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农民与政府博弈问题初探

农民市民化是指农民向城市转移并逐渐转变为市民的一种过程和状态.农民市民化中的农民是富有理性并非常讲究实际的.在选择迁居城市成为市民或继续留在农村保持农民身份时,农民都表现出他们在约束条件下的理性选择.政府的政策导向通过影响农民的决策而在农民市民化进程中起着明显的推动或抑制作用.我们可以把农民市民化看成是政府和农民之间的一个上下博弈问题.最后的均衡是政府为农民市民化提供"吸引"性政策,让农民迁居城市转变为市民.     

农民市民化与农民收入的增加

阐述了农民市民化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长有重要作用,论述了在新形势下我国农民市民化的制约因素,提出了推进农民市民化与农民增收对策.     

农民市民化的角色问题探析

随着城乡统筹工作的推进,农民的市民化问题也逐渐提上了日程.但是农民市民化并不是农民的户口解决、户籍制度的改变那么简单,要实现农民的真正市民化关键在于实现行为主体(即农民)本身的转变.文章对农民在城乡统筹中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对实现农民市民化的措施进行了探讨.以期对现阶段城乡统筹工作的开展提供一定参考.     

进城农民社会保障权利诉求及相关因素分析

农民市民化是我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必然要求,然而,进城农民市民化仍是一个障碍重重的缓慢进程.本文从流动与市民化、社会保障权与内在市民化、政府责任与社会保障权利获得三个逻辑起点出发,分析得出了农民市民化的路径,认为以社会保障权利为核心的社会权利的公平获得是内在市民化的本质和关键,也是市民化最核心的命题.本文基于对武汉市进城农民的典型调查,分析了进城农民市民化和社会保障权利诉求的倾向,从政府责任与制度变革的视角,提出了改进进城农民社会保障权利获得的制度建设思考.     

农民市民化的障碍及对策

农民市民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路径选择,然而农民的市民化在推进过程中,受到外在的体制环境以及农民自身的主体性因素的制约。了解和把握这些因素,并努力清除农民市民化的障碍,有利于推进农民市民化的进程。     

我国农民市民化的制度制约因素探析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我国"三农"问题的关键环节,农民市民化是一条有效途径.但我国目前仍存在着制约农民市民化的制度因素,作为经济增长动态过程中内生变量,社会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是促进农民市民化和劳动力合理流动的客现要求.     

主体性因素与农民的市民化--关于农民市民化的调研

农民市民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路径选择。然而在农民的市民化过程中,他们除了受到外在的体制环境的影响以外,还同样地受到自身主体性因素的制约。充分了解和把握这些影响农民市民化的主体性因素,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并努力清除这些主体性障碍因素,有利于推进我国的农民市民化进程。     

我国城市化的新趋势:农民市民化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民市民化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和紧迫性.农民市民化有利于提高农民的文明素质、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是我国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农民市民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

农村劳动力转移推动城镇化发展,城镇化发展提高农民市民化意愿、满足农民市民化诉求。农民市民化是农民扩展自由、拓展选择集以提高可行能力的重要途径。农民市民化为释放农村土地资源,改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而推动现代农业发展进程创造条件。农民市民化的规模和速度需要与经济发展速度和政府财政承担能力相适应,农民群体分化速度要适应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需要,实现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与农民群体分化的动态均衡。因而,在农民群体分化的过程中,要逐步实现公共基础设施的城乡一体化以及公共服务的城乡均等化分享。农民市民化和农民职业化是农民获得发展以实现农民现代化的重要契机,所以应注重实现农民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协调互动。     

市民社会语境下的农民市民化

在市民社会语境下审视农民市民化问题,旨在突破“农民市民化”思维局限,着力于农民整体实现自己的市民社会。通过研究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及探究市民化语境渊源,发现我国的“农民市民化”仅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平等待遇问题,而更广泛的农民群体境遇的普遍提高仰仗于在市民社会中得以享有自主权利,分享全部的文明红利。研究认为,中国存在市民社会,农民与城里人同为市民,二者应当共同享受无差别的公共服务,当前农民市民化程度却相对较低。农民应当共建生活空间,自主争取权利,整合国家、各类社会群体、农民自身等各界力量共同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     

城市农民工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三元结构

二元社会结构理论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大量城市农民工现象 ,因受户籍管理制度的限制 ,他们不可能在较短时间内转化为城市居民。城市农民工是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特殊群体 ,他们既不同于农村居民 ,也不同于城市居民。城市农民工群体人数众多 ,存在时间较长 ,对社会影响较大 ,足以构成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第三元。新三元的出现 ,将给城乡二元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与挑战 ,不可不研究     

