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非制度化信访的突出问题及原因剖析

我国社会转型期非制度化信访问题突出,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信访制度面临着法律上和现实上的困境.解决信访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改革信访制度,为此,就要对非制度化信访的突出问题及其原因进行深入的剖析和研究,以便于矫正非制度化信访行为,实现信访的法治化.     

信访脱困的可能思路——基于权利保障维度的讨论

学界和实务界一直致力于讨论和探索信访制度的改革.信访的困境缘于对信访人信访行为的权利内涵和边界在规范上尚未厘清,以及相应的制度保障的不足.在宪政的理念和框架内,信访应当以权利和权利保障为思路予以重新定位,最终信访也应该是一个在法的框架内予以解决的问题.由此,需要从观念和制度两方面对之重新审视和设置.     

化解我国信访制度困境的理性路径论析——基于信访制度改革争论的反思

近年来我国信访活动面临严峻态势的同时,信访制度亦遭遇着重重困境.在此情形下学界围绕信访制度改革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并大致形成三大观点:“强化论”、“废除论”和“分离论”.对此三种观点的反思,有助于分析其各自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并能为我国信访制度困境的化解打开另一个窗口.总括而言,分离信访制度的权利救济功能而传播法治精神建设法治国家是一种必然.在未来一个时间段内规范信访程序而力避行政权力“越界”解决信访问题,约束政府权力与追求司法独立公正并举,建立普通民众利益表达组织和社会中介机构提供法律援助,把握利用好此过程中两类事例产生的正负“效应”,均应纳入化解我国信访制度困境的理性路径范畴.     

社会稳定机制中的信息流通——信访制度变迁的管理功能和民主功能分析

本文以制度变迁之后的信访条例为分析对象,通过对原有条例和新条例的比较,以浙江省绍兴县为分析个案,发现新的信访条例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然而这种适合于中国的信息传输渠道光是进行本身的变动还不够,还需要引入法治工具,充分协调司法、行政与信访三种信息流通渠道的作用,配合社会体制的变革进行变革,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民主法治.     

社会管理创新与信访制度改革

"维稳困境"主要源于"信访悖论",化解"维稳困境"重在打破"信访悖论"。与此同时,社会结构的"马拉松"也要求加强政治和社会整合,信访制度不仅是形式上的"来信来访",也在实质上承担"信才访"的功能,以及对弱势群体的政治和社会整合功能。因此,信访制度事关改革、发展与稳定大局,信访制度改革可通过规范扩容的方式,在社会管理创新战略中发挥核心作用。     

我国信访制度改革的理性思考

信访制度的改革应当纳入到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制度的现代化建设之中去逐步解决,而不是为了解决现代化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大量矛盾和问题,达到一时的"和谐"目标在制度的非现代化道路上越走越远.应让信访制度回归其原初的政治属性,确立其利益表达与民主监督功能,通过先确立起人大信访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逐步推进整个基层政府管理体制现代化的路径改革信访制度,使其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橱窗.     

税费改革后农村信访的困境与出路

税费改革后,农村信访形势依然严峻.究其原因,是由于村庄利益诉求渠道的缺失,农民的"怨气"只能通过信访渠道宣泄.然而,由于信访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问题,依靠信访解决农村问题面临着严重困境,村庄危机并不能通过信访渠道得到完全释放,农村潜伏的危机依然存在.根据社会安全阀理论,可建立五级群众工作机制.     

将信访纳入法治的轨道--转型期信访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

持续的"信访洪峰"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信访制度的广泛关注.本文在考察转型期信访的基本特点和制度内在困境的基础上,从文化根源和现实性的视角分析了信访制度存在和改革的依据.总体设想是,根据转型期的时代背景和现实需要,按照党政、人大、司法的机构性质和基本定位,探索信访与法治契合的可能路径,形成三位一体、各司其职的信访新格局.     

社会稳定机制中的信息流通——信访制度变迁的管理功能和民主功能分析

本文以制度变迁之后的信访条例为分析对象,通过对原有条例和新条例的比较,以浙江省绍兴县为分析个案,发现新的信访条例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然而这种适合于中国的信息传输渠道光是进行本身的变动还不够,还需要引入法治工具,充分协调司法、行政与信访三种信息流通渠道的作用,配合社会体制的变革进行变革,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民主法治。     

完善信访事项三级终结工作管见

信访事项三级终结制度是为回应对信访制度的质疑而出台的一项新制度。但因存在诸多问题和不和谐因素,其适用效果不尽人意。能否使之完善将是信访制度存废之关键。经反思和梳理,笔者提出消弥信访条例自身之法条冲突;健全信访听证制度;纳入绩效考核体系,提高息访率和所占比重;探索过错责任追究机制,提高信访事项三级终结的办理质量和人员素质的完善路径。以期使信访制度适应法治国家建设。     

