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左传》学概述

两汉左传学,因其所处之特殊的学术政治环境,形成了不同于后世的特征:在经学方面,它表现出特重训诂、自觉向政治靠拢及与今文经妥协等特点;在史学方面,两汉史家多自觉从《左传》中汲取营养,为《左传》的史学研究开辟了道路.     

论贾谊与《左传》之关系

贾谊实际上是西汉最大《左传》学派的开山祖师。贾谊是构建西汉《左传》“传训故”特色的先师。贾谊《左传》学著述早佚不传,其关于《左传》之遗说俱见《新书》。贾谊《左传》学派薪火相传,然至两汉之际,终于晦没。其晦没主要原因在于刘歆《左传》学派的形成与兴盛。     

《左传》在古代史学上的地位

《左传》在古代史学上的地位陈其泰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左传》是我国先秦时代一部极宝贵的文化典籍。以在学者较多地从训估、考证、成书年代及史料来源等项研究，而关于它在古代史学上的地位似尚有必要进一步讨论。《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初具规模、体例颇为精严的史书...     

竹添光鸿《左氏会笺》史学思想述论

《左氏会笺》是竹添光鸿关于《左传》研究的重要著述。该著长于训诂,且精研义理,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文章通过对作者撰述的意图、作者关于《春秋》经传的借鉴、劝惩之功用和《左传》的实录精神的发掘、阐扬及其他相涉阐说的梳理分析,以探明《左氏会笺》所蕴涵的史学思想,彰显竹添氏在史学研究方面的成就。     

廖平对《左传》认识

廖平在《左传》的今古文归属问题上的认识有前后的明显变化,在关于《左传》是否为解经之书的问题上,也存在着对《左传》从史学著作到解经之书的认识变化。廖平论证《左传》为解经之书的方法,就是将《左传》的内容分为记事和义例两大类——记事为《传》,义例为《说》。从而解决了经学史上《左传》是否为解经之作的疑难。把历来被认为不传《春秋》的《左氏春秋》一变为解经的《春秋左氏传》了。     

司马迁对古代文化史研究的开拓

我国史学传统悠久,内容绚丽多彩。如果说以《春秋》、《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为代表的先秦史学还处于童年发展时期的话,那么,到了汉代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史学,则标志中国史学已经进入了成熟发展阶段。     

《左传》与汉代文化精神

《左传》是先秦一部重要的典籍,可谓是有周一代史官文化的结晶,也是记录周代文化最详尽的著作,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左传》于两汉或隐或显,以其本身内容与价值上的优势,一直传承不绝。汉代文化就包孕着《左传》的种种文化因素。如《左传》"著将来之法"对汉代经世致用文化,《左传》"崇礼宜乐和"对汉代礼乐文化,《左传》"蕴美学因子"对汉代审美文化都有较大的影响。     

《文心雕龙》之《左传》文章学批评研究

刘勰《文心雕龙》评《左传》文章学特点有三:首先,《左传》记载了春秋时代诸多贤人文辞,刘勰所重视的是那些符合儒家礼制、缘事而发、语言优美、具有审美及政治双重价值的部分。其次,在文体方面,刘勰认为《左传》不仅是"传体"的源头,其中还记录了诸多文体起源与发展过程的重要证据。第三,在指导文章写作方面,刘勰认为《左传》可以在用典、比拟、结构等方面为文章写作提供指导。     

《文心雕龙》所受到的先秦两汉史学思想的影响

《文心雕龙·史传》篇集中了刘勰主要的史学思想 ,刘勰受到了先秦两汉而下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 ,并且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运用和发挥 ,成为其文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主要表现在刘勰的历史观念、史学主张以及他对史书作用的认识和与此相关的史学批评观念等方面。因此对前代史学对于《文心雕龙》的影响进行细致的分析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有助于进一步领会和理解刘勰思想中的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和疏通今古的理论气度。     

两晋对《春秋》史学性质的重新审视

两晋是《春秋》学的兴盛时期,《春秋》及其三传的经学研究著作丰富繁多.受晋初出土史料的影响,在史学脱离经学成为独立学科的两晋,《春秋》的史学性质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两晋经学家开始重新审视《春秋》的史学本质,两晋史学家则纷纷模仿《左传》以著史.     

从《三国志注》看裴松之的史学批评

中国古代的史学批评自先秦萌芽,到两汉兴起,及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相当的发展。其对不仅批评的内容不断深化,批评的形式也逐渐多样化,其中有口头议论式、序录论赞式、专文专著式等等,特别是还出现了史注式的史评。我国为史书作注的风气,开始较早,至迟在汉代已有马融、郑玄注《尚书》,贾逵、服虔注《左传》,贾逵注《国语》,高诱注《战国策》,服虔、应劭、蔡谟注《汉书》等,但这些史注其内容不     

史书论赞与史传文学

史书论赞与史传文学郭丹一从先秦到汉魏六朝的史书，在体裁结构上有一个独特的特征，就是每篇作品之后附有论赞。《左传》中有“君子曰”，《史记》中有“太史公曰”，《汉书》中有“赞曰”等等。这些，本属于史学批评即史论范畴的一种形式。就史学批评方面说，随着史学的...     

