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前期赠散官与职事官组合研究

唐前期赠散官与职事官组合以五品以上散官与都督、刺史、州司马的结合为主.这种组合并非任意,表现为高品散官往往与高品职事官结合,低品散官则与低品职事官结合.同时,赠散官与职事官的结合中,职事官的等级的确立会因时代不同而发生变化.官员自身赠官的得赠者是卒前散官与职事官均在三品以上具有崇高地位的人.父、祖赠官则与其子孙的功劳或地位有关.卒前官与赠官之间的阶次变化主要表现在散官与散官之间,进阶幅度一般是一阶.赠散官与职事官组合表现出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势均与散官在唐前、后期的地位变化有关.     

唐朝的形势变化与唐朝的官制改革

唐朝是在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立国之初，由于隋末的暴政和多年战争破坏，“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面对这种局势，唐朝实行均田制、租庸调制等有利于恢复农业生产的政策，并在官制上实行一套与当时的小农社会相适应的制度。唐初的官制是武德七年（624年）确定的，大抵沿袭隋旧，分为京职事官和外职事官。京职事官包括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六省（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诗）、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九寺（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     

金朝官僚等级制度初探

关于金朝官僚等级制度，现存史籍记载并不清晰，前人研究也不多。这一问题，可从官员俸禄、致仕待遇、官员服饰、封赠与门荫、墓葬和谥号、官员仪从等几个角度来分析。金朝官员俸禄的发放标准，在海陵王时期前后经历了由以散官品级为依据转为以职事官品级为依据的过程；官员致仕后待遇的确定，所依据的标准是职事官品级和任职时间；在影响官员服饰等级的因素中，职事官品级无疑是最重要的；官员得以封赠父祖和门荫子孙的主要标准是散官品级，职事官品级则发挥了调节性作用；官员去世后的墓葬规格是依照其散官品级来确定的，谥号有无则是由职事官品级来决定的；官员仪从配给的标准为职事官品级。总体而言，金朝官员等级划分的标准主要应是职事官品级。     

从政事堂会议看唐代的宰相政治

从政事堂会议看唐代的宰相政治龚维玲唐朝是中国古代王朝的鼎盛时期，唐朝的繁荣与统治者的开明政治有着紧密联系。研究唐朝的官制有利于我们透析唐朝政治经济的发展，对我们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借鉴作用。官制是关于国家政权的构成形成及其设官分职的管理制度，它是国...     

隋唐检校官制度初探

检校官制度始于北周,隋唐皆实行检校官制。隋及唐前期的检校官属实履其任的性质,即有职事而未正授之官,到了唐中后期则开始向假借官资转化,仅用来表示地位之尊崇和升迁之资。但无论前期和后期,唐代检校官的适用范围,既不以职任清要与否而区别,也不以内外诸司五品以上官员而划分,是没有一个硬性的统一标准的。唐后期予以整顿,渐次形成了自三公、三师、尚书左右仆射至水部郎的检校官十三阶。     

“恩差”与宋代官制演进中的权力关系——以添差官、侍从官和兼官为例

“恩差”，是宋代官制中的一种权力关系特征，形成于君臣之间的权力互动，具体到政制中，即“恩典”与“职差”，前者侧重于皇帝的优宠与拔擢，后者侧重于具体政务的处理。由于宋神宗朝的政治实践，添差官在出现之初便作为皇帝“恩差”而具有恩典性与职差性。侍从官群体较为复杂，其“恩差性”始终交融，但元丰改制前后亦有不同的侧重。兼官最初则主要集中于恩典性，无职差性，随着元丰改制的推行，兼官获得了职差性，从单纯的皇帝“恩典”转变为皇帝“恩差”。在之后的制度演变中，添差官开始逐渐融入地方官僚系统中，“恩典性”趋于消亡。侍从官由于职事侍从官群体的扩大，开始从“言语侍从”转变为“有司之臣”，职差性大大增强。存在于中央高层官僚中的兼官，则因改制后职事官的恢复，塑造了新的权力结构。以权力关系为视角，探讨非常规制度的常规化，或可展示更为丰富的历史图景。     