"老"语义探微

“老”的语义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多义系统 ,该系统内部中心一般义项与中心义项之间的意义联系有显性与隐性之分 ,“过度”为“老”的元语义特征 ,它将“老”的各个义项联系起来。“老”的语义系统不仅是一个层级系统 ,也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     

中国农村改革的两大主题及其难点透视

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农村改革两大主题是通过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再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使亿万农户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通过农村政治体制的改革,再造基层社会的民主权威,使亿万农民群众当家作主。但由于受到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和体制机制的制约,农村生产要素市场缺乏应有的发展,一再拖延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创建,乡村社会也出现了“治理危机”。下一步,应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思路,重点推进农地产权制度、民间融资机制、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和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县乡财政管理体制为核心的综合改革,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体制保障、财力支持和动力源泉,不断增强农村发展的内部活力,不断扩大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公安机关内部管理体制和队伍建设的新路子--郑州市公安局金水分局主办警官办案责任制简评

主办警官办案责任制是一项探索我国公安机关内部管理体制、工作模式和队伍建设途径的新制度。主办警官制贯彻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治国安邦理念,把“立警为公,执法为民”作为奋斗目标;体现了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使公安机关内部管理体制朝着“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方向发展;可与近年陆续出台的“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审判长选任制”一起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司法体制、司法制度改革的历史重任;开辟了公安机关内部管理体制和队伍建设的新路子。同时,尚需借鉴和吸取国内与国外、历史与现在、内部与外部的同类改革的经验教训,尤其应在内部的深化和配套改革上下工夫。     

污点证人制度研究

随着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深入,污点证人问题已成为困扰司法实践并急需解决的重要理论课题。文章着重探讨了污点证人制度的基本内涵,阐明了其存在的价值,并为建立我国污点证人制度提出了立法构想,以期对我国刑事诉讼证人制度的完善做出有益的探索。     

法治的反面是什么?──再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关于法治与一人之治的论述不是专门的治国　方略论，而是为说明全权君主政体的优劣服务的，行文中的“一人之治”指的是政体形式，　而非治国方法。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的反面是人治，而非一人之治。他的人治是不受法律约束　而受执政者个人情感左右的治国方法，它既可以存在于单个人统治的政体中，也可以为多人　统治的政体所采用。     

孔子礼学的历史形成

孔子礼学源于关系人类存在的意义系统的古礼 ,它是对濒临崩坏的古礼的承继 ,又是中华礼文化得以形成并传衍久远的端绪。本文从文化的制度层面入手 ,把“礼”作为一种历史现象 ,对孔子礼学的历史形成及其文化意义作一系统分析 ,从而看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和地位     

商标权救济与符号圈地

商标的形式是符号,但只有作为市场信誉指代的符号才是商标。商标法的宗旨是保护市场信誉,而非保护虚空的符号。我国出现了严重的符号圈地现象。所谓“符号圈地”,即以商标权之名,行符号垄断之实。主要表现有两类:1.注册中的符号圈地;2.权利行使中的符号圈地。我国商标权救济制度的四大缺陷,是纵容符号圈地的制度根源:1.对商标注册效力的过度迷信;2.对商标使用效力的过度漠视;3.对符号价值的错估;4.对“商标使用”和“符号使用”的混淆。只有通过商标权救济制度之重塑,使符号圈地者无利可图,才能真正遏制符号圈地。     

中国农村五保救助制度的特征——兼论国家与社区的关系

传统五保供养制度带有国家化社区救助特征,这种特征反映了中国农村地区"政社合一"或"政社不分"的制度环境。在农业集体经济结构瓦解条件下,新的五保供养制度正转向国家化公共救助,体现出国家与社区关系中的某种"内卷化分离"。现代社会的发展将导致公共救助与社区救助的合理分化,以及公共救助的社区化,促成国家与社区的平等合作关系。     

情感是如何制度化的?

制度化是基于正式规别而发展的一套稳定的社会互动模式。社会化和社会控制是有效的情感制度化机制。经济制度、婚姻家庭制度、教育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分别建构了“工作型”、“私人型”、“职业型”、“公共领域型”和“价值型”的制度性情感特征。情感制度化存在着不同的功能性要求,其失调有可能引发一些冲突。情感制度化的结构是否合理、功能是否积极、手段是否恰当是影响情感制度化带来冲突的主要因素。按照冲突论的观点,情感制度化带来的一个情感冲突恰恰是它压抑了应当引发冲突的情感,因而有可能成为一种阻碍社会变革的保守力量。     

非均衡发展中的"倒逼"效应与开源式治理——转型社会的信访制度实证研究

本文以宁波市为例,根据实际数据对转型社会中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与"信访"的功能演变及制度困境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认为政府主导的市场突进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是促使民众"信访"行为动机转变、利益表达需求激增,形成所谓的"倒逼"效应的重要根源。因此,信访制度舒困的根本对策在于"开源式"治理,推动发展战略的转型、制度的民主化法治化变革以及社会的组织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