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析开创中国逻辑思想史”质疑

中国逻辑思想史发轫于何时？开创者是谁？学术界对此似有定论。温公颐先生的《先秦逻辑史》第一章《邓析》中明确写到：“我们把邓析作为先秦逻辑思想的开创者”①；汪奠基先生的《中国逻辑思想史》第一编第一章《先秦名辩学派的逻辑思想》也从“邓析与形名”介绍起；周云之等著的《中国历史上的逻辑学》的第一篇即为《邓桥在“两可”之说中所反映的逻辑思想》，可见也把邓析看成是中国第一位逻辑学家。近年来有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陈益麟《孔子在中国逻辑史上的地位》一文提出新的观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发端，以孔子为代表。”③…     

论孔子逻辑思想在先秦逻辑史上的地位

在已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逻辑史著作中,对先秦逻辑思想的开拓者有两种不同的看法。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说:“孔子的正名主义,实是中国名学的始祖。”汪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是从邓析开始撰写的,他虽没有断言邓析是中国逻辑史的鼻祖,但由其书的结构——“第一编先秦逻辑思想的产生和发展”——“邓析与形名”可见,他把邓析作为中国逻辑思想的开创者。温公颐《先秦逻辑史》则明确写道:“《汉书·艺文志》     

评两汉对先秦名辩的评论

从历史上考察,如果说,先秦的名辩逻辑是我国古代逻辑发展的高峰,那么,两汉时期则是对先秦名辩的评论最为盛行的时期。为什么两汉时期会重视对先秦名辩的评论?各家评论的得失如何?对后世有何影响?这些,值得我们去研究,从而弄清我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发展规律及其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资我们今天发展逻辑科学的借签。     

杜国庠先生关于中国先秦逻辑思想史的研究

<正> 杜老国庠(守素)先生(1889——1961)毕生致力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其中尤着力于先秦思想史的探讨。对中国先秦逻辑思想史的探索,尤见功力的《先秦诸子思想概要》第九章:《名辩》章是关于先秦逻辑思想史的精湛之作,具有甚高的学术价值。关于思想史的著作,从学术高度上,必须要求遵循恩格斯关于逻辑的与历史的统一的辩证逻辑思想。要求能在历史的论述中,抓住历史的逻辑,能够从纷繁的历史材料     

名辩思潮与先秦诸子散文的美感特征

名辩思潮是影响先秦学术界的一次普遍性的学术思潮,以往研究名辩思潮多注意到其在哲学、逻辑学上的成就而鲜有人关注其在文学上的意义及影响。先秦诸子散文所取得的成就和文学价值与名辩思潮所倡导的论辩风、论辩术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名辩思潮这种影响在先秦散文的美感特征上体现得尤为显著。     

研究因明的学者及其学识的概述

在世界逻辑史上,因明(亦称因明学)同古希腊的逻辑、中国古代的名辩学是三颗瑰丽的明珠。因明不仅在古代印度佛教和人们思维活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世界各国逻辑科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世上界上许多国家的学者利用翻译、注释、论文、著作等形式探讨和推广因明。在介绍和研究因明方面,中国的学者首当其冲。过去有人把中国逻辑史粗略地划分为先秦的名辩学,隋唐的因明和明清以后的逻辑学三个阶段。而今中国已故著名逻辑史家汪奠基先生在其《中国逻辑思想史》和周文英同志的《中国逻辑思想史稿》里也都列专     

“名辩”三义

:名辩之实在先秦即已存在,但“名辩”之名可能迟至1904年才为章太炎首次使用,而被引入中 国逻辑史研究领域则由伍非百在1916年完成。“名辩”一词的多重含义在其早期使用中已经表现出来,在最 近30余年的中国逻辑史和名辩研究中更被赋予了学派、思潮和理论三种含义。“名辩”三义以先秦名辩话语 为基础,代表了当代学者对于重构这一话语的不同尝试。     

