潭溪地区蛊文化的民间叙事与族群认同

湘西潭溪地区流传的”苗婆放蛊”传说,反映了潭溪地区土家族和苗族在资源竞争和分配体系中的紧张关系,土家族通过这种叙事文本的创造与传播强化了族际边界与族内凝聚力.“无蛊不成寨”则反映了潭溪地区土家族与苗族在日常生活和婚姻方面的密切联系,为两个族群现实中的共存关系提供了合理性的解释.     

市场化背景下彝汉杂居村落湖村的宗教信仰与族群认同

宗教与族群认同是人类学领域重要的研究议题之一,在云南石林一个彝汉杂居村落中,长期以来宗教都是当地族群区分的重要文化机制,不同时期宗教与族群认同呈现出不同状态.在市场化背景下,民族文化资本化导致宗教的族群区分功能强化,村落中的汉族与彝族撒尼人族群分化由此加剧.为申明其文化产权,与汉族进行资源竞争,撒尼人极力强调村落宗教的“民族”性而淡化其社区性,以此切断汉族与之共享的文化纽带,导致新的族群隔离形成.     

论中华民族的主体开放特征

中华民族形成的特征是亘古亘今的老问题 ,既有“一元”论也有“多元一体”论的观点。这些论点的依据和面对的问题不同 ,所以解释方法和得出的结论必然相异。本文认为 ,中华民族的主体开放特征可以取各家之长而又可作进一步的发挥。“一元”论可视为主体族群的核心 ,“多元一体”论可更多地阐明主体族群的开放性特征 ;主体族群的核心作用规定着整体民族的发展方向 ,开放性的作用在于保持新族群的融合及主体族群与边缘族群的联系 ,同时也使整体族群中某些成分异化成为其他异质族群。这种由主体开放特征形成的动态平衡使中华民族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持久、最庞大的民族 ,也使中华民族形成了独特的、开放性的文化认同心态 ,并以之接纳或传递不同民族间的信息 ,回应世界民族发展的潮流     

民族识别与族群认同——以湘西红土溪村的民族识别过程为个案

从理论上说,族群认同与民族识别因族群与民族分别具有文化属性与政治属性而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但是在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族群认同是建立在民族识别工作以及随之而来的民族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它已由原有的文化表征发展为具有功利性的可以获得实际利益的象征物.湘西红土溪村土家族民族成份的更改以及族群认同变迁的个案,可望引起人们对现代中国族群关系演变过程的再认识.     

金里卡少数族群权利理论及其逻辑困境

金里卡是当代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思潮的杰出代表,而少数族群权利理论是理解多元文化主义的关键.从权利主体、权利种类、权利实现的制度设计以及国家在保护少数族群权利中所发挥的作用等几个角度剖析金里卡少数族群权利理论的构成要素,指出金里卡少数族群权利的底线,即实现“族群内自由”和“族群间平等”,并分析维护这一底线的方式,即捍卫“外部保护”和反对“内部限制”.在肯定金里卡少数族群权利理论贡献的基础上,揭示其逻辑困境.     

当代土家族文学的人类学观照——以孙健忠、叶梅作品为中心的考察

孙健忠、叶梅的相关作品一以贯之地以土家族文化为创作的主线和基调,表现出鲜明的"文化为体,文学为用"的特点。对土家族文化的集中呈现与深度阐释使得他们的作品成为当代土家族文学的代表,并使之获得了区别于其他族别文学的民族特质。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创作契合了当下文学创作向文化阐释转型的趋势;同时,作为文化承继者对本民族文化的集中书写又使得他们的作品具有了鲜明的人类学特质。     

再论共道

中西“共道”,其实是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所使然.不同的生活样态,创造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又规制了相应的生活样态.但无论“样态”如何相异,都是“人类生活的”,这是“最大的公约数”,是文化相溶的物质基础.东西方之所以能相向而行的内在根据就是可以“共道”的基础、基石、基底.人类都是自然之子,都是以生物圈为营养基的生灵,都是以族群或国家为生存单位的共同体,都是社会之网的网上纽结,如此共通,故可“共道”.     

