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逻辑的主导推理类型——推类

作为中国古代逻辑的主导推理类型,推类具有什么性质和特点?这取决于古代三个逻辑学概念:"故"、"理"、"类"."类"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推类遵循同类相推、异类不推的推类原则.因此,推类是:当且仅当两个对象同类,从某个对象具有什么属性,可以推知另一个对象也具有该属性.它区别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麦加拉一斯多噶学派的含有复合命题的推理,也不同于培根倡导的归纳推理,因而具有鲜明的特色.     

墨子的推类思想

墨子在长期的论辩实践中,创造出大量的论辩方法,由对这些论辩方法的运用,而关注推类,并对有效推类进行了初步思考。墨子的论辩实践和理论对《墨经》产生了重要影响。     

《周易》中的逻辑理论分析

《周易》是中国古代最早具有抽象思维水平的典籍,也是中国古代逻辑的开端。对《周易》中逻辑思想的关注开始于近代严复、胡适。《易经》及其后的《易传》包含了较为丰富的逻辑理论,其主导的推理形式是“推类”。《周易》中的逻辑思想包括:阴阳、八卦是按照归类方法建立的;《易》的逻辑系统是变化的和可推的,这种性质为《易》的逻辑推演提供了根据;指明了推理的规则是“与类行”即“依类相推”,并进一步确定“依类相推”可行性;说明了《易》逻辑系统的开放性和逻辑功能。《易》中的逻辑思想对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墨经》哲学中的解释问题及其历史价值

《墨经》中的《经说》的“说”明显具有哲学性诠释的因素,并且在《墨经》中包含着丰富的符号学思想,有着丰富的语义学和语用学方面的内容。《墨经》是先秦百家争鸣中涌现出的一个原创的优秀思想体系,是墨家参与百家争鸣,进行科学思维的工具,对先秦文化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在中国科技史上,《墨经》具有极高的价值。     

《墨经》语言理论浅议

通过对《墨子》一书中的《墨经》部分的分析,认为《墨经》时代,就已经有非常发达的语言观。文章从语言符号理论、语法观、语义观、修辞理论、训诂方法等方面,对《墨经》的语言理论进行了阐述。     

《墨经》中集合思想之端倪

本文试图把《墨经》中的兼名作为一个集合来理解,并以此来解释《墨经》中的几个久有争论的条目。集合论意义上的集合,是把一些不同的事物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虑的。集合中的元素,既可以是一个完整的类,也可以是一个不完整的类,即一类事物中的一些事物;既可以     

“墨辩逻辑学”解构(上)——从《小取》的逻辑矛盾看墨辩与逻辑学的根本区别

“墨辩即逻辑”一说,梁启超创立于前,胡适张扬于后,至今成为神圣的教条,其实是历史的虚构,本文的目的就是对虚构的“墨辩逻辑学”进行解构。本文认为,墨辩是墨家的辩论理论,包含逻辑学的萌芽,但没有发展成逻辑学。墨辩与逻辑学有根本的区别,它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是对立的,逻辑学用抽象方法研究推理形式,墨辩则用直观方法研究具体推理,由于没有判定推理是否有效的形式标准,推理的取舍以具体内容为准,结果被语言现象和意识形态引入迷途,走向逻辑的反面,即逻辑矛盾。矛盾的症结就在《墨经》的《小取》篇。     

论《墨经》本体哲学的范畴与原理

《墨经》的本体哲学,在《墨经》整体的哲学语境中,处于基础地位,具有主导性和决定性。《墨经》本体哲学由一系列范畴与原理构成。范畴与原理的内在关联、相互作用与逻辑论证,形成严密整体,构建起《墨经》本体哲学的理论体系。《墨经》一系列范畴与原理中,“物”(物质)、“实”(实体)、“有”(存在)、“无”(非存在)、“动”(运动)、“化”(变化)、“宇”(空间)、“久”(时间)等范畴与原理,是构成墨家认知与改造世界的范畴与原理的关键节点。《墨经》范畴与原理的理论系统,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学术与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     

易学推类逻辑的类型分析

《易经》及自孔子开始的历代注释和发挥而成的易学,包含着丰富的逻辑思想和较为成熟、固定的推理类型,是中国古代逻辑重要而特殊的组成部分。易学逻辑以推类为主导推理类型,其推类类型十分复杂,大体包括阴阳、五行、八卦等诸种。易学的价值不在占卜,而主要在思想、史料与逻辑。深入开展易学逻辑的研究,对丰富中国逻辑史的内容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推类”逻辑的归纳特性剖析

中国古代的主导推理类型是推类,它是一个相对系统的逻辑理论。归纳推理的最根本特征是或然性,而推类的前提和结论之间的推导关系只有或然性而没有必然性,因此推类不可能是演绎推理,只能是归纳推理。既然推类是中国逻辑的主导推理类型,那么就可以说中国逻辑的主体是归纳逻辑。从文化的角度看,这种推类又有其特殊性。虽然在推类上或多或少可以看到类比推理的影子,但推类不同于西方的类比推理。其特点是:第一,它重视内容上的意会,暗示性甚于明晰性;第二,它不是价值中立的,而是渗透了价值的特殊归纳推理;第三,它是基于非外延关系的推理;第四,它不那么强调形式的正确性,但重视非形式的合理性。     