中国逻辑史研究之误区

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以《墨经》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名辩逻辑究竟属于何种逻辑类型？这是近年我国逻辑学界争论的热门话题。本文不打算讨论中国古代名辩逻辑是不是形式逻辑，只想就有些学者提出的“中国逻辑史应以中国古代的传统形式逻辑思想作为主要和基本的研究对象和范围”[1]这一主张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问题发表看法。笔者以为，既然是“中国逻辑史”，那么，循名责实，其研究对象就应当是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就是说，中国古代思想家有关逻辑问题的思想、理论，都应当纳入中国逻辑史的视野。“中国逻辑史”不等于“中国形式…     

先秦名学与亚里士多德的范畴

自十九世纪晚期始 ,我们已习惯将先秦的名学视为中国古代的逻辑学。在讨论先秦儒家的正名思想和墨家的名辩思想时 ,也总是以亚里士多德的范畴思想去附会。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背景 ,本文试从思维的目的和方法两个方面将中国先秦名学的有关思想与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论作一比较研究 ,以期呈现出两者迥异的思维方式 ,由此质疑“‘名’是‘范畴’”的观点。     

读《中国逻辑史》(先秦)

孙中原同志著的《中国逻辑史》(先秦)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综观孙中原同志的《中国逻辑史》全书,可以看出作者对先秦逻辑典籍是十分娴熟的。文字十分艰深的《墨经》,含意颇为晦涩的《公孙龙子》,还有许多其他颇不易读不易懂的经典原文,一经作者的有机引用、随文疏解和串通,便都成了非常容易理解的了。一部大量征引古籍、古文字之书,却从头至尾地写得明白如话,作到真正的深入浅出。这是此书的第一个特点。     

韩非的形名逻辑思想

韩非是先秦法家学说集大成者。他在阐述法术思想时,处处闪耀着古代逻辑的光辉,是先秦一位重要的逻辑家。本文不准备全面论述韩非的逻辑成就,只就他的形名逻辑思想作一探讨。 一“形”、“名”的涵义 史称,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刑、形古通,刑名即形名。 “形”、“名”在《韩非子》书中主要有两种涵义。 《主道》篇说:“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这是韩非给“形”、“名”所下的定义。“名”是说出来的话和写出来的字,即语言(或言语)。“形”是做出来的事情。因此,韩非常常把“名”“形”和“言”“事”、“言”“功”、“名”“事”“名”“功”並举。比如:     

略论中国名辩逻辑衰落的原因

中国名辩逻辑思想始于春秋末年的邓析和孔子。在经过了先秦时期的长足发展之后,它开始逐步走向衰落。虽然在近代,名辩逻辑得到“复兴”,但这只是针对它重新得到研究、并重新得到确认和阐发的事实而言。这期间,中国学者们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大量译解国外逻辑,宣传和论证逻辑科学（主要是形式逻辑）,及近代科学方法的重要作用等等。他们没有提出任何对形式逻辑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概念和论断,更没有提出过新的逻辑系统和逻辑理论。所以,此时期就名辩理论本身而言并没有得到发展。因此,可以说自先秦以后,中国名辩逻辑就开始日益衰…     

论先秦儒家性情学说的逻辑发展及其历史价值

在中国古代社会由神本向人本的演进过程中,先秦儒家性情学说大体经历了由孔子到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及《中庸》、《孟子》、《荀子》、《大学》等有关理论的逻辑发展过程.其历史价值突出表现在对人文精神的关怀上.     

《诗经》与先秦审美意识的逻辑发展

《诗经》体现了先秦审美意识的逻辑发展过程。《颂》表现出“神人以和”的审美特性;《大雅》中巫史一体的“史诗”体现了审美意识从“神人以和”到“礼乐之和”的发展;《小雅》中的“燕乐” 则典型地体现了“礼乐之和”的审美追求;“变风变雅”是先秦审美意识发展裂变的先声;《国风》表现出来的审美意蕴与百家争鸣后先秦审美意识追求现实美、自然美与自由美的多元发展有着本质上的一致,是先秦审美意识逻辑发展的缩影。     

符号学是深化先秦名辩学研究的更优范式

20世纪初,我国学者开始以西方传统形式逻辑为范式研究先秦名辩学.在这一百多年的研究历程中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主要原因是西方传统形式逻辑不太适合做名辩学的研究范式.西方传统形式逻辑的理论体系由概念、判断和推理三大部分构成.“概念”仅是符号的“所指”,不包括符号的“能指”,而先秦名辩学中的“名”恰恰是能指和所指的结合体,是语词符号.“判断”和“推理”主要研究推理形式的有效性,属于语形学的研究内容,遗憾的是先秦名辩学中没有语形学的内容.名辩学中所讨论的推理都是语用推理,而西方传统形式逻辑中又根本没有研究语用推理的问题.符号和语用推理在符号学中都给予了充分的研究,据此我们认为符号学是深化先秦名辩学研究的更优范式.     