中国各族群之间的结构性差异

通过对各个族群进行“社会分层”方面的结构性比较 ,可以分析在各族群矛盾中有多大程度属于在文化与认同方面的真正意义上的族群冲突 ,又有多大程度上应当属于“社会分层”带来的贫富矛盾。本文使用 1982年、 1990年和 2 0 0 0年我国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和统计数字 ,结合近十几年来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开展的我国族群分层社会调查的研究成果 ,依次分析了各族群在教育、产业、职业、城市化水平这 4个方面在全国层面上的结构差异。希望能够推动我国学术界对于“族群分层”的研究 ,同时有助于政府制定改善族群关系的政策和预测族群的发展前景。     

略论中国早期文明中的“神”观念及其政治知识化

从文明进展的角度来说,“神”的发现是先民观念世界中的重大突破；从政治知识发展的角度来说,“神”观念的出场具有重要的政治知识意义.族群生活形态与“神灵世界”相互交织、相与为用,族群生活及其进展推进了“神”观念之发展及其成熟化.“神灵世界”的成熟化,从其知识后果来说,即意味着“神系政治知识”之逐步确立.“神系政治知识”展开为四个方面,即“想象的共同体”之建立、“神”与“人”之间的非对立形态、“神”与“人”之间确定而不均衡之联系、“神系”与“权力”观念的相互发明.“神系政治知识”的独特内涵与气质形态,深刻影响了中国早期政治知识的后续发展.     

族群身份与国家认同:多元文化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当代论争

族群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是西方理论界争论的焦点。多元文化主义提出“差异公民”概念,重申族群身份并不必然威胁公民身份,族群权只是一种特殊的公民权。族群身份内含认同与差异两个方面的张力:族群认同关注族群的文化归属,尊重并承认族群认同是形成国家认同的前提和基础:族群差异侧重族群的权利取向,过分强调族群差异与过分忽略同样不利于国家认同。针对自由主义的普遍公民观、一元文化论和消极国家观,多元文化主义主张差异政治、多元文化和积极国家,倡导“和而不同,多元并存”的族群与国家关系。     

论王符的“龙”观念与龙的实在性问题及其他

论王符的“龙”观念与龙的实在性问题及其他刘怡翔一中国人总喜欢自诩自己为“龙的传人”，但是，尤为何物，是否具有实在性的问题又是中国最难破释的恒古之迷。这个问题倘不能得到科学的解释，将使我们对自己的祖先继续处于无知状态，又何谈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呢...     

广东客家人移居广西玉林的历史溯源与家族观念考察——以桂东南一客家家族村落为例

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对广西玉林一客家家族村落族谱、祖先传说和围龙屋的剖析,以及对该家族的祖先从广东移居广西玉林的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客家宗族迁徙后,家族成员的集体记忆通过以族谱和围龙屋为代表的家族物质文化在民俗生活中的使用、家族中口耳相传的祖先传说以及家族祭祀仪式得以维系;族谱的使用和重新编撰体现了客家族群在特定的生存环境和历史脉络下的"再生"和"创新"的社会文化过程,祖先传说与祭祀仪式为村落社会认同提供了深层基础,使家族成员的血缘联系和家族观念得到强化,重要的家族文化和风俗习惯也由此得以传承.     

《凤眼》中亚裔美国酷儿的族裔性别身份困惑

亚裔美国男性酷儿群体由于其性取向和性本质,成为亚裔族群内部被隐藏、被消声、被压制的“耻辱”,但同时他们又因为“顺应”了美国白人主流文化中扭曲异化、女性化的亚裔男性的刻板形象而受到追捧。本文通过对美国华裔作家梁志英的短篇小说集《凤眼》的分析,揭示了亚裔美国男性酷儿们在面对来自美国主流社会的种族歧视与本族群内部的性别歧视的双重压力时对自身的族裔性别身份所产生的困惑,以及他们对如何确立正视自己的族裔性别身份所作的思考。     

全球化背景下跨族群华语写作的文化症候与解决之道

全球化背景下人口与文化的跨族群流动融合使文化的民族性边界变得模糊,一些跨地区、跨族群的华语作家的写作因而表现出文化认同、身份认同的困惑,比如海外华人作家严歌苓和张翎,香港作家李碧华,以及跨越藏汉文化边界的大陆作家阿来等,在他们的作品中,书写了文化“杂交”的第三空间,解构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却因为没有稳定统一的文化认同而产生边缘的或幽怨的文化心态,因为身份认同的困惑而在小说中创造了一系列非同常人的具有精神症候的人物形象。作家自身尝试过解决文化症候之道,由小说改编的影视剧则进一步提出解决之道:以中华文化为主体认同,以儒家伦理为价值准则,以血缘亲情为凝聚力,以“团圆”“和合”精神来迎接“游子”归来,构建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展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包容与自信。这种文化认同、文化自信也是全球化时代跨族群文化交流时应具备的一种文化心态。     