南越国的官制沿革初探

南越国的设官及其沿革是南越国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对这个问题,史学界存有歧说,有的认为其设官仿秦,有的则说:“南越王国的百官制度和宫室名称都是仿效汉朝的。”我以为南越国的官制有仿秦、仿汉和自创三种情况,今试探求、考析如下。一、南越国之设官目前要准确描述南越国官制的全貌,尚缺乏足够的依据。但是,若把散见于文献中和出土文物上的有关资料收集起来,作一番整理,也可以描绘出其大概的轮廓。(一)、王国中央之设官。可分为政务官、军事官和内廷官三类。     

北魏太和新官制并未模仿南朝

北魏孝文帝力行汉化政策,创立了一套不同于北魏前期的新官制。太和新官制并不像史学界一般所认为的是模仿的南朝制度,实际上它是以汉魏西晋、尤其是西晋官制为蓝本,而又加以发展创造而建立的,它与南朝官制差别甚大。太和新官制影响深远,它基本上被西魏以及东魏、北齐所继承,而隋朝官制又主要源自西魏以及六官制度,所以也可以说,太和新官制是隋唐官制的主要渊源。     

高句丽地方官制研究

2世纪中叶至3世纪末,高句丽逐渐形成自己的地方官系统。在五部控制区以外,高句丽共设六太守,太守下辖城宰,城宰管理城与城周围的村。5世纪以后,在高句丽的地方官制中,城宰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最终形成大城辖小城的四级地方行政机构,其长官分别为:褥萨、处闾、可逻达、娄肖,各相当于唐朝的三品、四品、五品、六品和七品官。但高句丽并不存在与中原类似的郡县制度及地方官制。     

太平天国乡官制度刍议

1 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职官制度进一步健全,其官制从上至下可分为朝中官(中央官)、守土官(地方官)和乡土官三大类。乡土官也叫乡官,是太平天国地方政府的基层官吏。乡官制是按照《天朝田亩制度》的规定,仿照太平军军制组织起来的。所不同的是,乡官制是以户为单位进行编组。编组的方式为:五家立一伍长,二十五家立一两司马,百家立一卒长,五百家立一旅帅,二千五百家立一师帅,一万二千五百家立一军帅。军帅辖五师帅,师帅辖五旅帅,旅帅辖五卒长,卒长辖四两司马,两司马辖五伍长,一伍长管四家,连同本家则为五家。     

康有为的政治改革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

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变革中国政治的理论支柱之一是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他依据孟德斯鸠学说构建的新“政体”,是从改革清朝的官制作突破口的.地认为改变政体,也就是“变官制”与“正定官制”为同义语.他说:“凡百政事,皆待官而始行.”因此,变官制为变法之本,是变法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苟官制不改,以数千年积弊之衙门,只     

论《秦律》中的“啬夫”一官

《史记》一书,无官制专章。故关于秦的官制,虽在其《本纪》、《列传》、《世家》、《年表》及诸《书》中多少有所反映,但有不少官名及职权范围,多缺而不载,或载而不详。至于《汉书·百官公卿表序》,虽对秦、汉官制有概括性记载,但又详汉而略秦,仍无以知秦时官制的全貌。其中最突出的表现,莫如“啬夫”一官。故特作此篇,以明秦时“啬夫”一官的梗概。     

“使重臣治其事”——元至清初云南边政体制嬗变与边疆治理研究

元灭大理国后将云南纳入版图,并实现了云南与内地在省级行政区划上的统一。"使重臣治其事"是元至清初中原王朝治理云南边疆的重要理念,无论是元代藩王与行省宰执的"分权共治",还是明代勋臣与藩王、勋臣与内官、勋臣与巡抚的"共镇"与"共治",抑或是清时督抚体制下的"同城共治",实则是中央在边疆施政的具体举措。各个阶段前后相继而又多有更张,共同推动了中原王朝治理云南边疆的不断深化,使云南边政最终实现内地化。     

南诏诗人杨奇鲲事迹考

杨奇鲲为南诏王隆舜时的清平官,能诗善文,作品受到唐人好评,为南诏文学的代表人物,曾多次出使唐朝,迎送安化长公主,为发展和巩固唐朝与南诏的友好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     

