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文帝刘义隆对皇族子弟之训诫及其局限

宋文帝刘义隆效仿高门士族社会家教风尚,重视对皇族子弟的文化教育.士族家教的核心在于崇尚儒家礼法,在这方面,刘宋皇族子弟则缺乏积累,伦理意识淡薄,以致不断引发宗族骨肉相残的悲剧.宋文帝训诫子弟,尤重军政实务与倡导节俭,具有务实的特征.不过,宋文帝家教之内容与成效都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宋文帝性格猜忌,时执掌军政的皇族子弟多所限制,以致他们普遍颓废以求自保,骄奢淫逸之风蔓延.总体而言,宋文帝虽有以家教训导子弟之举动,但终究流于形式,成效不著.     

刘宋文帝一门文化素养之提升及其表现考论

刘宋统治者出自寒门,“本无术学”,终其一代,其皇族子弟在文化上普遍表现出粗鄙化的特征。不过,一般说来,寒门人物获得统治地位后,随着与高门士族日益紧密的联系,必然或多或少地在文化上趋于“士族化”。就刘宋皇族而言,其最显达的一支为宋文帝一房,对士族文化的模仿、汲取的程度也最高。宋文帝及其子孙在经史学术、玄学谈论及文学、书法、音乐、围棋等方面皆有所涉猎,某些方面还达到了一定的境界。由于他们具有统治地位,其喜好往往造成某种风气,引起社会文化风尚的变化。     

论刘宋公主之淫恣及其对政治之干预

刘宋公主群体是刘宋统治集团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刘宋公主的婚媾对象一般主要为高门士族,目的是通过婚姻与士族相交结,但在刘裕立国前和刘宋前期,公主也有嫁与寒门者.在生活上,刘宋公主普遍"骄淫无行",对士族夫君往往施以暴力,甚至有陷害致死者,以致当时士族不愿迎娶公主.当时公主大多"淫恣",胡作非为.不仅如此,一些公主还干预朝政,参与宫廷阴谋活动.刘宋公主行迹如此,除了其具有皇权之依托外,主要是刘宋统治集团起自下层,缺乏儒家礼法文化的教养所致.     

庐陵王刘义真之死与刘宋初期之政局——从一个侧面透视晋宋之际士族与寒门的斗争

424年,刘裕安排的顾命大臣先后废杀庐陵王刘义真和少帝刘义符,造成了刘宋初年的政局动荡.在顾命集团"废昏立明"的政治借口下,隐藏着刘宋初期统治集团中士族与寒门的激烈斗争.顾命大臣的主要人物如徐羡之、傅亮、檀道济等,皆出自"次等士族",在文化上则未充分玄化,非名士阶层,这在东晋以来的士族文化风气中自然遭受鄙视.晋宋易代,他们追随刘裕,参与造宋,因而位列宰臣,为士族社会所不满.刘裕次子刘义真为当时皇族子弟中受士族文化熏陶最深之人物,与高门士族中任诞清流名士代表谢灵运、颜延之等以文义相交,而谢灵运等则借助刘义真的夺嫡之势,形成一个对抗顾命集团的政治集团.刘裕死后,刘义真及其集团人物皆被贬斥,他们自然颇有怨言,因而受到"构扇异同"、图谋不轨的政治攻击,此乃刘义真之死的根本原因.     

近侍政治与陈朝晚期政局

陈朝后主陈叔宝在居处东宫时期身边结成了由侨、吴士族组成的近侍群体。这是缘于陈宣帝得位不正，他有意让后主营建声名、培育势力以作为皇权的重要补充。太建十四年（582）后主即位前夕的陈叔陵之乱，深刻影响了后主一朝的政治走向，巩固皇权成为后主主政的中心议题。为此，后主安排东宫旧臣留任以护佑太子；对威胁皇位的长沙王陈叔坚心生猜忌，并将不信任感扩大至宣帝旧臣毛喜、高门代表蔡凝等人身上。后主委任东宫旧臣掌管宿卫营兵、出任中书舍人，完成对“国之政事”的控制。至德二年（584）以后，后主的决策方式转为在后宫与张贵妃共同决策，频繁参加内宴的“狎客”及“便佞亲幸”由此获得参与决策的权力，而太建年间东宫近侍群体则退出权力中枢。至德、祯明之际陈朝政治由士大夫政治转向凸显皇权专制的佞幸政治，是其灭亡的重要内因。     

