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民族问题与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

自1949年以来,中国参照苏联模式建成一个"多民族国家",在50年代开展了"民族识别"工作,政府组织专家学者深入各地调查,最后正式"识别"出56个"民族",这样一个民族格局构成了现今中国民族关系的基本框架和所有制度、政策设计实践的基础。为了更加深入地分析建国后60年中国在民族工作方面的实践,反思在民族工作中出现的经验和教训,重新思考并开展对50年代"民族识别"工作的口述史调查,分析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讨论这一格局对今天中国民族问题的影响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讨论了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特点,民族问题研究者面对的几大难题,简略分析了"民族识别"工作的基本情况。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在思想和观念上得到解放,学术理论上也开阔了视野,对于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工作的再认识,理应成为今后中国族群问题一个重要研究的专题。     

关于“民族识别”工作的口述史研究——卢露《从桂省到壮乡》一书序言

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最终确定我国的民族结构框架是56个民族。公民民族身份的确认、民族自治地方的设立、各项民族优惠政策的设计与实施都以这一结构框架为基础,因此,民族识别工作是新中国一切民族工作的基石。这篇序言回顾了苏联的民族理论和实践对新中国民族理论的影响,提出了关于民族识别工作的口述史调查是我们今天从基础理论和政策设计的视角来认识和理解新中国民族关系的重要切入点的观点。近年来西方学者已经在我国国内开始了相关的口述史调查,并发表了研究成果。及时加强国内学者的相关口述史研究并开展国际对话,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通过系统深入的口述史调查,也许我们能够对当年识别出来的中国民族框架获得更为客观科学的认识。     

语言:一个民族的呼吸和灵魂——土家族语言在确认土家族单一民族中的地位和作用

20世纪50年代,在土家族民族识别过程中,土家族语言成为确认土家为一个单一民族的重要依据之一。土家族田心桃在北京让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及语言学专家们首次认识土家语。许多专家学者经过对湘西土家族语言的反复地实地调查,得出土家语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语言的科学结论,为土家族确认单一民族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科学依据。土家语在确认土家族单一民族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对中国的"民族识别"影响研究

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一直影响着中国的民族工作,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全国上下展开的民族识别中,它成为了识别族群身份、划分族群族属的重要标准。但是,现在在回顾历史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民族知识体系建构的民国源流

20世纪20年代中至40年代末,先后四代民族学者投身于少数民族研究,他们引入现代民族学研究手段,建立现代民族观念,在廓清民族称谓、界定民族关系、划定民族范围并探索民族自治制度方面做出了卓有成就的工作,为民族学中国化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新中国民族识别工作和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政治理念的实践与民国时期的成就密不可分,其体现出的中国化自信可以在民国时期民族研究源流中得到解答。     

20世纪前半期中山大学与西南民族调查

20世纪前半期,中国掀起了西南民族研究热,大学和研究机构纷纷开展了西南民族调查,中山大学是西南民族研究与调查的先驱之一.20世纪20年代后期,该校生物系师生实地调查了两广瑶族.随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作,调查云南民族,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有组织有影响的西南民族调查.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至40年代,中山大学人文社会学科师生广泛开展了西南民族调查,成就斐然,中大因而成为西南民族调查的重镇.     

名从主人:20世纪50年代土族民族识别的口述史研究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使得中国土族经历了一次极为重要的群体身份蜕变,即从"土人"到"土族"的民族身份的合法性获得与转换。本文基于文献及实地调查所获得的口述史资料,对于土族民族识别的历史过程加以尝试性分析,试图还原土族被识别的历史真相。     

不丹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

不丹在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中,对尼泊尔族实行了强制同化的民族歧视政策,引起了尼泊尔族人的反抗,产生了不丹反政府武装组织,他们借助民族问题不断进行恐怖活动。不丹政府镇压这些反政府武装组织,迫使不丹境内大量的尼泊尔族人流亡到尼泊尔成为难民。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经过多方努力,不丹的民族问题仍然难以解决。不丹的民族问题已经成为其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主要障碍,也成为国际社会难以解决的国际问题。我国应该吸取不丹民族问题国际化的教训,坚持和完善我国的民族政策。     

民族历史构建与现实社会因素

保安族在50年代被正式识别为一个民族,对其族源曾有多种观点。但是在建国50年后,保安族的历史和族源观被再次重构,这个过程既反映了现实民族关系对历史书写的映射,也反映了民族精英在历史重构中的能动性。对保安族的这个实例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现实社会因素能够如何影响民族历史的构建,这个案例所反映出来的族群历史建构模式对于研究我国的“民族历史建构和族群群体的认同结构也颇具启发意义。     

中国对少数民族进行民族识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民族工作方面采取了一项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科学价值的举措，即对少数民族进行民族识别。这是古往今来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民族识别。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民族经历过长期的演变，支系纷繁，族称众多。由于以往的统治政府实...     

