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王安忆叙述中的经济话题

经济话题是都市小说的一种特殊叙述形态,是市民生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张爱玲和王安忆的都市小说中,以经济话题剖析人物心理,揭示人物的生存状态,推动了小说的发展,并为叙述提供了一种新的“诗情”。这些都与那些表现家族、伦理的乡村小说构成对比。     

新时期小说研究的“他者”视角

当今世界 ,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信息交流的网络化导致了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势 ,形成世界文学的新格局。在这一格局中生成、发展起来的中国新时期小说 ,需要一个跨文化研究的“他者”视角 ,采用这一外在视角能够发现从新时期小说研究的内在视角难以发现的东西 ,从而深化对新时期小说的认识     

梦中说梦

《红楼梦》的读者分两种,一种是以《红楼梦》为小说;另一种是以《红楼梦》为历史,为自传,为政治指针,为经济教材,为性理大全,为人伦总汇,为社交经,为子弟规……总之不是小说。     

新都市小说中“经济人”形象特征及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新都市小说中出现了新的人物形象即"经济人"形象,这一形象具有如下特征:自觉服膺经济理性主义;鲜明的经济个人主义特征;冒险进取的英雄主义气质;浓郁的世俗情怀和强烈的物质主义。"经济人"形象的出现,更新了中国当代都市小说的人物形象谱系,既具现实意义,又富文学意义。既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都市社会的变迁留下了一幅幅生动而鲜活的写真,又使得中国新都市小说的生存获得了合法性,"经济人"形象的出现,标志着新都市小说开始真诚地书写充满生命质感的都市社会和火热腾跃的现实人生。     

从《城外》看手机小说的生产机制

千夫长的《城外》在2004年以18万元被电信公司的运营机构竞拍买走以后,其它的手机小说作品相继出现。对手机小说的文学生产机制进行考察有利于认识这种文学类型的文学意义。市场催生了手机小说,手机作为传播媒介为手机小说提供了技术支持,手机小说的阅读群体并不是从传统纸质小说的消费群体中分化而来,只是聚集了以年轻人为主体喜欢时尚消费的人群。在手机小说的流通过程中,官方的作协为手机小说颁发了“文化象征资本”,民间的文学评论家为手机小说颁发了“文学审美资本”,媒体为手机小说作了免费的广告,这些都转化为手机小说的经济价值。在经济原则和审美原则的双重挤压下,手机小说呈现出独特的审美特征。     

经济叙事与现代左翼小说的偏至

左联时期接受党派政治思想的现代左翼小说家,在小说中以独特的经济视角来剖析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经济及其性质,其经济叙事在真实层面与社会经济事实之间存在一定距离.现代左翼小说中的经济题材作品,不论是以都市动荡为背景还是以农村破败为母题,其经济叙事的偏至特征明显.这一特征与中国共产党所开辟的文化战线性质、意识形态批评、左翼作家群体形成模式以及存在的阐释有效度与倾向性问题等皆有密切关联.     

二十世纪英美政治小说初探

英美文学作品中小说类别名目繁多,什么社会小说、经济小说、历史小说、爱情小说、科幻小说、推理小说,不一而足。然而,在这些名目繁多的小说类别中,却有一类是人们较少论及或予以注视的,那就是政治小说。什么是政治小说?英美评论家各持己见,从不同的角度作了程度各异的解释,或是简单地给予下个定义。这种做法,都无助于人们对政治小说的实质的全面了解。琼·约翰逊(Jean O Johnson)女士告诫说:“花费气力去进行刻板的分类,把政治小说同经济、社会、无产阶级和其它种类的小说区分开来,不但不能成功,而且有碍于对小说发展的理解,而不会加深对它的理解。”这个看法,无疑是根有见地的。     

明清小说与明清江苏经济

明清时期繁荣的江苏经济为小说的发展提供了肥田沃土，明清小说对发达的江苏 经济也给予了浓墨重彩的观照。本文在阐发了明清江苏经济对小说文体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后，对 明清小说中反映的江苏经济史料进行了探讨。     

消费社会语境下的网络玄幻小说

新世纪以来,融合了武侠、动漫、科技、网络游戏等多种艺术形式于一体的玄幻小说成为网络文学的领跑者。玄幻小说的一统江湖,与消费社会里文学作品的商品化、市场化逻辑密不可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是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之间断裂的一种表现方式。更为根本的是,玄幻小说的出现与繁荣,反映了社会整体世界观由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变。     

经济权力与商界小说的话语实践

近20年来,中国商界小说空前兴盛并彰显出表现现实的独特能力,从话语与权力关系的角度来考察,这一现象的产生是权力"合谋"的结果,其中经济权力的介入至为关键。经济权力的影响与渗透首先借力于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和商人阶层的崛起,其次是通过大众媒介干预社会审美趣味,此外还表现在对作者创作的实质性操控上。这推动了商界小说由文学场域的弱势话语向强势话语的转向,伴随这种转向,商界小说在社会权力结构中日益凸显其话语力量。     

当代美国小说中的新现实主义特色

二战后，在美国小说领域出现了现实主义的新的繁荣，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以现实主义创作为倾向的小说家，然而由于受到战后美国政治、经济、各种新思想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们心理变化的影响，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注定要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它是经历了战后各种思潮和主义洗礼的具有新特色的现实主义，学界将其称为新现实主义。本文对新现实主义小说进行了界定并以约翰·契弗、塞林格及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小说为例，阐述了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特色，认为新现实主义小说是战后美国小说发展的必然趋势。     