英汉语中“色彩词”的理解与翻译

在英汉两种语言里 ,都有很多表示色彩的有趣词汇 ,它们在文学作品里以及人们的生活中都起着很大作用。本文试图对英语中几个最常见的表示色彩的词 :red ,black ,white ,blue,yellow ,green加以探讨 ,指出它们在不同的语言、文化和社会环境下所包含的不同含义以及如何正确理解和使用它们。     

印度河科希斯坦古代交通路线初探

本文介绍了印度河科希斯坦地区,以及流经该地的印度河及其主要支流的地理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对法显自陀历国至乌苌国的旅行,以及宋云、玄奘关于这一段路线的记载作了探讨。本文还介绍了奥雷尔·斯坦因1941年对这一地区的考察。     

中国番荔枝科囊瓣木族植物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

番荔枝科囊瓣木族Saccopetaleae Hook,f.et Thomson植物，中国有5属10种,其中囊瓣木属Saccopetalum Benn．，属独活属Miliusa Lesch,ex A.DC.,蚁花属Mezzettiopsis Ridl.,澄广花属Orophea BL.等属的分类位置仍存在一些争议。本文对有争议的四个属的植物，进行了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为正确划分它们的分类位置提供一个佐证。     

“Horizon”的扩展:西方现象学进展的一种维度

Horizon是现象学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胡塞尔的Ho-rizon是狭隘的、“平面”的。胡塞尔之后的现象学运动进展的一个维度,就是这种Horizon不断被扩展:伽达默尔将历史的因素补充进去,提出了“视域交融”理论;海德格尔则对Horizon作了一种立体的扩展,Horizon成了人们存在的境域;梅洛·庞蒂在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基础上,指出厚度、身体、他者等不可见者都是我们存在的Horizon,丰富了存在的理论;德里达则批判了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在场的形而上学,将不在场纳入Horizon之中。Horizon的扩展,极大地改变了现象学的特质。     

正义是什么:效用、公平、权利还是美德

在人类思想史上,正义或公正这个范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功利主义者认为正义是效用,罗尔斯认为正义是公平,诺齐克认为正义是个人权利,麦金太尔认为正义是美德。其实正义是属人的,是在人类实践过程中不断生成、变化和更新的。在现代,必须从哲学层面升华正义理论,超越单纯的效用、公平、权利以及传统美德的视野,把人与人的生活意义、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完善作为正义理论的主题,并把关注弱者生存权利与约束强者权力意志的正义原则贯注于现实的生活实践。     

现代性问题图景中的康德先验伦理学

从哲学史语境看 ,康德将道德置于绝对先验基础上 ,力图建立伦理学的最高理论理念。尽管这是为道德合理性作论证的一次最卓越的努力 ,但从现代性问题语境看 ,这却是一次失败的努力。康德以后的伦理学越来越远离康德的理想而接近生活现实。这一思想史趋势可从舍勒和麦金太尔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窥其大端。虽然舍勒和麦金太尔立足于保守主义立场 ,但他们所作的历史分析却又与马克思对资产阶级道德的批判有某种暗合之处。     

论宋濂后期的诗文风貌

至正二十年（1360）后,宋濂逐步完成了由隐逸之士向皇帝侍臣的角色转变。这一变化,使他的诗文观念及创作均呈现出了异于以往的风貌。笼统地以＂台阁＂代称宋濂后期的诗文风格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宋濂虽有一些颇具台阁气息的诗作,但这些作品与稍后出现的台阁体却有本质的区别,它们与渴望归隐的恋乡之作共同构成宋濂后期诗歌的两大题材。颂圣应制之文在宋濂文集中也仅为少数,远非他后期散文的主流,墓志铭、塔铭等类应酬之作才是他后期文章的主流。而宋濂后期的传记文在题材方面多有开拓,在技巧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与此同时,游记散文同样不乏佳篇。     

老庄思想对朝鲜半岛文化与文学的影响

在朝鲜半岛,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比较而言,儒学与佛教的影响是明显而强大的,而道家文化的影响是隐蔽的,但是,我们可以从朝鲜半岛的文学、文化中感受到老庄思想影响的深刻性。研究这一问题,对揭示老庄思想在朝鲜半岛哲学和文学发展中的作用及变化具有积极的文化意义和重要的学术价值。     

有无之间:语言的界线与意义的穿越

在思想与语言的关系中,语言本身的有限总是令言说陷入窘境.然而从存在、语言与人的本质关联发现,言与意这一对矛盾表象却有着内在的深层关联:存在本身自行显现(澄明)并自行隐匿(遮蔽)的特性,使它在现象上永远呈现出有(在场)与无(不在场)的动态运动,而这种运动本身恰恰又构成了言与意之间的永恒动能和张力.文学话语的特殊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永远不满足于陈述已"有"的东西,而能够依托于一种"先于逻辑的概念和表达方式",从"有"入于"无"之际不断创造出新的意义来.同时,文学话语又总是能够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亦即不断地打破自身的逻辑规定性中,从"无"中生"有".语言本身所构成的牢房,语言逻辑所设定的界限,恰恰只有这种"前逻辑"的诗的语言才能够打破,这就体现为文学话语在"有"(有限之言)与"无"(无限之意)之间的成功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