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革命文学转型背景下的左翼启蒙派

左翼启蒙派是指在五四启蒙思潮与鲁迅精神与创作影响下从事左翼文学活动的一批作家,他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过程中仍然坚守五四启蒙话语,重视文学的社会批判和思想批判功能,显示出与左翼功利派文艺观念迥然不同的理论品格与创作倾向。这一派系在左联后期开始萌生,分别在1940年代的解放区和国统区形成气象,但随后在革命文学向工农兵文学全面转型的过程中遭到"规训与惩罚"而逐渐瓦解。     

“人力车夫情结”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受"劳工神圣"、"平民主义"等思想观念的影响,五四新文学对人力车夫这一特殊社会群体给予了深切的关注和同情,形成了五四新文学中的"人力车夫情结"。人力车夫是五四知识分子与城市底层劳动者生活联系和情感联系的一条纽带和重要触点,五四作家通过人力车夫这个群体了解城市贫民的生活和思想,他们的平民意识、平民文学观念也在描写人力车夫的作品中得到明确的表现。同时,五四文学将人力车夫奉为道德楷模,也与"改良国民性"的启蒙主题存在悖论。     

留学背景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规范性建设

五四前后留学归来的作家群体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其对现代文学的规范性建设的促动和推进。如果说新文学先驱者掀起"文学革命"是呼唤一个新时代的话,那么,这种规范性建设的积极探索和卓越成就则标志着新的文学时代已经来临。     

五四文学精神资源新论

人文主义是五四文学的旗帜与象征,也是中国现代作家的梦想和追求。因为它不仅代表着与传统价值观完全不同的现代性意义,也标志着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接轨的现实可能性。然而,人文主义原本是西方文化的历史传统,它究竟通过什么渠道和方式传入中国并产生影响,新文学作家又是怎样对其加以理解和运用的?这一关键问题,至今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本文对五四文学的精神资源进行反思,认为五四文学是本土意识深度介入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等的结果。     

嬗变与建构的当代意义——论五四文学传统

五四文学传统是在阐释中建构起来的.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强调五四文学的人文主义性质和个性解放精神,推崇白话文学的正宗地位.左翼文学兴起后,对五四文学传统进行了修正,剔除其中不符合无产阶级革命原则的内容,同时强化了它本来就有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成分.到1940年代,五四文学在新民主主义思想基础上实现了与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的整合,它们共同构成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学.不过经此改写,五四文学传统便不能充分有效地解释五四文学自身了,这导致1980年代初发生了一场关于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的讨论.这一讨论,顺应了思想解放的时代趋势,但注定不可能真正回归"五四".在保守主义思潮兴起的今天,我们特别需要在现代性原则的基础上理解和重释五四文学传统,从而使它成为中国人民追求现代化理想的一个精神动力.     

语言大餐与现代精神

中国古代四大名著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但无论其思想内涵、人物形象,还是情节安排、语言使用,都在某些方面与现代精神息息相通。正因为如此,四大名著才在"五四"之后迅速成为与桐城古文分庭抗礼的有力武器,成为文学革命的古典资源,也成为新文学家奉习的新经典。"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四大名著此时声名鹊起,并带动整个小说文体从边缘走向中     

五四文学革命:上海的蓄势与北京的荣光

“文学革命”的蓄势和起点,与北京并无太大关联.五四文学革命的酝酿与发动,是上海时期《新青年》杂志的荣光,无论陈独秀鼓动的思想革命,还是胡适倡导的文学革命,其雏形、基调在上海时期就已经奠定,北京时期不过加以扩大与深化而已.文学革命由小圈子内的讨论变成全国的舆论焦点,与“双簧信”事件有关,而这一事件是非常“海派”的.文学革命的先锋胡适、陈独秀、刘半农和钱玄同,都是在上海起步的;五四时期重要的文学观念和富有审美冲击力的创作,大部分出自上海的作家.     

