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之死"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几种解读

"耶稣之死"的故事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曾经被加以不同的解读,有的是对源文本的复制,有的服从阶级革命的时代目的,其中鲁迅的解读特别富有存在主义的个体体认色彩,这一体认导致对耶稣之死的有意误读,鲁迅的误读是对源文本的更富创造性的解读.     

布鲁姆的"误读"理论再阐释

"误读"是哈罗德·布鲁姆提出的著名的解构性阅读理论,与传统的"误读"在内涵上有着本质的不同.文章阐述了布鲁姆的"影响即误读"理论,指出"影响即误读"理论是在德里达与弗洛伊德影响下提出的一种积极的解读策略,旨在改变读者被动的接受地位,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解读文本,以更好地实现文学价值.     

"说不可说之神秘"的"重玄之道"——成玄英重玄学话语策略与思想底蕴总论

以“重玄”名家的唐初学者成玄英的老庄注疏不是音韵训诂的朴学,而是侧重于义理上切身领悟、大力承继老庄置身于“在世之在”的特定语境而阐发的对人生根本困境的“终极关切”、“真精神”,是对原始道家经典文本的重新解读。这种解读以道为本,援佛入道,将“玄之又玄”的老庄道家之道“创造性地误读”为一种历史新范式─—“重玄之道”。其思想底蕴乃为排谴“在世之在”存在论的悖谬与苦痛。     

"文本解读"与"时代解读"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发展的根本路径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必须通过“文本解读”和“时代解读”的路径去实现。但不能把文本解读和时代解读分割开来,也不能把文本解读和时代解读看作是两种根本不同的路径。它们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发展的同一种路径的两个不同的方面。文本解读和时代解读相结合,才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发展的根本路径。     

印光、史怀哲和章太炎对《感应篇》的误读及其价值

对于提倡成仙证道和行善积德的<太上感应篇>,印光、史怀哲、章太炎有着三种不同的解读.三种不同的解读中不乏误读,通过对其中的义理进行分析,发见各自的信仰或思想之立场预设,导致了各对同一文本的理解认识出现了大歧异.误读的价值在于使同一文本有被作各种解读的无限可能,从而给原文本增加了更多的附加值,使历史维系不至于间断,多元化路子也得以更多地开启,并不断受到历史的检验.     

文本的误读与意义的创生——谈谈傅伟勋"创造的诠释学"中的"误读"概念

误读,是傅伟勋"创造的诠释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在傅伟勋看来,误读是理解的创造性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是使传统理论不至于凝滞并保持鲜活生命力的重要条件.但"创造的诠释学"中的"误读"不能等同于误解,也不能等同于曲解,它并不是一种违背文本含义和作者本意的解读方式,它只是"说出作者应说而未说者".理解作者,必须超越作者,是"误读"方法的要义,也是傅伟勋"创造的诠释学"的要义.     

析对马恩"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内涵的误读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马恩“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内涵的研究存在一定的错误解读,集中体现在对“跨越”对象和阶段的误读上。实际上,在马恩的“跨越”思想中,不仅认为生产关系可以跨越,而且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某一国家或地区的生产力也是可以跨越的;跨越的应当是整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包括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误读的主要原因在于,一些学者把现实的社会主义同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等同起来了,将二者混为一谈,并依此来对照和注解“跨越”思想,从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论中西学术语境下对"poetics"与"诗学"产生误读的诸种原因

无论是在印欧语境下,还是在汉语语境下,“poetics”和“诗学”都存在着从字面上被误读的可能性。在英语语境下存在着欧美学界对“诗学”概念产生误读的三种可能性,在汉语语境下存在着中国学界对“诗学”概念赋予的四个层面意义及其误读的可能性。为了使“诗学”这个概念不再引起误读,笔者主张:诗学就是指涉文艺理论而不是“关于诗的研究”,而比较诗学就是指涉中外文艺理论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中的汇通性比较研究。     

马克思对人道主义的承接:价值观抑或历史观——兼论"马克思立场"解读原则

人道主义与马克思哲学“关系之谜”在经过三次大的论争后,仍然有诸多问题有待澄清。马克思一生在价值观上都认同人道主义,但是在历史观上对待人道主义却存在着一个“断裂”。在明晰马克思终生关切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基础上,面对当前对马克思哲学解读的种种误读,应当提出“马克思立场”解读模式。     

中国的脊梁——解读《非攻》、《理水》并澄清一些是似而非的问题

《故事新编》是开启鲁迅生命历程的至关重要的文本,但长期以来这个重要的文本要么被忽略掉,要么被误读,从而导致了对鲁迅解读的根本性偏差,睿智者如竹内好、王晓明也概莫能外。《故事新编》中的《非攻》和《理水》两篇尤其如此。这两篇既是鲁迅晚年对“希望”的表达,也是他对“大孤独”、“大寂寞”与“大绝望”的表达,而这一切反映在文学上就是对墨子和大禹两个历史形象的重新塑造上。在故事中,这两个形象一方面是“希望”与“脊梁”的象征,一方面意寓“大孤独”、“大寂寞”与“大绝望”。而如何将这两个方面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理解,并且讲得入情入理,则是解读这两个文本的关键所在,也同样是解读《故事新编》,甚至是解读鲁迅的关键所在。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互文性”与“语境”——20世纪文学研究思想发展的共同趋势

“互文性”和“语境”是文学研究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两个术语。这两个术语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学理念,但它们之间也存在着诸多共同之处,它们不仅具有共同的网络结构、编织的动态特征,也经历了相似的泛化命运及其发展的双重困境。而且它们能够彼此诠释,共同表征同一现象。这些发生在两个相互矛盾的概念身上的共同之处反映出20世纪文学研究思想总体发展的某些趋势,如关联、整体、动态、读者及泛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