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媒体社会责任缺失及根源探究

科学传播系统是一种信息和知识传播系统,对于大众媒介的科学传播,既要遵循媒体的传播规律,又要符合科学本身的特点,才能实施有效传播.但是今天大众媒介在科学传播过程中已经出现众多的问题,由此便使科学技术信息在从拥有者向接受者传递的过程中,产生了科学技术信息的失效现象,影响了科学技术信息的传递和扩散,从而引发一系列问题.而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则在于大众媒介社会责任感的缺失.     

论我国农村新型家庭伦理的构建

当前中国农村家庭伦理存在许多问题.农村新型家庭伦理的重建面临着思维定势、经济基础不统一以及价值观混乱等困境.需要遵循“原源之辨”的伦理演进一般规律,在现实之“原”的基础上,重新阐释儒家家庭伦理中的基本观念和积极成分,使之具备现代形态和解释力并成为农村新型家庭伦理的一部分.     

电视广告“倒计时”对观众心理的影响

各种媒体对观众的渴求，集中体现在广告的竞争上。媒体总是绞尽脑汁让广告有更好的传播效果。于是电视广告的“倒计时”便顺应媒体人的期盼产生了。广告倒计时的出现，在观众的心理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主要从电视广告“倒计时”的出现背景、概念、变现形式及要求、观众的广告接受心理、电视广告“倒计时”对观众的心理影响、电视广告“倒计时”对媒体制作理念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共名状态下“母亲”的伦理困境——社会学视角

《母亲》是赛珍珠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七部作品之一,也是赛珍珠作品中最为独特的一部.“母亲”的共名身份,是在特定生存环境所编织而就的伦理关系网中确立的;其身份危机与角色冲突导致了一系列伦理困境:“母亲”的生命冲动与生活其间的社会空间、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冲突产生的伦理困境,诚实与谎言、忠诚与背叛、珍视生命与对生命扼杀两难导致的罪与罚的伦理困境,女性身份认同与性别歧视观念的矛盾导致的伦理困境等.赛珍珠用“共名”身份塑造的母亲形象,使“母亲”成为中国劳动母亲们的典型形象,因而超越了个体意义而具有了普适性特征.     

“孝”的话语剥离与伦理断裂——“非孝”事件、媒介公共空间与亲子观念重构

本文从民国至今的三场“非孝”事件出发,以话语分析的方法探讨在媒介创造的公共空间中,不同时代的人们如何建构“孝”观念与现代亲子伦理关系。在百余年的亲子观念变迁中,不同群体各自发言,将传统“孝”观念中的多重含义剥离开来。新观念在崛起,却并没有取代以往的观念,而是通过不同的媒介渗透进入不同的群体,造成亲子伦理的断裂,形成不同的文化圈层。     

论当代社会阶层变迁对电视传播价值取向的影响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内部构成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这一社会变迁对中国电视传播价值取向的嬗变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深入研究电视媒介人的观念变革、电视节目构成的多元化、受众接受心理的演变、媒介价值取向变化的双向互动意义,可以使得电视传播增加更多理性、自觉的成分。     

从“人禽之辨”到“人机之辨”:元宇宙的传播伦理学研究

在媒介环境的传播视域下,元宇宙延续口语媒介、文字媒介、印刷媒介、电视媒介的技术逻辑,未来可能引发与之相应的伦理问题。以往媒介技术曾经引发“人禽之辨”与“人机之辨”的伦理危机,元宇宙即将面临人性与技术同化的“虚实之辨”,建构元宇宙的逻辑前提应是保证人类不能在其技术逻辑下迷失自我和丧失人的本性。     

从解释到批判:马克思哲学当代化的出路

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化”来说,问题不在于如何“解释”马克思,而在于对当代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的批判。当代人类生存的现实困境在于生存危机。因而,马克思哲学当代化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生存危机的根源进行批判。而生存危机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生存方式。因而,必须结合时代特点,继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现代实践观念的起源与现代性困境

现代性困境在观念上的根由在于,现代世界的实践观念与古代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古代世界被视为最低级之人类活动的制作,在进入现代世界过程中因近于上帝之创世活动从而能够通达上帝而成为一种神圣性的活动,其后果便是制作替代了生活世界,遮蔽了生活世界,从而使得现代实践观念与亚里士多德作为习俗性的伦理生活的实践观念大相径庭。故对于现代性困境的合宜处置之道便在于,在某种意义上通过康德而回归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古代实践观念,而这一点正是马克思《资本论》时期的思想所揭示出来又被人们所忽视了的。     

网络文艺领域网暴治理的传播伦理策略

在数字媒介环境中,网络文艺评论中的网络暴力事件已然成类出现。无论是从现实世界的典型现象还是就其表现出来的关键特征看,生成性媒介环境都是网络文艺评论的总体环境。生成性媒介生态环境凝聚“媒介动能”,重塑文艺评论的“物质性”能量场。文艺领域之所以频繁发生网络暴力,主要是过于偏信“媒介生长论”的价值取向,同时却又在根本上忽略了巴洛克式的“褶皱”场景本来就是网络暴力的温床。在数字传播背景下开展网络文艺评论暴力治理,主要的伦理策略包括：重塑社交健康的自我伦理,超越联结和断联的复杂性伦理,强化“趋势结果”——突显事件伦理,凭借“宏大叙事”增强文艺评论厚度。     

论周秦家庭伦理观念的嬗变

西周的血缘宗法伦理虽然是以强化的家族政治观念为目的,但所产生的“孝”、“友”、“和”等观念及对其论述,却成为后世家庭伦理理论的基础.孔子以“仁”为中心,强调“礼”的作用,他把个人与家庭作为这一目的的起点,而对“孝”观念的反复论述显然强化了家庭伦理观念.孟子、荀子是从理论上对周秦家庭伦理的建构与完善,商鞅以及秦国的国家法令性质的家庭伦理的实践,影响更为深远.     