南朝刘宋时期门阀士族从中心到边缘的历程

考察门阀士族从兴起、鼎盛到衰亡的历史,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南朝刘宋这个时局转换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古政治史发生了急剧变化,长期左右江南政局的门阀制度开始走向没落,由门阀政治向皇权政治回归。本文从考察在门阀政治中扮演主角的门阀士族命运的演变入手,力图揭示这一时期门阀士族从政治中心到边缘的诸多问题,以此角度来审视魏晋南北朝史中门阀制度是如何由盛而衰的这个热门课题。一东晋末年,长期积累起来的种种矛盾尖锐激化,以刘裕为代表的在动乱中发展了实力的寒人集团乘机而起,最终代晋建宋。披阅史籍,我发现这一历史事变居然在即将被改…     

刘宋皇室之婚媾

次门刘裕 ,在以次门姻亲为主的政治势力拥戴下 ,建宋代晋。然而不久 ,对高门的艳羡心理 ,使得刘宋皇室婚媾对象中的次门比重减少 ,由以次门为主逐渐转变成以高门为主。本文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剖析 ,认为依此可将刘宋皇室婚媾分为三种类型、两个阶段。刘宋建立后 ,一方面 ,统治者为那些原本平常的次门姻亲在朝堂上安排了位置 ,带动他们上升为高门 ,使皇权政治得以巩固 ,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东晋以来渐趋固定的门阀势力格局。另一方面 ,刘宋皇室内部矛盾的迭起 ,使姻亲家族不断遭到皇帝的猜忌、贬职与杀戮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门阀士族在南朝后期的衰落     

晋宋之际北府地域学术群体之兴起及其学术文化风尚(下)

晋宋之际,随着军政局势的变化,北府兵势力不断强大,成为推动晋宋变革的重要社会力量。与此同时,以京口为中心的北府地域学者早在晋孝武时期已受到重视,自刘裕掌权,特别是刘宋建国后,北府地域学人数量明显增长,出现了一些影响较大的代表性人物。可以说,晋宋之际学术史上出现了一个京口地域学术群体,并对南朝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北府地域学者不仅在地域上,而且在社会阶层上与北府尚武次等士族基本一致,或与刘宋皇族与勋贵联姻,或参与东晋末北府集团起事,有的则为北府勋贵之后。因此,可以说京口地域学者群体之兴起与北府勋贵集团之得势存有关联。京口学术群体代表人物普遍崇尚儒学,学风较为保守,并有倾向隐逸的特征,这与其所处之地域、社会阶层和学术传授等特点密切相关。晋宋之际北府儒者之兴起,还与当时门阀政治式微、皇权强化的政治变革有关。     

任昉“兰台聚”与梁初政坛及文坛

南朝时期皇权加强而贵族势力减弱,贵族门第在政治、社会上的影响力日趋衰弱,次等士族凭借文学才能向皇权靠拢,从而获得与高门贵族并驾齐驱的政治资本。任昉之所以能成为文坛领袖,"兰台聚"之所以形成,皆以此为政治背景。任昉在梁初大力提拔后进文士,一度成为文坛领袖,继而外放为新安太守,郁郁而终,其后隐藏的是梁武帝夺取文坛盟主的意志。参与"兰台聚"者门第较低,凭借文才得到梁武帝赏识,在政治、文化上大放异彩,形成了一种新的贵族主义。"兰台聚"实际上开启了梁代文学的序幕,梁代文士之多、文学创作之盛,当放在这一背景下来观照。     

