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代的押新罗渤海两蕃使

押新罗、渤海两蕃使是唐朝中期新设立的使职。该使职的设置主要由两方面原因促成:一是当时的历史环境———安史之乱的平定接近尾声,以唐朝为核心的东亚政治格局需要恢复;二是平卢、淄青特殊的地理位置———临近东亚、东北亚地区,是该地区与唐朝交往的门户。押新罗、渤海两蕃使之职设立之后,在不同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对该使职的设立、人选、运作以及受重视程度等方面的考述,可以看出其与唐和新罗、渤海兴衰的对应关系。     

中国历史上的新罗奴问题始末

唐中后期新罗籍奴婢一度被唐朝社会广泛使用,该现象受到新罗和唐的共同关注,解决此问题的方式与过程在中国历史上均为罕见。在海盗劫卖的表象背后,自然灾害是引起此现象的导因,而较强的国力、政府的重视以及种族、文化背景的认同是新罗奴问题顺利解决的深层次原因。同时期存在于唐朝的昆仑奴现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     

中秋节源自新罗考

开成四年(839),日本高僧圆仁在文登县清宁乡赤山村法花院见到寺中新罗僧人过八月十五节,遂在当天的行记中写道:"斯节诸国未有,唯新罗国独有此节。"检索中国文献,宗懔《荆楚岁时记》中没有中秋一节。清人王谟说这不是宗懔缺记,也不是荆楚一带没有此节,而是唐代以前就没有这个节日。在唐代文献中,中唐,特别是入晚唐以后,士大夫中出现中秋赏月之事。但在唐代,中秋尚无节日性质。中国传统的中秋节是唐朝士大夫的赏月活动与新罗侨民的节庆活动相互影响,融合而成。     

试述唐朝与新罗文化的交流及影响

8～9世纪,唐朝与新罗在文化领域有着广泛的交往,一方面唐朝对新罗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汉字、儒学、律令典制、佛教等方面都促进了新罗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新罗在主动吸收唐朝文化的同时,对唐朝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唐代“丝绸之路”北航线考——以韩朝彩出使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路程为中心

唐代“丝绸之路”空前繁荣,出现了陆上、草原、海上等路线,其中海上“丝绸之路”亦可分为南、北两条航线.海上“丝绸之路”北航线经渤海、新罗通往日本,但是由于渤海、新罗长期对立,将其二者整合描绘“丝绸之路”北航线的研究很少.结合文献和考古遗迹,可以考证出唐朝762年～ 764年出使渤海、新罗勅使韩朝彩的行驶路程.通过唐韩朝彩的出使路程的考证可以了解渤海国交通和新罗“五通”的形成过程,而且对了解9世纪以后出现的“丝绸之路”北航线以及出现在东亚世界的繁荣贸易圈也很有帮助.     

试析新罗封建律令制的特色——兼与唐朝、日本相比较

公元7～9世纪,中国唐朝的封建制度高度发展并臻于完善,这深深影响了新罗封建律令制的形成与发展,使新罗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封建律令制度:以"执事部"为核心是新罗中央政治体制的特点;以"九州五小京制"为核心是其地方制度的特点;以"幢"、"停"为主是其封建律令军制的特点.     

新罗入唐诗人的特征及其成就

朝鲜半岛新罗政权与唐朝的关系是朝贡册封关系,是唐代周边诸国华化最深之国.新罗入唐诗人的数量和水平,在诸国入唐诗人中均居第一.新罗宾贡诗人集中出现在晚唐.新罗国对留唐及第的器重和及第归乡后的荣耀,使得宾贡生对进士科举的执著不逊于晚唐举子.活动于唐末的崔致远、朴仁范、崔承祜、崔匡裕四人取得了较高的诗歌创作成就,代表了新罗宾贡诗人的最高水平.其中崔致远的总体创作成就最高,但艺术水平不及朴仁范.     