论左翼文学运动的人文价值观

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左翼文学,其本质意义就是一场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以工农大众的“集”体理念,全面取代了“五四”精英的“个性”意识;它以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彻底扫荡了“五四”文坛的悲凉格调,进而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艰难前行。由“五四”新文学过渡到左翼革命文学,既是中国现代作家的自愿选择,也是他们思想追求的二次转型。正是因为如此,才导致了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多极化表现特征。     

从《文学改良刍议》到《文学革命论》

将陈独秀与胡适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陈独秀再三催促与坦诚切磋,胡适未必能“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陈独秀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之前已基本形成其新文化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远非仅仅对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响应或为文学革命鸣锣开道,其思想内涵也是极其深刻与丰富的。其一为“革命”正名,其二指明文学革命与政治革新的关系,其三确立文学革命的对象,其四明确文学革命的目标。而以往的研究对这份“五四”文学革命的宣言书的思想内涵的估量是很不够的。     

五四文学先驱者的文体意识探析

五四文学先驱者的文体意识探析张光芒五四是中国历史上思想大解放的时代，文学革命正是应思想革命的要求而产生的，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亟需文学作为一个中介使其广泛地得以开展，换言之，时代要求新文学运动从一开始就与思想革命紧锣密鼓地配合起来。但实际上，文学作...     

谈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

五四文学革命后,才出现了从文学观念到作家及作品的现代化品格的全面含蕴,因此以1917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起点是适宜的。1917年之前其他时段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诞生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为五四文学革命质的飞跃准备了量的积累。     

论美国犹太裔作家成功的起因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文坛涌现出大批优秀的犹太裔作家,纷纷摘取诺贝尔文学奖、普利策奖等文学桂冠。犹太裔作家之所以获得令世界文坛瞩目的成就绝非偶然,这一现象的本质是一个从文化认同到文学接受的问题,是一种文化超越的文学效用。美国犹太裔作家的双重文化身份及其与西方社会的文化认同为其成功提供了特殊的文化关系机制;犹太民族的历史境遇、思想情感等方面的"标本"意义和典型特征,以及犹太裔作家对此进行的形而上的升华运用,则是其成功的内在机理。犹太裔作家在文化思想、审美观念、文学技巧等方面突出的整合精神,促使犹太文学在保持一定犹太特质的情形下走向超越。     

“文学革命”前夜胡适与国内文化界的通信

胡适在海外留学时期所面对的思想文化资源,与章士钊、陈独秀等民初重要人物构成的国内文化界当然会有诸多的不同。在历史际遇之中,他们以通信的方式建立了一个有时代意义的沟通平台。在胡适与《甲寅杂志》的通信之中,章士钊关心的是时政、政治体制之类的东西,是典型的民初政论刊物的思维取径。胡适与《新青年》陈独秀的通信,反映出二人对中国社会与文学现代变革的共同追求,对中国思想文化改造的共同雄心,奠定了两人合作的思想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日后五四文学革命的基础。"输入文明"所构成的时代强音,沟通了海内外共同关注文学的两个不同的思想文化变革空间,在此之后自然就是五四"文学革命"的正式登场。     

中国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换的第一部曲

<正> 长期以来在学术界流行着一种见解,似乎认定“五四”文学革命所建构起的现代文学大厦是“全盘西化”的产物,是完全从西方文学系统中移植过来的;它是在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造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大断层。这种看法既不符合“五四”文学的实际,也不符合中国文学演变的历史逻辑。虽然“五四”文学革命中诞生的现代文学是以西方近现代文学作为借鉴和参照,但它并没有斩断与中国古代文学的联系,也没有脱离民族文化的土壤。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西文化交汇冲撞的背景下由传统文学转换出的新型文学,而这个转换则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     

五四作家知识结构塑造力解析

五四作家作为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五四作家赋予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无穷的魅力。这与五四作家自身的知识结构密切相关。而五四作家知识结构的塑造与形成则受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家庭背景、教育背景等诸多力量的影响与制约。而这种影响与制约,直接或间接地,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理论、文学生产方式等诸多方面都有着重要意义。     