湖南民族经济发展面临的人口问题

湖南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大省,总人口6327.42万人。其中少数民族641.07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10.13%(“五普”统计)。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湖南省委省政府对此十分重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湖南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民族     

民族历史构建与现实社会因素(续)

保安族在50年代被正式识别为一个民族,对其族源曾有多种观点。但是在建国50年后,保安族的历史和族源观被再次重构,这个过程既反映了现实民族关系对历史书写的映射,也反映了民族精英在历史重构中的能动性。对保安族的这个实例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现实社会因素能够如何影响民族历史的构建,这个案例所反映出来的族群历史建构模式对于研究我国的"民族历史建构和族群群体的认同结构也颇具启发意义。     

族群认同与民族的界定——以回族为例

回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较多、分布最广的民族，它的产生发展与民族认同密不可分。又因时代不同。族称、宗教、国家确认等相关因素介入，使其具备民族最本质的特征，即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     

“文化族别化”的当代困境及其反思

民族识别工作中以客观的民族文化特征作为民族分类的主要依据,导致了人们对民族文化具有独特性、民族之间的文化具有差异性的强调,最终导致了"文化族别化"。"文化族别化"不能解释不同群体之间普遍存在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客观事实,又将地域性的文化转化为具有明确民族归属的民族文化。对"文化族别化"这种社会认识面临的困境展开讨论和反思,有利于申明民族之间存在广泛的文化交流和客观联系。更为重要的是,承认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联系比刻意地强调民族之间存在的差异更加重要。     

对20世纪在中国最有影响的三大民族定义的简要评析

汉文"民族"一词自19世纪末开始出现并广泛使用,而中国学术界对"民族"认识的深化,在20世纪也经历了由梁启超介绍布伦奇里的民族定义到孙中山提出自己的民族定义,再到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在中国产生广泛的影响的过程.而最终中国共产党人在批判性地继承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民族定义的表述.布伦奇里(Bluntcchli,Johann Kaspar)的定义,经粱启超翻译介绍并充实,具有强调民族过程重视民族起源的特点,但将肢体形状当作民族要素,并把没有文字的民族排除在外却是其定义的谬论.孙中山的定义,与其三民主义的学说密不可分,但其民族形成"五种力"学说,当为解释异源同流的复合民族即"国族"形成过程,不应理解成为单一民族的特征和构成要素.斯大林的定义在中国影响最广,一直被当作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定义而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但在50年代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中,却不能生搬硬套,故中国的民族识别实际上突破了斯大林定义的局限,克服了其定义的缺陷.费孝通解读的"共同心理素质"实为"民族心理认同"而并非斯大林所说的"民族性格".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理论学术界质疑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学术争论,并非完全受前苏联和西方的影响和冲击,而是50年代中国民族识别中,理论和现实相悖的深刻反思.这种反思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并坚持了中国民族理论研究的话语权.     

齐奏民族和谐曲 共建幸福小康家——武汉城市民族工作侧记

武汉地处华中腹地,南北交汇、连贯东西,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各民族文化在此交融,逐渐形成了一个多民族散杂居的大都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少数民族同胞流入武汉,不同民族间的人员交往、文化交流、观念碰撞为城市民族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费孝通先生的民族问题研究

费孝通先生一生与民族研究之间有着深厚的学术渊源。本文主要从费先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学术工作梳理他的民族研究脉络。费先生在清华开始学习人类学专业,随后开展广西大瑶山调查,1938年留学归国后在云南继续开展农村调查,介入"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建国后参与政府组织的"民族识别"工作,改革开放后遍访少数民族地区,思考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并在1988年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为中国民族史和今后的民族关系发展提出了一个宏观理论框架,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认可。费先生的民族研究探索和心路演进,为我们今后的民族问题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南地区民族识别研究概述

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因此,民族识别的主要任务其实是对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进行识别。总体来讲,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研究经历了从政府主导到学术探讨两个大的阶段。政府主导阶段的民族识别主要是在大规模的民族调查基础上进行的,同时在民族识别的依据坚持了科学标准与民族意愿并重的原则,而且日益向后者倾斜。而学术探讨阶段首先对之前西南地我的民族识别工作进行了回顾与反思,进一步集中讨论了西南地区待识别民族的族属问题、族群认同问题,并对西方学者解构中国西南地区民族识别的观点进行回应与讨论。西南民族识别的研究未来还需在理论评价、族属遗留、“56个民族”框架下西南民族的演变等问题上进行深入研究。     

论壮族认同的流动性与身份策略——基于广西壮族傣人、陇人和偏人的社会历史调查回访研究

本文以20世纪50年代广西壮族识别中的傣人、陇人和偏人三类群体为研究对象,旨在对这些特殊群体的族源、社会结构、社会地位及身份认同等问题予以考察,并通过对识别工作的标准及手法的反思,探讨这些现象背后的动力机制。研究发现,在识别工作中,语言要素是实际中最重要且最易操作的标准,而"名从主人"原则在阶级主导的话语体系中赋予了少数民族光荣的地位。然而,在日常的交往中,这些群体的族属意识大都处于自在的状态中,与血缘、地缘、职业、阶层等等诸多区分"我群"与"他群"的身份交织在一起,并且,这些群体对于国家的民族政策并非被动接受,而是自有其诠释和行为选择的逻辑。     

论北方民族族称的变化及其意义

本文通过对族称的起源、族称内涵的变化的分析,探究北方民族从民族到国家的过程,并通过对满洲族称、国名出现及其变化的研究,探讨了民族国家进化的一般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