城市公共服务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分析

从城市公共服务角度分析影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因素.研究表明,我国城市公共服务现状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具有积极与消极双重影响.积极影响表现为,城市公共服务逐渐覆盖农民工,且不断改革和完善;消极影响表现为,城市公共服务对农民工供给不足,且仍然与市民有别.该结论的政策含义是,对户籍制度进行实质性改革,扫清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推动城市公共服务主体的多元化发展;由中央财政对劳动力输入地城市进行适当补贴;加强劳动监察执法,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困境与出路--基于新型城镇化的思考

新生代农民工能否顺利融入城市,直接影响新型城镇化进程。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权利资本缺失、物质资本匮乏、人力资本不足、社会资本欠缺等因素,使得其市民化受阻。为了使新生代农民工顺利融入城市,真正成为城市市民,必须从户籍制度、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农村土地制度、收入分配制度、教育培训体制等方面,破解其市民化面临的困境,进而为其市民化营造制度环境,提供经济支撑、持久动力、外部条件和组织保障。     

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内外紧张关系

从内在角色、外在视角,内在公民、外在权利,内在风险、外在制约来论述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中面临的困境。社会上对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的偏见,大多是持外在视角使然。公民身份的同一性与公民权利的差异性,揭示出新生代农民工内在公民与权利外在属性之间的矛盾。制度外在制约,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带来的内在风险。     

农民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就业分化视角和四川省的调查数据

基于就业分化视角和四川省724份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文化程度与农户市民化意愿成正比;当农户工作性质为非农时,系数为正;在本县(市)内打工的回归系数显著,表明在家乡周围城市打工的农民具有明显的市民化意愿;打工时间的回归系数都为负,且时间越长,系数负向关系越大;家庭劳动力个数的回归系数为负,表明家庭劳动力越多,越不愿意市民化;非农收入比例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表达意愿性别差异的研究

采用"2009年福建省X市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表达意愿及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表达意愿高于第一代农民工,且女性的政治表达意愿高于男性;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资本和社会化经历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表达意愿;高中教育程度的男性农民工更难具有政治表达意愿,而劳动合同则有助于其政治参与意愿的形成;女性农民工政治表达意愿形成的障碍则来自城市经历的增加,而社会网络规模和市民网络规模的扩大均能够有效提升女性农民工的政治表达意愿。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转居"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公共政策

农转居作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人口演变的必然趋势,已成为推进人口城镇化的重要举措.通过对南昌市青山湖区、新建区的城乡结合部和若干农民工集中求职点进行调研,对调研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并结合社会学、人口学等领域专家的咨询意见初步推断出影响农转居实现的因素,主要来自经济、教育、心理及社会四个方面.为进一步探究这四方面因素对农转居实现的影响程度如何,基于调研的原始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转居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发现月均收入、教育水平及社保覆盖情况对农转居的实现呈现正向促进作用,而回家次数则与农转居的实现概率呈反向关系,其中月均收入和社保覆盖情况对农转居实现的影响程度最大.最后通过对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有针对性地提出公共政策,帮助农民工顺利实现农转居.     

论“民工进城”引起的宪法问题

"民工进城"的问题在我国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和经济背景,进城民工的平等就业权由于种种原因受到歧视并长期得不到保护.平等就业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本文通过对民工进城关涉到的宪法问题--民工的平等就业权的分析和研究,阐述了这一问题在我国的现状,并对如何实现民工的平等就业权提出了一些建议,以期唤起人们对宪法实施的关注及对基本权利保护的进一步思考.     

关涉教育公平的一项重要举措——以社区教育帮扶弱势群体的做法为例

叙述了社区教育对进城务工农民工、城市失业下岗人员以及老年人群等3类弱势群体进行教育培训的一些做法与进展情况,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我国社区教育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地位、作用与价值取向。     

“身体政治”与女性农民工

南京安德门农民工就业市场的田野调查与研究结果表明,一些制度性因素实际上无视女性农民工的公民权利,致使她们在劳务市场这一制度性空间里遭受各种歧视与侵犯。但女性农民工也在通过各种方式与政府治理术里不公平的部分和男权主义宰制下的"身体政治"进行周旋与反抗。她们成为"身体的政治"之典型场所的同时,又进一步转变成"政治的身体"之积极行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