对先秦逻辑思想范畴“名”再认识

在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史研究的考察中，提出需要讨论的问题。沿着横向的研究路径，通过分析“名”的本义、“名”的产生、“名”的分类、“名”的作用、命“名”的要求、“名”与“实”的关系、“名”与“正名”的关系以及“正名”的规则，对“名”究竟是什么进行了较为全面地诠释，旨在不断逼近“名”在先秦逻辑思想史中的本真涵义。     

先秦无官学说商榷

《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三期上朱春荣同志撰写的《先秦无官学说》一文提出很多资料,读后颇受教益。但对他提出的“先秦无官学”的观点,与我们所认识的很不一致。本文即提出我们的看法与其商榷。 先秦时期指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以前的历史时期,历经夏商周三代。学校指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的场所。凡具备教师、学生、场所三条件即可称为学校。以孔子开创的私学而论,它也只具备这三个条件,和官学所不同的,只是它由孔子个人所办,故称私学。而官学     

概论先秦的逻辑正名学说

本文对先秦的逻辑正名学说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讨和论述。认为:后期墨家和荀子对“名”的语词性质和概念性质已经有了明确认识。公孙龙的“白马非马”是从理论上探讨“名”的外延和内涵的重要尝试。荀子关于“共名”和“别名”的思想从理论上对“名”的种属关系及限制和概括的原则作了明确的概括。公孙龙和后期墨家所概括的“偏有偏无”的划分原则对逻辑正名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后期墨家所论“名”的种类已经达到了相当科学和完整的程度,这是后期墨家在逻辑正名理论方面最突出的贡献之一。在先秦,尽管“定义”这个概念和定义的具体方法尚未明确地概括出来。但是,先秦各家对定义方法的具体应用却是相当普遍的,而且其定义的精确性和科学性都与今天传统逻辑中的定义方法极为相近。     

《黄帝四经》的“正名—用名”逻辑研究

逻辑学是研究论证结构与规则之学。帛书《黄帝四经》逻辑为"正名—用名"论证类型,"正名"是确立名之所指,反映着道家的名实观;"用名"体现于"君人南面之术"里,为执政治世之保证。《皇帝四经》"正名—用名"逻辑是先秦道家逻辑的一部分,只是《老子》讨论重点在"道"名上、《管子》与《皇帝四经》一样讨论重点在"物"(社会政治)名上,《庄子》则兼而有之。"正名—用名"逻辑是一种离不开具体内容的论证类型,有着鲜明的社会政治的功利性。先秦道家逻辑是先秦逻辑的一部分,先秦逻辑都是此种类型,不是演绎、归纳的逻辑,也不同于佛教逻辑。正是因为"正名—用名"是一种论证结构而成为中国逻辑类型,又有别于中国哲学,但是它必以中国哲学为基础。由此来确立中国逻辑之身份。     

梁启超关于名辩、逻辑与因明的比较

中国古代无逻辑论的主张并非始自今日,但近年来这一主张却有重新抬头的趋势。当今秉持中国古代无逻辑论者,既有承继以往学术界类似观点的一面,又有基于对近代以来的比较逻辑研究进行反思之后得出结论的特点。梁启超是对中国名辩、西方逻辑和印度因明首次进行系统比较的学者,他第一次从理论上说明了"中国古代有逻辑"。在新的学术背景下,重新翻检梁启超的相关研究,对于正确理解"中国古代有逻辑"这一命题的原始含义,化解当今中国古代无逻辑论者对20世纪众多学者关于三大逻辑比较研究之成果所提出的挑战,均具有借鉴价值。同时,这种新的回顾,对于如何推进中国古代逻辑研究,如何使中国名辩、西方逻辑和印度因明的比较呈现新的气象,亦无疑会指出一种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