以雅入俗——宋代小说的普及与繁荣

宋代小说比唐代小说更为普及与繁荣,表现在小说有了更广泛的读者和听众群,作者也由文士向俚儒野老扩展,小说的内容和形式日渐趋俗,数量也大大增加等几个方面。宋代统治者对小说的喜好和有利于小说发展的文化政策,崇儒兼容佛、道的宗教政策给小说的普及和繁荣提供了宽松的政治和文化环境。宋代小说入史之举和私史编撰之风的盛行,使小说创作者能实现其人生价值,促进了以史为楷模的小说的大量创作与繁荣。宋代印刷术的革新及印刷业的发展又给宋代小说的广泛传播普及繁荣并实现其经济价值带来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物质保证。     

近几年广东小说创作的三个错位现象透析

本文在研读新世纪广东小说创作的基础上,指出近年广东小说创作中存在着三个错位现象:(一)从现实经济、政治困扰出发的创作尚未与现代精神相通;(二)探索现实问题欲求较强而表现手法相对单调;(三)文学独立性实现的趋势与工具化观念的惯性。     

编码与遮蔽:1959-1961年浩然的小说创作

1959年至1961年三年间的经济困难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苦难记忆。这个时期浩然的小说创作通过对苦难现实的重新编码,显示出的却是一片阳光灿烂的“艳阳天”。浩然的小说对历史灾难的编码与遮蔽不仅是个人创作的悲剧,而且也是一个时代文学的悲哀。     

海上洋场繁华小说研究发凡

海上洋场繁华小说 ,指的是产生于一八四三年(清道光二十三年 )到一九四一年间 ,描写海上洋场繁华生活的小说。上海又称“海上” ,租界又称“洋场”。研究海上洋场繁华小说对我们认识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文学都有重要意义。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角度看 ,海上洋场繁华小说研究的意义首先取决于上海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上海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特大城市 ,是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 ,在经济文化方面起着比北京更重要的社会作用。有种说法称 ,就中国历史来讲 ,“两千年看西安 ,五百年看北京 ,一百年看上海。”① 另一种说法称…     

中国小说美学与明清小说评点

一中国小说美学(中国古典小说美学和近代小说美学)有自己的特点。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从内容方面看,中国小说美学有自己的独特性:(一)中国小说美学是以中国古典小说(主要是宋代以后发展起来的白话小说)为自己的实践基础的,是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成就和艺术经验的理论概括、理论表现。因此,中国小说美学必然反映中国古典小说的美学特点,必然反映中国民族的文化传统、美感心理、欣赏习惯等等。这使得中国小说美学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西方古典小说美学或西方现代小说美学。(二)中国小说美学是从明代中叶以后发展起来的。在明末清初,中国古典小说美学达到了自己的鼎盛时期。大家知道,明代中叶以后,经济领域的资本主义萌芽有很大的发展,城市新兴的市民阶层也日益壮大。同这种资本主义萌芽的发     

论中国小说写作雏形构建

中国小说写作的雏形构建是在魏晋南北朝时代。这个时期出现的小说,是一种原始形态的小说,只初具小说规模,作为小说文体来说,它还相当幼稚,极不成熟。郭箴一认力:“汉魏六朝实无小说,只有一些零碎的笔记,可以勉强算作小说。”①刘大杰说:“我国六朝时代的小说,还没有成熟”②这一共识说明,魏晋南北朝的小说是一种雏形小说。雏形小说是指     

简论梁启超的小说功能观

在我国古代,小说是一种倍受压抑的文体。"小道观"自始至终制约着小说创作和小说理论的发展。到了近代,梁启超特别重视小说的功用价值,提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小说的观念才得到根本更新。然而"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这一著名命题,亦有偏颇之处,那就是对小说的地位的矫枉过正。因此文章认为这种思想是梁启超矫枉过正的根源。他利用舆论之威力,把小说置于文学的颠峰,自此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意义得到进一步确认。     

新时期小说人物的文化学考察

小说人物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结果,是人类创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过程中的形象投射,因而在小说人物身上必然烙下人类文化的痕迹。我们凭借小说人物可以对自身及文化进行反思,基于这样的认识,对新时期小说人物进行文化学的考察,其意义在于,通过对构成了一种为生产形式或生命活动形式所制约的生命表现形式的文化的体认,获得深刻的对该社会经济、政治的理解,还在于通过文化反思获得对民族心理,性格的文化层次上的理解,达到重构民族精神的自觉意识。     

民初小说理论:管达如《说小说》与吕思勉《小说丛话》新探

民国初年,管达如与吕思勉分别发表了《说小说》与《小说丛话》,这两篇论著在近代小说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与意义,但有关前文作者的身份和事迹,以及两文之间的联系等,都还有值得重新探讨的余地。前人已注意到两文在思想、内容乃至文字论述上因袭雷同的问题,吕思勉有关遗稿的发现,出人意料地使我们对于这一问题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有吕氏手稿为证,吕思勉至少撰写了《说小说》一文中的两章,《说小说》由管、吕两人合撰而成,应当是确定无疑的事实,而吕思勉在写《小说丛话》时,袭用、改写自己前面所写的文字内容,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在汉译西文美学、文艺理论译本十分稀缺的情况下,吕思勉撰写有关小说理论方面的文章,也当如他教商业经济、商业地理那样,"参考"了"日文书"方面的一些论著,而他的一些西方美学、文艺思想,也应是经此中介而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