再谈希罗多德对蛮族的建构——以《春秋公羊传》为参照系

古代希腊史家希罗多德在其著作《历史》中,从以血缘和语言为代表的种族起源与以宗教和习俗为内容的文化起源,对“希腊人”的族群共同性作了规定,以此将所有的“非希腊人”与“希腊人”区别开来,并称之为“蛮族”。在“蛮族”面前,希腊人始终保持着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感。在古代中国,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则有“夷夏之辨”,认为遵守中国之礼仪与道德的为诸夏或中国,反之则为夷狄。《历史》与《春秋公羊传》笔下的族群认同,都不完全依赖于血缘,更主要地是文化习俗与道德价值的认同,这是它们相似的一面。但希罗多德对“蛮族”的建构与阐释,在后世被强化为一种文明与野蛮相对立的思维方式与相处模式,从而引发了现代世界的诸多问题。而儒家《公羊》学则认为夷夏之差异与界限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不存在文明与野蛮之间始终不可调和的矛盾,对当今世界处理由族群问题引发的有关“文明”的思考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思路。     

试论士家族哭嫁歌中的女性家庭观念

土家族哭嫁习俗历史悠久,哭嫁歌是土家族家庭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土家族文化的奇葩.土家族哭嫁歌内涵丰富,形象地展现了土家族女性的家庭观念.财产意识主要体现在娘家财产处置及夫家财产创造,家庭人际关系主要通过老慈少孝、夫妻和睦及平辈团结等来表现,婚姻态度则主要体现在婚姻的自然与怨怒等方面.研究土家族哭嫁歌的家庭观念在构建土家族和谐家庭与社会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西南民族的“芦笙文化”及其地理分布

一、小引“声笙文化”乃以芦笙韵律为中介,导引出人际间的各种交往;或通过芦笙曲调促使群体内部成员情感的凝聚,或沟通和调协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关系,使群与群各个成员内心有某种感受,引起某种共鸣; 体现出一种物质与精神交互作用的文化复合体。这种文化,或单纯以芦笙声音作为语言编码来传递某种信息,使交往者相互回应,相互发送各种相应的意念;或随着芦笙奏出某种韵律,伴以动作,来表达某种感情;或以芦笙声音作为指挥信号,指挥     

文化符号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在全球化语境下,民族国家不得不关注文化领域的非常规性、非制度性因素对民族共同体建构和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影响。文化符号能创造出一种以共同性为基础的公共文化空间,使不同族群既能按照自身心理上的接受程度进行自由对话,又能在尊重差异性的基础上强化共同性来实现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分析文化符号的特性和中华文化符号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的作用,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符号路径,能在新时代民族工作实践中防止出现强化差异的分离主义倾向和避免成为分离主义“无意识的共谋”,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全体国民的“无意识共识”。     

大跃进时期浮夸风探析

大跃进时期浮夸风探析戴清亮５０年代后期、６０年代初期，中国人民经受了三年困难之苦。造成困难的总体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就人祸而言，又有内部与外部之分。外部是苏联背信弃义，撕合同、撤专家，欲置我于困境。内部乃指“五风”之害。“五风”（“共产风”...     

把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转化成为旅游产业优势——以张家界市土家族文化的开发利用为例

山水与文化在旅游业中有人喻之为人之两腿,鸟之双翼,开发利用得当,就会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目前,张家界山水之美已为世人所认同,但文化这条“腿”似乎太短,其丰厚、独特的士家族文化并未被人们充分认识和开发利用。因此,提高张家界旅游业的文化品位,突破目前张家界旅游文化消费太少这个制约旅游经济效益上升的“瓶颈”,关键是全方位、多层次地开发当地悠久、丰厚的土家族文化肥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转化成为旅游产业优势,使之成为张家界旅游业腾飞的重要一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