刘劭之乱与刘宋政局

刘劭之乱不是某个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多种原因环环相扣造成的,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高门士族对皇权的争夺。围绕刘劭之乱,刘宋统治阶层分化严重,其内部所隐藏的各种矛盾不断凸显甚至激化。刘劭之乱对刘宋后期政局的演变乃至整个南朝历史的走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考察刘劭之乱的背景与原因、刘劭之乱所导致的刘宋政局之分野及其对刘宋后期政局的影响等,有助于进一步理解该时期的政治。     

晋宋之际北府地域学术群体之兴起及其学术文化风尚(上)

晋宋之际,随着军政局势的变化,北府兵势力不断强大,成为推动晋宋变革的重要社会力量。与此同时,以京口为中心的北府地域学者早在晋孝武时期已受到重视,自刘裕掌权,特别是刘宋建国后,北府地域学人数量明显增长,出现了一些影响较大的代表性人物。可以说,晋宋之际学术史上出现了一个京口地域学术群体,并对南朝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北府地域学者不仅在地域上,而且在社会阶层上与北府尚武次等士族基本一致,或与刘宋皇族与勋贵联姻,或参与东晋末北府集团起事,有的则为北府勋贵之后。因此,可以说京口地域学者群体之兴起与北府勋贵集团之得势存有关联。京口学术群体代表人物普遍崇尚儒学,学风较为保守,并有倾向隐逸的特征,这与其所处之地域、社会阶层和学术传授等特点密切相关。晋宋之际北府儒者之兴起,还与当时门阀政治式微、皇权强化的政治变革有关。     

刘裕诛戮士族豪族与晋宋社会变革

刘裕建宋代晋,不仅是一般的王朝更替,而且意味着寒门武人集团取代高门士族的统治地位。在此过程中,门第低微的刘裕对高门士族之异己人物及其势力严加诛戮和压制。其中对与桓玄篡晋有密切关联的太原王氏、陈郡殷氏、京口刁氏代表人物及其相关势力予以清除;对企图扶持刘毅的谢混、郗僧施等士族集团加以诛戮;对作为特殊士族势力的司马氏宗室人物予以清剿;推行了一系列抑制地方豪门强宗的政策。此外,刘裕对高门士族始终加以监控,收集相关情资,以便采取针对性的手段。     

论东晋南朝琅邪颜氏代表人物的政治行迹及其门风特征

作为魏晋以来的典型"小族",琅邪颜氏家族人物主要以学术文化显名,其政治地位并不显赫,但在中古政治、社会变化的关键时刻,尤其是两晋之交和晋宋之际,琅邪颜氏家族人物在政治上则较为活跃.两晋之际,颜含先后依附司马越和司马睿,使其家族得以顺利南迁江左,政治地位得以提升;晋宋之际,颜延之一度积极进取.体现了皇权政治恢复时士族社会的政治诉求;颜竣、颜师伯则处在南朝皇权专治局势下,其荣辱存亡取决于帝王的意愿.琅邪颜氏家族相关人物的政治活动和处境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晋南朝以来士族门阀政治势力和皇权之间的消长变化.     

论陶渊明的寒素性质及其在文学上的体现

陶侃出身于南方土著豪族,在两晋时代以北方高门士族为核心的士族社会中,其家族没有获得正统士族身份。陶渊明本人的真正身份为寒素士人,并且因生活贫困,常以庶民自居,与门阀士族社会有相当隔阂。渊明的立身制行也是典型的寒素士人的特点,其文学创作则突破两晋士族社会贵族文学的趣味,直接继承汉魏以来寒素文学的传统。     

论十六国胡族政权中的汉族士族

一西晋作为一个由士族阶层进行统治的封建政权,士族制度在当时获得充分发展,成为此时期突出的时代特点,对西晋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在西晋末年的社会大动乱中,绝大多数士族高门或者举族南迁,或者在战乱中被无情消灭,一流的士族在北方地区几乎见不到了。但也有一些士族,主要是社会地位相对较低,政     