从“慕道”到“归化”:唐正州内迁归化部众居住区的“村”制度——以粟特人“村”和新罗人“村”为中心

唐朝前期,由于国势强盛,很多周边部族整体或慕道来归或从化内附,而散居的小规模蕃夷更是遍布贞观十道各地。对于大规模的内附部众,唐朝以羁縻制度统之。沙州依城而设的粟特人村、登州一带遍布山区的新罗人村则表明,唐王朝将散居的附贯蕃人的治理纳入县—乡—村(里)系列的行政体系之下。从唐初新推行的村制度的实施情况看,唐朝对正州地区归化部众的管理有章可循,归化部众没有治外法权性质的特权,所谓侨民村的自治情形在唐朝制度上则是不存在的。这些事实说明:对内地正州地区已经附贯的蕃人,在制度管理上已与土著百姓没有什么不同,附贯蕃人在居住身份上已完全成为唐人。     

唐代淄青镇:内在文化原因析论

在河朔型藩镇中,淄青镇最为强大,这与其内在文化原因有关.种族文化与河朔习俗使淄青镇具有优秀的兵力资源;均减赋税、发展生产、重视贸易使淄青镇拥有强大的财力与军事实力,形成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李师道之败亡,是由于内在文化的削弱所致.     

从宿卫学生到宾贡进士——入唐新罗留学生的习业状况

新罗入唐留学生的主体是"宿卫学生",他们在唐朝的任务主要是通过参加宿卫学习朝章典仪,在宿卫之余,配入国子监习业,他们的经史知识和文章水平都还是相对有限的。随着穆宗长庆(821—824)以后允许异邦子弟应举,在考试指挥棒的指导下,大量新罗留学生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宾贡进士"的出身,进而可以在唐朝出仕任官。应举及第与出仕任官成为新罗留学生入唐的崇高目标与现实追求。在长时间的学习与任官过程中,其经史知识和文章写作水平比唐代前中期的新罗留学生有较大提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崔致远依凭其特殊的仕唐经历,在诗文写作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造诣。     

唐代朔方军何以未割据自立?

唐代明方军是唐王朝的一支边防军，也是唐代活镇中势力较强的军队。安空之乱后，各地藩镇先后不同程度脱离甚至反叛中央，唯朔方军始终恭顺中央，并且在平定安由之乱以及削平各地落镇叛乱战争中超过很大作用，写真名割据藩镇形成鲜明对此。对于这一奇特的历史现象，史学界大多认为，朔方军对中央经沂采源的过分依赖，决定了它只能恭顺中央而不能割据自立，这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然而考察唐代历史，自安由乱后，唐代的经济重心南移，南方成为经济的主要支柱，唐政府也曾于南方设立了为数众多的节度使、经略使晋，而这些地区导明方军镇一样，…     

高句丽族人口去向考

根据文献的记载,结合学者们的相关研究,可以推断高句丽亡国时高句丽族的总人口达100多万,约占其国内总人口数的1/3左右。这100余万人的流向大致有四:其一,被迁徙至中原内地。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唐高宗总章元年,唐朝三次迁徙高句丽人入内地,总计约34.5万人;其二,入居朝鲜半岛的新罗地区,自乾封元年始至高句丽灭国前后,因主动投顺、战争掳获等原因,总计约有19万人入居朝鲜半岛南部地区;其三,投入突厥和族中,据保守估计,自高句丽灭国,高句丽首领及民众投入突厥者至少10万人,投向以及后来的渤海国者亦不少于15万人;其四,流入日本,高句丽亡国后,流入日本者不到2000人。此外,隋唐以来,高句丽国军队因战争原因战殁人数亦绝不少于20万人。这样,在高句丽故地之高句丽人就仅存万余,以后星散播迁,高氏君长遂无传。     

试论唐代营州的高句丽武人集团

高句丽是一事农、尚武之民族.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前,唐境内的高句丽人主要分布在以下三个地区:其一为唐东西两京所在的河南、关内和河西地区.其二为山南、江淮地区.其三为营州、幽州地区,他们处于原高句丽社会的最低层,在当地诸族混杂的局面中,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因此,平卢军中的高句丽武人被排斥到了高级将领的队伍之外,对以安禄山为首的胡人军事集团产生了较为强烈的抵触情绪.趁安禄山从平卢军抽调大批精兵猛将发动叛乱,对军内却未做周密人事安排之际,高句丽武人集团趁势崛起.当他们来到淄青地区以后,尽管很快适应了当地的情势,并在短期内迅速扩张了势力,但是与此同时其统治基础也在不断弱化,其尚武的特性也在不断消磨.     

