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诗文编年新探──《元稹年谱》疏误商榷

本文列举《元稹年谱》误编、漏编以及编年不确的诗文计 2 4首 ,在标示《年谱》编年疏误具体诗文之后 ,先全面引述《年谱》编年理由 ,然后扼要指出《年谱》编年疏误所在 ,并列举编年新探及其理由 ,从而比较客观地表述了元稹诗文创作的本来面貌 ,为准确理解元稹诗文原意提供可信的材料和依据     

元稹通州诗歌编年──《元稹年谱》疏误举例

本文列举《年谱》对元稹通州任内诗歌编年疏误约七十余首。全文以元稹通州任内的时间为序，逐条标示《年谱》编年疏误的诗歌，全面引述《年谱》编年的理由；然后笔者说明《年谱》编年缪误的原因所在，扼要列举正确编年的理由。从而比较客观地表述了元稹通州任内的行踪和生平，以及元稹和白居易通州江州唱和的真实情况，纠正了《旧唐书·元稹白居易传》关于此事的错误记载……为读者正确理解元稹的这部分诗歌提供了可信的资料和依据。     

关于元稹诗文的系年——《元稹年谱》疏误举例

诗文的系年历来是勾描谱主生平的重要基础 ,《元稹年谱》的著者虽然对元稹的诗文下了不少的工夫 ,但被随意编年的诗文仍然不少。本文以元稹生平为序 ,逐条一一标示《年谱》编年有误的诗文 ,全面引述《年谱》编年的理由 ;说明《年谱》编年缪误的原因 ,扼要列举笔者的编年理由以比较客观地表述了元稹的行踪和生平 ,为读者正确理解元稹的这部分诗文提供可信的资料和依据     

有关元稹几个问题的新考订

中唐文坛元白并称，但对元稹的研究历来萧条得多，以致使一些基本问题长时期未得到解决，如所谓元稹初仕于河东或河中，其实是子虚乌有；所谓段氏志的不同“版本”意味着元稹品行低劣，其实不过是用“邻人偷斧”的眼光看问题的结果；所谓元稹拜相前后曾移居安仁里，其实是误信了《唐诗纪事》、《云溪友议》误合元稹与元载为一人的记载；所谓元稹《除夜酬乐天》作于长庆三年，其实应作于大和二年；所谓《酬乐天待漏入阁见赠》作于长庆元年十月后，其实应作于十月前。澄清事实真相，将有助于促进元稹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元稹原配夫人是韦氏而非谢氏

闻国新《自居易与元稹》(《山花》1980年3月号)一文描绘了元白相会夷陵的情形,说:“元稹的原配夫人谢氏,不幸早逝,元稹写了三首《遣悲怀》的诗悼念她……谢氏却再享受不到这种富贵了。”但史话涉史。于史实有抵触处,文中谢氏应系韦氏之误。据《韩昌黎集》卷二十四《监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韦氏夫人墓志铭》:“仆射(韦夏卿)娶裴氏皋女、皋父宰相耀卿,夫人于仆射为季女,爱之、选婿得今御史河南元稹。”韦夏卿宫至太子少保,死后追赠左仆射、地位很高。据白居易《河南元公墓志铭》(白香山集卷六十一):“前夫人韦氏,懿淑有闻,无禄早逝”前夫人即指原配夫人。     

《金瓶梅》故事编年厘正

对《金瓶梅》故事进行编年考察 ,是《金瓶梅》研究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在目前国内外学者所编制的几种编年专稿中 ,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疏误。严格按照《金瓶梅》故事发展的自然流程和相关的时间线索予以重新厘定 ,是很有必要的     

“张生即元稹自寓说”质疑

元稹的《莺莺传》是唐代传奇中的名篇,它流传千古,烩炙人口。关于传中主人公张生之生活原型究竟是谁的问题,历代学者各陈己见,纷争千年。先后有张生即张籍、张君瑞、张先和元稹自寓等不同说法,后者现已成为结论性的意见,诚如有人所云:“关于张生,于今已公认为元稹自己而无异词。”(《〈传奇笺〉证稿》,见《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所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丛》第一辑)我们认为此说缺乏根据,尚需商榷。 张生即元稹自寓的说法始作俑于宋人王性之、赵令畴,他们认为“则所谓传奇者,盖微之自叙,特假他姓以自避耳”(《侯鲭录》卷五)。其后如明人胡应麟(所述见《少室山房笔丛》卷四一)、瞿佑(所述见《归田诗话》卷上)、近人鲁迅(所述见     

论元稹与薛涛

关于元稹与薛涛的情爱关系,在元薛时代就已流传开来,元稹的好友白居易,以及李德裕、刘禹锡等人的诗歌中都涉及到这一点。三十年代的几部关于妇女的文学专著,如谭正壁的《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梁乙真的《中国妇女文学史纲》、谢无量的《中国妇女文学史》,对此也都作了论述。     

后人对元稹诗文的误读

元稹诗文在唐代传播广泛，对后世影响深远，但也存在诸多误读误解，今仅举例一二，就教贤达。     

龚自珍诗编年订误三题

《龚自珍全集》(上海中华书局版及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九辑所收为龚氏的编年诗,共录《破戒草》《破戒草之余》及集外未刻诗等计二百八十八首,原系王佩诤先生校录,为至今为止收集最完备的。但此辑所录各诗,自《春日有怀山中桃花园有寄》以下,共五十七首,其编年颇多可疑。当日编集者未曾详考,遂有明显可知其误者亦未能订正。其中除《哭洞庭叶青原昶》、《饮少宰王定九丈宅》二首近年已见专文指出并予纠正外,就笔者所考,尚有五首(三题)编年明显有误,即《太常仙蝶歌》《秋夜听俞秋圃弹琵琶》及《张诗舲前辈游西山归索赠(三首)》。兹申述理由,订正如下,并以就正海内高明。(一)《太常仙蝶歌》旧系于道光七年(丁亥),误。应改系于道光二年之后,三年之前。理由如下:     