消费主义的当代表征与消费伦理

消费主义作为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深刻影响了当代的生活形态和文化生态。消费主义在当代主要表征为炫耀性消费和先行性消费,由此带来了当代人的价值失落和“消费人”的生成,造就了享乐主义的消费伦理。当代社会需要建构一种合乎科学发展的“适度性”消费伦理,对消费主义进行理性规范与约束,从而实现消费的和谐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     

批判的功能和功能的批判——社会科学研究现状漫议之四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关心社会,似乎是不可能的。不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是哲学工作者对社会的关注,根本自的的是在于对社会的批判。以存在主义为主导的当代人文哲学思潮,其生命力就在于对现代人生存情态的批判,而以分析哲学为主导的当代科学主义思潮,其深刻之处就是彻底清理了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它们的社会功用,不啻为哲学中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思想的启蒙不同于文化的启蒙.思想的     

论“媒介审判”在中国的跨文化旅行及其概念变异

自20世纪中后期,媒介审判问题开始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尤其是2004年之后,学者对媒介审判问题的关注度进一步提升,多元化的声音也开始出现.而由于刑事审判制度和文化观念的不同,源自美国的“媒介审判”概念及其内涵在我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异,并变异引发中国学者的争议.媒介审判概念在中国的引入与研究经历了萨义德所描述的跨文化旅行过程.     

智者的失落——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困境探源

当代的一些人文知识分子大概生活在惶惑之中,惶惑之原因在于身处困境。有的物质上的相对贫困;有的与大众失去了对话能力:有的由社会关注的中心向边缘游移;面对这些人文知识分子们茫然失措,无聊感充斥了他们的心灵,千百年来积淀在他们内心深处的神圣感坍塌了,时代的精英们已沦为芸芸终生中的普通一员,其人其思已不为世人所关注。当代人文知识分子所处的困境。困境之一:物质困境。在九十年代的中国,政局的稳定及商品经济大潮的兴起,使知识分子群体迅速分化,形成了职业阶层利益集团。不要说经商或从政与校园中的人文知识分子的经济收入有很大的…     

电视广告"倒计时"对观众心理的影响

各种媒体对观众的渴求,集中体现在广告的竞争上.媒体总是绞尽脑汁让广告有更好的传播效果,于是电视广告的"倒计时"便顺应媒体人的期盼产生了.广告倒计时的出现,在观众的心理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主要从电视广告"倒计时"的出现背景、概念、变现形式及要求、现众的广告接受心理、电视广告"倒计时"对观众的心理影响、电视广告"倒计时"对媒体制作理念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儒家德治思想及其价值论析

儒家德治思想的主要缺失及其历史效应在于:由“寓政于德”理念衍生出“人治”悲剧;进而由“人治”和等级观念孵化出专制主义;而“仁”与“礼”则在心理、本体、功能、实践四个层面存在深刻的矛盾。儒家德治思想的合理内核及其当代价值在于:民本观念蕴含有政权合法性在民、民众是政权的基础和提倡民众参与的思想要素,经创造性转化,可与社会主义民主对接会通;仁政中的富民主张和平等观念与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具有契合性;“依德定礼”、“仁本礼用”的价值取向和致思方式可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善治”“良法”提供重要借鉴。     

当代学术史：动态的、开放的过程

“当代学术史”作为一门学科来建设,我以为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既然冠之为“史”,就应该有一个时间上的起止,但我们可能会有一个起始时间,却不可能有终止时间。也就是说,“当代学术史”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时间过程,当代人看当代人、评当代事,可能更多的是提供一种总结,而下结论却不容易。比如,有些文章现在看来可能较有价值,而若干年后再回头看,可能就没什么价值了;而有些文章,一时看不出什么价值,但经过长时段的历史发展后,却发现颇具价值。“当代学术史”怎样处理这种情况,值得认真思考。再如,当代人研究前代史,有一个超越…     

从"救助"情结走向"制度公正"理性——新中国成立60年乡村社会救济伦理观念的变迁

社会救济中包含人本主义思想、平等主义观念、生命共存价值理念、互爱互助精神等道德规范或者说伦理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制度变革、文化传播和演变等的影响,乡村社会救济的伦理观念呈现出动态的变化特点。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乡村社会救济伦理观念经历了从传统走向现代、从施惠的“救助”情结走向人本权利的“制度公正”理性的变迁。     

强力控制与精神约束：政治伦理视角下的中国防腐困境与防腐路径

张晒撰文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选择了“外在的强力控制与内在的精神约束并举”的防治腐败模式,并配以具体的政治制度与政治体制和理论伦理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暴露出一定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当前中国的防治腐败工作深陷困境,这表现为中国政治生态中的腐败问题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其原因固然在于政治体制不健全,但也折射出中国的政治伦理存在深层次的缺陷。通过分析得知,当代中国的政治伦理缺乏敬畏感、意义感与羞耻感,从而导致官员能腐败、敢腐败、易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