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农民写作”的文学思考——以赵树理创作为中心

赵树理对文学的理解,其精神是与鲁迅等启蒙文学家相通的.他并非"天生的"大众化作家,但他热爱农民,关注农村,始终为农民而写作,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在现代文学复杂的历史进程中,他使文学写作密切关注变化中的农村和农民生活,体现出一代作家的人格力量和文学良知,也使中国左翼文学的文化追求和价值取向落到了实处.因此,以赵树理创作为中心,分析其"为农民写作"的文学思考,对当下中国作家极具启示意义.     

延安文学:当代文化视域下的价值重估

对延安文学的历史价值和当下价值进行了阐述,认为其文学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均发挥着特有的价值作用;其历史价值主要表现在承载了更多的政治使命、使精英文化语态更为深刻地转向了大众文化语态两个方面,而延安文学的农民文化、民族性、民间性的特征,正是当今文化所缺失的;延安文化与陕西文化相比较,其精神内核和价值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延安文学对陕西文学及当代文化的建构和反思具有重要的意义。     

试论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终结”观——与希利斯·米勒“文学终结”观比较

与希利斯·米勒一样,哈罗德·布鲁姆也对当前电子媒介时代和后现代社会文化语境下文学以及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命运"危机"给予了理论观照和关注,并表达了与"文学终结"论相类似的理论观点.但与希利斯·米勒不同的是,哈罗德·布鲁姆的"终结"论论述的对象主体--文学--只指高雅/精英文化文学,并奉"崇高"为其惟一或主要的美学内质与特征;而且,布鲁姆认为文学"终结"的原因是多元化的:诱发和导致文学"终结"危机的原因,不仅来自文学外部的社会文化语境(即电子时代的来临,电子文化消费产品的风行),而且还来自文学内部.他指出,文学的衰落与消亡主要指的是高雅文化文学的终结,而大众文化文学在后现代的消费文化社会语境中的急遽繁殖、复制和扩张,和它通过经典化的文学制度以及文学教育体制对高雅文化文学的挤压、替代,尤其是当代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化,是导致高雅文化文学终结的重要原因.而对这些来自文学内外的诱因,他是极力反对的.布鲁姆反后现代美学的"文学终结"论有其局限性,但在当下社会文化语境中也有其价值和意义.     

延安文学“大众化”理论及其实践

延安文学"大众化"以自觉的理论建构及其创作实践,成为了20世纪中国文学"大众化"思潮中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段,同时为当下文学"大众化"的创作带来了启示意义。延安文学"大众化"理论在战争文化规范下结合高度的政治意识形态逐步走向成熟;延安文学"大众化"实践以雅俗共赏的创作风貌建构起了具有中国本土文化气象和中国风格的文学形态;延安文学"大众化"的整体特征为:知识分子与大众的角色转换,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的历史转移,集体化创作,"民族化"追求以及政治功利主义色彩;同时相应地带来了局限性,如知识分子启蒙精神、审美理想、创作个性的失落,文学创作思想性胜于艺术性、通俗性胜于现代性、功用性胜于审美性的价值偏颇。     

启蒙思潮与“阿Q”的精神谱系

五四之后,启蒙思潮从原先寻求文化变革的思想启蒙变换为一种召唤暴力的阶级性革命启蒙,这种阶级性革命启蒙一直延续到十七年文学叙事之中;改革开放之后,启蒙思潮重新兴起,主要表现为经济意识的启蒙和受抑制的人性解放.从20世纪中国启蒙思潮视角,观照20世纪乡土中国文学典型作品,解读<阿Q正传>等文本所构成的"阿Q精神谱系"与启蒙思潮的内在关系,分析中国农民走向现代性的外部压抑性结构和内在思想阻力,对于探寻新世纪历史语境下"新启蒙主义"与农民思想解放的可能性具有重要意义.     

读者的分化与延安文学的转型——延安《解放日报》副刊的文学生产与传播

延安<解放日报>副刊是当时全国报纸中发稿最多、规模最大、持续时间也最长的文艺阵地,从中可以找到1941-1946年近六年的解放区文艺历史.它不仅是延安文艺政策的晴雨表和文学转折的历史见证,也是各种文化冲突集中释放的空间.在新旧时代交替的"革命狂欢"中,外来都市文化经过与延安主流政治文化和陕北民间文化的结合,最终形成了具有延安特色的新文化.在延安文学从精英文化向工农兵方向转型的过程中,除了延安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作用之外,读者的变迁、分化也是其重要的文化诱因.     

延安文学的传播学意义初探

从媒体与文学的关系入手,借助史料考证的手段,对延安文学的传播环境、传播途径、传播效果进行分析,厘清延安文学的传播活动及其发展状况,文学与传媒的互动关系及效应,打开了认识和研究延安文学在延安特定时期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结构中发挥作用的一面新窗口,实现了从传播学视角观照延安文学的新探索.认为延安文学的传播效果主要表现在战争环境下的宣传鼓动作用;文化规范的形成与整合;"左翼文学"、延安文学与建国后"17年文学"一脉相承,成为现当代文学事实上的整体.     

民族文化语境与中日"郑成功文学"郑母形象的变迁

郑成功作为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其母也备受中日学界关注.以中日"郑成功文学"为研究对象可以发现,在民族文化语境影响下,中日两国对郑母的身份认同呈现出实像与虚像交织的特点,中日"郑成功文学"中郑母形象的变迁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与差异.其中,作为日本代言人的女性形象为日本"郑成功文学"所特有,而自立的女性形象和贤妻良母的女性形象则是中日"郑成功文学"共有的形象特征.中日"郑成功文学"中郑母形象的形成体现了明显的时代、政治及文化印记.     

论丁玲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想

丁玲在延安的创作主要是极具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杂文,这些作品深化了解放区文学改造农民的主题,对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解放区文学具有独特的价值。     

延安文学: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双重追求

延安时期,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在革命与救亡的制约下超越了文学本身的范畴,上升到更为广阔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层面;文学的发展方向不仅是承继"五四"文学所开拓的现代性发展路径,更重要的是为了配合新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无论是文学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大众化的文学实践,还是文化符号由"鲁迅方向"向"赵树理方向"的转换,以及新的文学规范的设定,都在不断探索本民族文学现代性和民族性并重建构的新的可能性。从延安文学的实践及发展来看,一方面,它的现代性追求尽可能地向本民族的文化靠拢,突出中国经验的表达;另一方面,它所建构的民族性又充分体现着现代性追求的实践特征。延安文学所追求的现代性是包含着民族性的现代性,所确立的民族性是内涵着现代性的民族性,民族性塑造着现代性,现代性目标又深化着民族性的诉求,二者之间是一种双向沟通和对接的过程,由此构成了延安文学的双重追求:民族性与现代性并重。现代性与民族性作为延安文学的两翼,形成了延安文学发展的基本格局,并为建国后当代文学的发展创设了新的文学规范和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