《史通》的性质与理论体系

《史通》是公元八世纪唐初著名史学家刘知几撰写的一部史学著作,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史通》对自孔子修《春秋》以来1200余年的史学发展、特别是对两汉以降的史家、史著、史学活动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总结,涉及到广泛的史学问题,致使历来的研究者在高度重视这部史学著作价值的同时,在如何认识其性质与理论体系问题上,众说     

《左传疏证》简介

徐仁甫先生的《左传疏证》一书(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是我国近年来《左传》研究中的新成果。《左传》是我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上影响很大的名著,其作者历来相传为左丘明。针对这种传统的说法,近代康有为、廖季平等人先后提出过《左传》的真正作者是刘歆。但由于他们都缺乏深入系统的论证,后来又放弃了自已的观点,因此此论对学术界影响不大,解放以来持这种观点的人简直是寥若晨星。     

《左传》梦占预言述论

《左传》中根据梦象、占梦经验和其它知识,利用直解、转释、反说等方法预言人事未来吉凶的梦占预言多所应验.梦占预言的记述和描写不仅在《左传》中起到系连相关材料、增强史籍可读性的作用,而且对中国古典小说戏剧和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左传》学与纪事本末体之源起

与编年体、纪传体并列为我国古代三大史书体裁的纪事本末体,有一个历史性的生发源头,即《左传》学中的纪事类编学。由于《左传》叙事存在"隔断",在六朝至宋代极为流行的《左传》学中,出现了类编《左传》纪事的系列著作。在南宋前期治史为鉴的思潮下,这一《左传》纪事类编学与逐渐兴起的《资治通鉴》学相结合,产生出被清四库馆臣称为纪事本末体典范和创例之作的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徐梦莘撰著《三朝北盟会编》,亦受其影响。此后,纪事本末体史书编纂续成传统。鉴于《左传》纪事类编学形成更早,四库馆臣所谓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创纪事本末之例",当是误说,但在史学著作范畴内,袁枢此书可视为史书纪事本末体的创始之作。     

毛泽东与史学

毛泽东对史学从来饶有兴趣,甚至可以说他与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毛泽东八岁至十三岁在家乡读私塾时就酷爱经学、史学。他最爱读的是《公羊春秋》、《汉书》等史籍。课余,他最爱看的是《精忠传》、《水浒》、《三国志》、《隋唐嘉话》等历史小说。这段时间,他精读了《史记》、《日知录》,背诵了《左传》不少篇章。1910年,在湘乡东山小学读书时,萧三借给他《世界英杰传》。毛泽东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华盛顿、林肯等人的传记,对拿破仑、彼得大帝、恺撒等留下了深     

美国汉学中的《左传》译介与文学性研究

《左传》是中国先秦时期最重要的史学巨著,亦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是海内外学界的研究重点之一。近年来,海外学者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以其独特的视角、新颖的理论与细致的分析愈加获得国内学人的瞩目。美国汉学的《左传》研究主要经历了文法研究、专题细读与叙述研究三个阶段的演变,取得丰硕的成果。对《左传》研究域外视野的引介与分析有益于海内外学界在这一研究领域的交流与互鉴,更有利于多元化学术思想的阐发。     

《左传》论赞及其褒贬功能探析

《左传》"君子曰"开中国史籍论赞传统之先河,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重要的研究价值。《左传》论赞条条皆含褒贬,以褒贬为主要功能,其褒贬功能主要体现在臧否人物上。褒贬的目的在于宣扬儒家价值观念,具体反映于褒贬标准。《左传》论赞的褒贬标准集中在道德善恶和政治得失两个方面。道德善恶方面所反映出的价值体系可以概括为:崇礼尚义,仁爱勇武,睿智诚信,宽恕谦让,亲善远恶。政治得失方面所反映出的价值体系可以概括为:以人为本,德政威刑,知惧善戒,忠君爱国,奉公尽职。     

王夫之对中国古代史学的突破和发展

王夫之(1619—1692),是我国十七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之一。本文拟就其晚年所成的两部史学名著——《读通鉴论》和《宋论》来阐述他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贡献,以就正于大家。一、封建史论发展的一个圆圈“史论”在我国史学领域中可谓渊远流长,自《左传》、《史记》发其端,而后代代有之。它一般包括两方面内容:史学理论和一般性论史事人物、文物制度的作品。本文所言“史论”指后者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