"留学背景"与"开创意识"--以鲁迅、胡适等人为例

现代作家的留学背景是现代文学研究中值得高度重视的一个课题。留学海外不仅使这些作家精神世界发生重大变化 ,而且赋予他们一种极为可贵的追求真理的渴望、独立思考的勇气和改造世界的热情 ,他们往往具有强烈的开创意识 ,并为此进行了有目的、有计划、有力量的准备 ,最终留学群体以各自的努力为现代文学的开创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文革”叙事与新移民作家的叙述视角

"文革"作为我们民族历史中不可忽略的段落,包孕着太多的政治和文化内涵,理应是中国文学表现的重要主题,因为文学始终都承担着对民族历史叙述的使命。在近年日益引起评论界重视的新移民作家群体中,"文革"也是一个重要的书写点。新移民作家的"文革"叙事与内地的同类文本,当然有其相似之处,因为面对的精神资源是同一的。但新移民作家的"文革"叙事又绝不是内地同类文本的简单重复,它显然呈现着自己的独特立场和美学风格。应该说,新移民作家的"文革"叙事与内地的"文革"叙事构成了一种互补,共同构筑着中国文学中对于"文革"历史的记录。     

胡适的文学改良论是“形式主义”吗

胡适是一个对中国现代文化发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关于他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功过,最近几年有了不少新的、比较实事求是的评价,可是,把他称为“形式主义者”却似乎成了定评,有的还又一次地下了结论:“他在整个五四文学革命期间,总是力图把文学改革限制在语言文字的形式方面,他的目的就是使文学革命不去触动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学的根基。……他即使有时也涉及文学内容的问题,但象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这样的根本问题,即使从资产阶级的观点来加以考虑,在他也似乎从来没有梦想过。”事实是否如此呢?我想在这里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边界、问题与方法——一个基于问题意识的历史反思和创新展望

学术研究有大道理大问题与小道理小问题之分,治学者当先思考和解决大道理大问题。新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创新也必须首先着眼于其大者,这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守正创新有关的"理论边界"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什么是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弄清这个"是"与"非"的界线或曰边界究竟何在,是继承守正的前提,也是创新发展的基础。确立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边界"意识,首先要强调文论研究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精神、原则和主要观念上来。在此前提下,还应将守护边界与拓展边界有机统一起来,在内聚性的守持与开放性的外拓之间建立起一种既守护住"主义"又使"主义"获得新的时代内蕴的创新机制;二、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有关的"中国问题"。中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历史无不表明,有没有问题意识,能否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之中发现和找到属于自己的问题,从问题入手展开理论之思,是理论研究能否取得成就产生影响的关键。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要树立问题意识,与学界普遍强调的现实关怀意识和中国化,实质上是一致的;三、推进思想创新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本来具有方法论上的巨大优势,然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许多时期,研究方法甚至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最为薄弱的一环。基于此种状况,必须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两大基本原则:其一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相统一的原则,其二是逻辑与历史或者说是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相一致的原则。在遵循这两大原则的同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还有一些更加切近文艺特性的研究方法,也应予以发扬光大,这主要有三个具体方法:一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而形成的意识形态分析方法;二是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并汲取了各种现代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而历史地发展起来的辩证思维方法;三是基于对象感性存在特殊性之艺术的或美学的研究方法。     

文学是“战斗的武器”——晚年丁玲启蒙文学观论析

晚年丁玲高扬"反封建"启蒙旗帜,积极肯定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和启蒙价值,视文学为"战斗的武器",大力倡导文学的"真实性"和"批判性"原则,在向"五四"启蒙文学传统的回归中,建构起了其启蒙主义的文学观。这一文学观的形成,是丁玲一以贯之的"个性思想"作用的结果;同时,它也呈现出了丁玲晚年思想中的一个重要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