刘裕、刘毅之争与晋宋变革

东晋安帝时期,新兴的北府兵武将势力崛起,其代表人物刘裕与刘毅驱逐桓玄、恢复东晋,控制了东晋内外军政。但二人之间很快展开了新一轮权力争夺,成为义熙年间军政斗争的主角。以往人们将其斗争归之于二人的个性品格,或说刘毅"刚愎",或说刘裕"猜忌",于是争权夺利,最终导致兵戎相见。这只是一般的表面现象。刘毅与刘裕一样,出自京口崇尚武力的次等士族,他在桓玄篡晋后,协助刘裕起兵,功勋卓著,其地位仅次于刘裕,有"次相"、"亚相"之称。不过,刘毅不愿屈服于刘裕,对刘裕任扬州刺史、入京辅政、北伐南燕、争取勋业,多加阻挠,并在相关人事安排上角力;刘裕则反对刘毅西征卢循、在其身边安插亲信,在表面"柔顺"的假象下,实际上严厉限制刘毅势力的发展,最终迫使其谋反,并因此遭到镇压。面对北府兵武将势力的兴起与深刻的社会变革,作为昔日统治者的高门士族阶层企图在北府将领中寻找代理人,刘毅以其学术文化修养和名士化气质,获得了以谢混为代表的高门名士阶层的拥戴,这使得刘毅与刘裕的权力争夺,折射出高门士族与次等士族之间斗争的时代特征。     

"宋得其武,梁得其文"——略论南朝时期彭城武原到氏家族门风之演变

彭城武原到氏出自寒微,晋末宋初,到彦之追随刘裕之北府兵集团而起家,以护卫宋文帝继统而固位,奠定了其家族的政治地位。宋末以后,其子弟之作风有所变化,生硬地模仿士族社会的文化风尚。及至萧梁,到氏人物为人作派名士化,对士族社会擅长之清言、书法、围棋等皆有涉及,尤以文学才能显名,也通经史,深得梁武帝等奖掖。其家族人物任官也以清选为主。南朝时期,寒门勋贵在获得政治地位后,在文化上不断取法高门世族的文化风尚,以提升其门望,彭城到氏可谓一例典型代表。     

刘裕北伐后秦与士族文人的转变

北伐后秦,是刘裕代晋建宋的最后准备,除却建构取信朝野的疆场功勋以外,刘裕在文化层面上也为禅代做了诸多准备。研究者多从军事与政治的层面加以关注,而对于其在文化层面的影响则鲜有论及。历经北伐后秦,士族文人逐渐由门阀政治的操控者演变成了皇权政治的臣服者,同时也由文化的主导者转变成了皇权体制下的御用文人,士风与文风随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士族文人是晋宋之际文化发展的主要代表,其士风与文风的转变体现了晋宋政治文化变革的基本规律,也预示了刘宋乃至整个文人士大夫的基本走向。     

萧梁皇族之倡导玄学文化风尚及其原因与影响

以梁武帝萧衍为代表的萧梁皇族统治者具有较高的学术文化素养,在文学、经学、佛学之外,他们特别倡导玄学,具体表现为梁武帝、梁简文帝、梁元帝及其他皇族人物与臣属清谈玄言、组织玄学论辩、注疏玄学经典等,并利用其政治地位将相关注疏列于学官,成为官方的教材,甚至亲为教授.不仅如此,萧梁皇族人物之为人作派和生活情趣也日益玄化.这对当时的学风与士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致玄学成为当时学术文化思潮的核心内容,玄化则成为当时文化风尚的本质特征.萧梁皇族之崇尚玄风,与南朝士族社会文化传统之影响及其自身努力提升其家族门第的追求密不可分.作为统治集团,萧梁统治者沉湎清谈,以虚诞为高,必然导致其轻视军政实务,引发清谈误国的悲剧.     

河北士族对北朝文学的影响

河北是北朝高门士族最集中的地区。河北士族既是北朝汉族官员的主体,也是北朝文学创作的主力,他们的创作活动奠定了北朝文学的基础,也在某种程度上规定了北朝文学发展的方向,对北朝文学的进步有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