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与民间宗教的角力与融合:宋元时期晋东南地区二仙信仰之研究

宋元时期晋东南地区的二仙信仰是研究道教与民间宗教关系演变的有力个案。君主、士人、道士、巫觋与地方民众基于各自利益,共同促成道教与民间宗教等因素的角力与融合。尽管道教对二仙信仰的改造始终不彻底,道士以及道教信徒还是通过重塑二仙形象、赐封道教名号、推行道教仪式等手段影响着二仙信仰。此外,道士影响二仙信徒的手段不止于传播教义,还注重地方社会的建设。     

民间信仰的功能——基于湖北某地的实证考察

民间信仰作为一种独特的宗教文化形态,是一种合理的民众的地方性知识。从理论层面上看,民间信仰正功能背后潜藏着负功能,但民间信仰的正功能要大于负功能。从实证层面上看,农民对民间信仰的功能普遍持实用态度。农民的个体性特征影响着他们对民间信仰功能的认知和态度,民间信仰的传统功能存在着不断被赋新的现象。     

民间信仰与汉代地方行政

汉代民间信仰和地方行政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民间信仰对地方行政施加的影响表现为普遍存在的任职地民众祠祀循吏的活动,这种活动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地方官吏起到激励作用,因而有时被国家利用而成为一种政府行为,但始终没有形成制度。到东汉时期这种祠祀活动已经突破了“循吏”的界限,渗透到其他领域。地方官员在处理救荒、断案等事务,遇到疑难问题时,亦常借助民间信仰的种种形式。不过,地方官员对民间信仰的态度还是十分谨慎的,毕竟理性行政是地方政治生活的主流。     

国家权力、政策与民间信仰命运的变迁——以唐至当代陇南地区龙王神信仰为例

国家在属于民众精神需求的民间信仰领域的进退程度和态度会影响到地方信仰文化命运和相应社会关系的状况。本文以陇南地区龙王神信仰为例,结合史料和田野调查,历时地探讨国家权力状态、政策对地方信仰文化命运和社会关系的作用和影响。     

当代政府对民间信仰管理理念的转变与导向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全国各地的民间信仰逐渐得到恢复与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民间信仰对于民众的生活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影响.因此,政府对民间信仰的管理也显得日益紧迫.政府在对民间信仰加强管理中,应明确两种“逻辑”——日常生活逻辑与政治管理逻辑；转变对民间信仰的态度——与其打击,不如疏导；通过政府公祭向民众传递特定的社会价值观,从而发挥对民间信仰的导向作用；继续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度,发挥对某些民间信仰的保护作用；发掘某些民间信仰活动中文化娱乐的因素,使其成为民众表达社会情感的渠道之一；转变思维方式,将民间信仰视为潜在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从民间叙事文学中的道教信仰看民众的生命意识

道教信仰深深地影响着中国民众的文化心理,与民众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道教长生不死的神仙信仰、消灾辟邪的法术等渗透在民众的精神世界里,表现在民众的口头创作中,使民间叙事文学浸染上浓厚的道教色彩。民间叙事文学中的道教信仰蕴含着民众的心理指向,表达出民众欲超越生存局限的生命律动。     

汉代儒家伦理类信仰的文化控制功能研究

西汉中期之后,随着儒家＂独尊＂地位的确立,儒家伦理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对基层民众生活产生了日益重要的影响。儒家的忠孝伦理观渗透到民间信仰中,故而其所提倡的行为规范与准则便成为民间信仰发挥文化控制功能的有机组成部分。儒家伦理类信仰在明确家庭尊卑长幼的名分、维护家庭和谐及自觉控制越轨行为、维护地方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文化控制作用。     

集体记忆与民间信仰

民间信仰是民众的基本信仰形式,它存在于民众的生产生活中,是一种习惯-记忆。它通过仪式、家庭教育和文本一代代地传承。每一代民众都通过集体记忆对民间信仰重新建构,这种建构一方面继承传统,但又因具体时代环境而有自己的特点。对仪式的象征研究,是利用集体记忆理论研究民间信仰的重要途径。通过寻找象征物、确定象征符号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及其含义以研究仪式如何表征和阐释民间信仰,是集体记忆研究的重要路径。     

中国近代民众入教与传统民间信仰问题初探

基督教信仰和近代中国社会民间信仰传统是严重对立的。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就是与中国原有民间信仰组织体系争夺信众的过程。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而言,近代很多民众之所以入教也和民间信仰问题密切相关。民众入教后的某些行为反映出其思想深处所潜藏的神功崇拜观念。     

从《应星日记》看晚明清初的徽州乡土社会

绩溪民间文献《应星日记》以粮食供应和民间信仰为主,从一些侧面描述了此一时段民众的日常生活,并揭示明清鼎革之际乡土社会的纷乱图景:阶级矛盾与族姓纷争,应是17世纪中叶地方社会纷乱图景的不同侧面,族姓纷争加速了宗族的整合,并对地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通过介绍《应星日记》的史料价值,可透视晚明清初的徽州乡土社会。     