元《至元杂令》发覆

日本元禄十二年(1699年)翻刻本《事林广记》所收元《至元杂令》不是完整地录自当时法典中的《杂令》篇目,而是杂抄元至元前期在行的各种法令、制度而成。因此不能将其视作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法典。其编撰刊行时间,当在前元至元十二年至十四年(1275—1277)之间,是书商商业运作的产物。《至元杂令》明显地烙有金朝法律的印迹,它的编撰刊行,反映了元朝法律由使用借鉴金朝法律向元朝制定法过渡的时代特征。     

宋代杜诗编年考论

杜诗的编年是宋代杜诗学的重要内容。杜诗编年及编年本的出现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它是在当时社会风尚、文学观与杜诗接受观等多重影响下出现的。经过两宋诸家的努力,杜诗编年趋于完善。宋代现存杜诗编年本的编次同中有异。从对诗歌的模糊系年到对每首诗歌的准确系年,是宋代杜诗编年发展的重要一步,是不同结集者的杜诗观与社会大背景中文人杜诗接受观相互作用的结果。     

对圆明园兽首拍卖的法律思考

根据《法国民法典》的规定，青铜兽首的持有人不能取得所有权，所以，佳士得的拍卖行为属于违法。诉讼时效不适用于物权，所以对兽首的追索即无所谓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追索流失海外的文物，不仅有国际法依据，而且有国内法根据。建议我国明确文物诉讼的主体资格，强化文物所有权归属的立法。     

《远游》之“韩众”必先于屈原——兼论《远游》的作者问题

认为《远游》非屈原之作的"最坚"证据之一,即"韩众"为"秦始皇时之方士"。然前贤时彦辨析"韩众"所指时,多未能注意到"三个前提""汉人所说之韩众有二"等关键性因素,得出的结论往往存在不少漏洞。对影响该问题的诸多因素进行多维度的整体观照,所得出的结论只能是:《远游》中的"韩众"断非"秦始皇时之方士",而必为先于屈原的得道者无疑。通过《远游》中的"韩众"这一被学者认为"具有很强实证性的材料",无法动摇王逸提出的《远游》为屈作的结论。     

《文选版刻年表》补正

范志新先生的《文选版刻年表》收历代《文选》版本二百二十七种，对于研究《文选》流传与接受的基本脉络颇为有益。在我所经眼的版本中，尚有二十余种为范《表》所未收。兹以时代为序，加以补录，并就范《表》中的几处疏失提出修正。     

黄遵宪改历观的思想历程

黄遵宪青年时期既对日本废夏历改用阳历不满,又对新鲜的阳历表现出猎奇心理,中年之后则明确指出日本迷信西法、轻易废除夏历不对。支配黄遵宪改历的思想历程的是民族主义、国粹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想。他的改历观的思想历程揭示了两历遭遇之初,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情感与理智的二难矛盾。他的"余意改历似可不必"的主张,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环境里,亦有其历史的合理性。     

元好问《续夷坚志》与金末元初的文坛

元好问《续夷坚志》 ,以“小说存史” ,记叙文人行踪的故事 ,保留了金代文人交往的重要资料 ,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料价值     

论唐宋时期的文思院与文思院使

文思院是唐后期设置的属于内廷的制作机构,并为后世各朝所沿袭,直到清代才废去不置.本文主要研究了唐五代至两宋时期文思院与文思使的发展演变情况,论述了文思使由唐代的内诸司使,至宋代成为西班使臣,再到明代沦落为低级职事官的演变历程,并对文思院的职官设置及职能演变情况,进行了详尽的考述.     

侧论元载

执掌唐朝乱政十五年之久的元载 ,为肃代二朝有较大影响的重臣 ,以恶贯满盈的佞臣定论于历代史册 ,虽然无法也无意将其“大恶”翻案为“大善”。然而 ,遍检史籍资料 ,从其铲除阉宦、建策抵御吐蕃等执政大举 ,反观这位唐中期宰相的矛盾形象 ,对于重新解读元载 ,不但有所裨益 ,而且抑或能给治唐乃至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些许新的启迪     

《古文苑》与《续古文苑》评析

《续古文苑》是清代著名学者孙星衍为南宋王厚之编纂的诗文选本《古文苑》所做的续本。从选编的标准看,二书都是辑佚之作,辑录的都是《文选》集外、史传不载之诗文,编纂时都坚持儒家思想,并有意挑选各时代的诗文精品。从编选体例看,二者均始于文,终于诔,均比较重视箴、铭、碑、颂等文体,但孙星衍在沿用《古文苑》之体例外,还兼用《文选》的体例,故《续古文苑》体例远比《古文苑》精善;从编者身份看,二人都是江浙人,同为进士出身,都曾在馆阁任过职,又都好古博物,性嗜聚书,尤喜金石刻辞,是当时著名的金石学家和藏书家;从编纂质量看,《续古文苑》在编纂、校勘上更加精良,而《古文苑》有章樵注释,却是《续古文苑》不能相比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