论高句骊与王氏高丽无前后相承关系

高句骊族是我国汉至唐代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高句骊人在其建立的高句骊国（自南北朝起亦简称高丽，本文下称之高氏高丽）于公元６６８年灭亡后的去向，拙文《高句骊族族源与高句骊人流向》有详细论证，简言之，迁居中原各地的约占其总人口的近三分之一或近四分之一；投奔或归人新罗共约１０万人，不到迁居中原的一半或只占三分之一；投归（渤海）的在１０万人以上；散人突厥的约在万人以上①。公元９１８年王建在朝鲜半岛中南部地区创建高丽国（本文称之王氏高丽）。五代以降我国史学家在为王氏高丽作传时，将高句骊历史述于传前部分，有的…     

汉籍所记“捕喝”历史地理考述

捕喝即中古中亚安国都城布哈拉,在中国历代文献中,对布哈拉有不同的称谓。布哈拉城是由移民村落发展起来的;在6~7世纪初,布哈拉形成为一个政治实体,以城立国;布哈拉周边村镇与布哈拉结成松散的封建附庸关系,形成我国史籍上所称的"安国"。公元659年,安国与唐朝建立起羁縻隶属关系。公元8世纪初,阿拉伯人征服布哈拉后,安国力图依靠唐朝反抗大食人的统治。850年,布哈拉形成为具有内城、外城和完整城墙的大都市。     

唐代山东的沿海开发与海上交通

唐代时期 ,山东沿海地区的开发进一步加速 ,促使国内的沿海贸易和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 ,形成了以青州、莱州、登州、密州为中心的海港重镇以及诸如黄县、文登、牟平、崂山等众多出海港口。山东沿海的海港建设和航海开发 ,又大大推动了该地区北赴辽东半岛 ,再达渤海国 ;东至高丽、新罗、日本 ;南下东南沿海城市的海上航线的开辟 ,形成了与外界联系紧密而通畅的海上交通网络。     

十七世纪前东南亚华侨的职业

公元10世纪起，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逐渐兴盛，我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频繁，加上天灾人祸，特别是阶级剥削的愈见沉重，以及王朝更替时的战乱，不少中国人，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中国人开始向外移民。东南亚邻近中国，自唐代以来，海道、陆道均可通达，因而前往侨居的中国人也较多，不少地方自成村落聚居，或被当地统治者集中安置于一地。13世纪时，安南首都异龙（今越南河内）就有华侨集中居住的“街嫣坊”①。明亡后，高、雷、廉三州总兵陈上川、副将陈安平等率领兵开门各三千余人，战船五十余艘至越南，被当时越南南部的阮氏…     

隋唐时期国家掌控乡村权力之反复

户口与土地是中国古代历朝政权维系的根本,因此,牢固掌握乡村的控制权也就成为历朝政府行政的根本出发点。魏晋以来,随着豪族势力的崛起,他们成为国家对乡村控制的有力争夺者。南北朝以后,无论是江南的宋、齐、梁、陈, 还是迁居中土的北魏跖拔氏,都对争夺乡村的控制权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从“罢郡”开始,隋政府逐渐从豪族手中争夺了大量的户口与土地,取得了对乡村的绝对控制权。但到唐代以后,又一个削弱中央对乡村绝对支配的因素开始凸显出来,即军将专横。唐朝中后期在乡村控制方面的一个显著特色是:一方面方镇割据,一方面各级防守军将同地方行政官员争夺民赋与人丁。由此,形成了乡村控制的多元支配格局。此种情况直到宋初通过一系列手段废除军将势力,完全由县尉通管全县治安后才告结束。从此,县府完全掌控了对乡村的控制权;乡村的县府掌控亦即乡村的朝廷支配,标志着长期以来朝廷同威胁势力争夺乡村控制权局面的终结。     

于阗镇守军及使府主要职官——以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品为中心

本文以唐朝安西四镇之一的于阗镇守军为研讨对象,希望通过于阗镇守军的情况了解军镇制度在西域的发展。唐代于阗史研究,离不开和田出土的于阗文书,而于阗文书尤其是汉文文书,则多为军镇文书,对于研究于阗镇守军及更基层的军事单位如杰谢镇等,提供了最为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于阗镇守军的很多问题尚不清楚,本文重点探讨了镇守军的主要职官。     

中晚唐幕府文人交游与创作的政治功利性——以河东府、河中府为例

唐代中晚期方镇势力权重一时,以方镇为中心形成颇为特殊的幕府文人集团.本文通过分析幕府文职僚属和游历幕府的文士的交游和创作活动,可以看到中晚唐幕府文人的交游和诗歌创作普遍具有浓厚的政治功利性,文人入幕的政治功利性反映了唐代的科举守选制度和官员铨选制度并不能及时、充分地解决文人的政治出路,而节度使的奏荐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文人的入仕和再入仕的一条相对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