布朗族拜认干亲习俗与人际关系网络的构建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民间信仰与中国普通民众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及社会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对当地的社会生活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拜认干亲习俗在布朗族民间信仰及其社会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布朗族拜认干亲这一民间信仰不仅是布朗族为了祈求儿孙康健、子嗣绵延的方式,也是布朗族乡土社会中构建人际关系网络的一种手段。     

清末民初东北民间祈雨信仰与社会群体心理态势

清末随着新政改革的兴起,帝王雩祀制度断裂、终止,而民间祈雨信仰仍在延续、活跃。清末民初东北社会各阶层的祈雨信仰与心理态势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东北社会下层民众是祈雨信仰的主体,其祈雨活动既是无力抗拒自然灾害的敬畏与恐惧心理的体现,又是应对自然灾害的一种自我生存保护手段。东北社会中层的乡绅视祈雨仪式为己任;商人则借助社区祈雨活动谋取地方公共事务权力;新知识精英借批判祈雨仪式传播改良社会主张。东北社会上层,名为体恤民瘼的官方参与祈雨,实为对民众的规训,借此缓解社会压力,维持政府对地方的控制。     

《金瓶梅》求助鬼神观刍议

《金瓶梅》求助鬼神观刍议□朱越利在古代中国，民间（民众、世俗）佛教和民间（民众、世俗）道教，与民间信仰几乎难以区分。许多佛教徒和道教徒也相信术数。还有很多人自称什么宗教都不信，却参与民间信仰活动，相信术数。由此推断，具有民间信仰和相信术数的人数，比正...     

浙江民间信仰现状刍议

民间信仰源远流长 ,内容与范围极为广泛 ,渗透在底层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 ,历来是个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本文从田野采风入手 ,分析浙江民间信仰现状 ,梳理浙江民间信仰的基本特征 ,并在实践上提出了移风易俗的若干对策。     

民间文化视阈中的青海湖祭海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青海湖祭海民间信仰与仪式,重点运用民俗学田野调查的方法,从中国传统民间信仰和神灵崇拜的角度,对青海湖"祭海"仪式作出科学的分析研究,探讨青海湖信仰的民众理解与文化功能,以期从学理上解读祭海仪式的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     

大通县城关镇城隍庙会的历史变迁及社会功能

中国民间的城隍信仰及其庙会活动由来已久。青海省大通县城关镇是个多民族地区,其城隍庙会活动,是一种集信仰城隍民间祭祀、商品交流与民间技艺汇演于一体的、以隍庙为中心的民俗文化活动,反映了这一区域内民众的价值取向和多元信仰,以及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状况。     

从宋人胡则的神化看民间地方神祗的确立

随着唐宋之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革 ,民间信仰较之前代也有了显著的变化。自南宋开始 ,民间信仰中的神祗基本上实有其人 ,这些人如何完成向神的转变是一个颇引人注目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宋人胡则由人而神转化的个案分析 ,探讨信仰活动中民间社会究竟如何运作以及国家与民众相互影响、相互利用的特殊关系。     

明清时期赣南客家地区的风水信仰与政府控制

本文以明清时期赣南客家地区地方政府对风水信仰的态度为视点,分析了造成政府对风水信仰矛盾态度的社会历史原因;认为地方政府对风水信仰的矛盾态度,实质上高度统一于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在此基础上指出:民间信仰是否有利于地方政府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其关键不在于民间信仰的内容本身,也不在于民间信仰的表达方式,而在于官方能否充分依托和利用地方社会的精英阶层,主动掌握民间信仰的话语权而因利势导。     

民间信仰的地域性——以浙江胡则神为例

民间信仰是地方社会共同体的信仰,地域性是民间信仰的内在属性之一。通过探析浙江胡则信仰的产生背景及其传播过程中的不同表现形式,能够发现民间信仰与行政区域、自然区域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每一神灵在不同的区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而这样的变化是与区域特征相一致的,可以说正是区域的内在特征制约着民间信仰的性格特征。     

汉族官僚与北魏的地方文化教育

汉族官僚对北魏国家政治文化转型的促进不仅表现在中央政权,他们出任地方长官,对地方社会进行改造也构成了其中的重要一环。汉族官僚提倡孝道,并以此为中心加强对地方的教化,敦厉风俗;他们注重提升民众的文化水平,因地制宜,积极设立或发展学校教育;对于地方民众的信仰,他们在禁止淫祀的同时也注意对民间信仰的积极引导。汉族官僚在推进地方文化教育的过程当中既能忠实地执行国家政策,又能积极发挥自身的能动作用。这就在较大程度上推进了北魏的政治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