唐代后期内外官主要经济收入对比——唐代内外官轻重问题研究

唐代职官的经济收入,主要是俸钱、禄米、职田三项。关于给禄和职田制度,整个唐代末见有多大变化,故在此略而不论。俸料钱则不然。首先,唐前期之京官俸料钱,自乾封元年以后依职事品给,而唐后期之京官(外官亦然)俸料钱则依职事官制定(同品之官俸钱有不同)。当然,职事品的高低与俸钱数额的高低,总的来说仍不相悖;其次,唐前期之外官俸料钱,以公廨本钱收息,按一定比例进行分配,而唐后期之外官俸料钱则由朝廷直接规定数额;再次,唐后期之内外官俸料钱,比之唐前期均作大     

唐代的内供奉官

唐代内供奉官是一种适用范围颇广的任官形式 ,相对于供奉官和里行官 ,内供奉官是唐代五品以下 (含五品 )供奉官和近亻幸侍从官员编制之外的特殊任职形式。内供奉官就其实质而言大体分为二类 :一类是供职于中央、实履其任的内供奉官 ,虽属员外供职 ,但职事、待遇、迁转资序与正员基本相同 ,这一类终唐之世始终存在 ;另一类是供职于地方的 ,或为使府幕佐 ,或为三司巡院官 ,衔内所带之御史也有内供奉的任职形式 ,但一般不履行所供奉的职责 ,性质近似于假借官 ,这一类别出现于唐肃宗至德以后。内供奉经五代 ,至宋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矢廾)季鼎、扬簋与西周法制、官制研究中的相关问题

西周青铜器铭文是研究西周历史的最为重要的史料之一,但须以准确的分期与释读为前提。西周中期的(矢廾)季鼎、扬簋等金文资料中的“司寇”并非官称,有周一代始终有司法官吏“司寇”之设或与之类似的观点不能成立。周代“司寇”的设立时代甚晚,至多只能推导到西周末叶,且其职位不高,以缉捕寇盗、维护社会治安为主要职事。在西周官制复原研究中,应该分清职官与职事,且不能与《周礼》等文献强行比附。     

外朝化、边缘化与平民化:帝制中国"近官"嬗变述论——以郎官系统为研究个案

帝制中国的"近官"大体沿着"由内及外"和"由高及低"两种趋势发展与嬗变,具体表现为近官外朝化、边缘化、社会化与平民化的过程与特征。"外朝化"是一切"近官"演变的基本过程,而不同的"近官"在嬗变中又有着不尽相同的路径,这尤以郎官系统的演变为典型。在郎官系统嬗变过程中,郎官之首长——光禄勋和中郎将的演变又有着其自身的独特性:光禄勋的演变主要呈现了外朝化与边缘化的过程与特征;中郎将在外朝化的过程中集中表现出了地方官化的特点。社会化与平民化是以郎官为代表的帝制中国近官嬗变的最终归宿。传统中国的近官在历史的承袭与变异中不仅有其历史的渊源,还存在着内在的动力机制、制度机理和路径依赖。     

唐代的官奴婢制度及其变化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其各种政治制度日臻成熟和完备。反映森严的封建等级制的良贱制便是唐代重要的政治制度之一。 近年来,一些同志对唐代的“贱人”制度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对于其中的官奴婢制度,尚少专文论列。唐代官奴婢制度的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为此,本文试从唐代官奴婢的主要来源、唐代官奴婢的役使与管理,以及唐代官奴婢制度的变化等几方面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唐朝封授新罗王金春秋、金法敏父子考

金春秋及其长子金法敏分别是新罗第二十九代和三十代王,得到了唐太宗、唐高宗的多次册封与授官。其中授予金春秋文散官"开府仪同三司"、授予法敏勋官"上柱国"及对法敏削官罢爵等事件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见证了唐与新罗之间的关系由结盟到分裂再到友好的过程。对于这一过程的考察,既可以提供观察当时东北亚政治关系和局势的一个独特视角,又可从中管窥唐朝的治边策略和意图。从封授情状来看,唐朝在文化制度软实力上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十分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