位而行"的思想,并在《荀子》一书中对"素位"思想进行了详尽的说明与论述。荀子"素位"思想可以从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来分别加以论述。     

论古代中国免官复叙法的实践与经验

汉代以来,免官复叙便被经常使用,但随意性强,尚未形成定制.魏晋南朝之时,律法仅对免官的禁锢期进行了简要的规定,但形同虚设.直至北魏,将免官三载而降阶复叙定为常法,但仍旧简略.唐律增加免所居官条,免官复叙之法仍从北魏,并无显著变化.宋代官制繁杂,复叙种类之多,独自成体系的叙复之法形成.免官仅作为附加刑使用,免官复叙不再单独规定.待至明清,免官作为附加刑的地位得以改变,行政与刑事处罚有所区分,免官复叙之法体系渐成.免官复叙法的运用对古代中国的权力运作有一定的制衡效果,同时也维护了古代官场的道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