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文献学的现状及历史文献学的定位

文章认为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文献学发展较快 ,盛况空前 ,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影响了学科建设、教学、科研和学术交流。改变这种状况的当务之急是做好文献学的分级分类和定位工作。由于文献学是一门具有边缘性、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 ,主张把文献学既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门类 ,又作为一级学科对待。下属中国古典文献学和现代文献学两个二级学科。每个二级学科又包括若干个三级学科。文章指出 ,由于文献学的交叉性特征 ,在根据文献学上所规定的研究范围、方法、理论等分别研究各门学科的文献时 ,就出现了专科文献学。历史文献学曾经代表整个中国传统文献学。随着专科文献学著作的不断出现 ,历史文献学的专科文献学性质和地位逐渐形成定局。代表整个中国传统文献学的任务已由中国古典文献学接替了。     

《我国文献学的分级分类表解》评议

中国文献学学科体系改革势在必行。文献学学科体系的改革应与相关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水平相适应。冯浩菲先生的《表解》颇有新意,但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以整理和研究古代文献为对象的学科称“古典文献学”不能完全涵盖其研究对象,叫“历史文献学”又容易产生歧义,叫“古代古献学”比较好。古代文献学应该设置古代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传世文献整理与研究、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和古代文献学史4个下位学科。作者在此基础上设计了中国文献学学科体系表。     

中国古文献学科建设与国学研究

大陆古文献学科的管理和划分较为混乱。人文社会学科应依据研究对象、研究者情况、研究目的与需求来划分。依此,古文献学与现当代文献应该划清界限,古典文学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应合并研究。那么,古文献学研究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古典文献理论研究、古典文献整理和研究、古典文献保存和利用。而古典文献理论研究又包括狭义的古典文献学研究、古籍整理与研究之研究、古籍刊刻聚散研究三个侧面,古典文献整理和研究又包括传统文献整理、传统文献研究、特种文献整理和研究、少数民族文献整理和研究、古籍整理理论研究五个侧面,古典文献保存和利用又包括古文献保存和复制、古文献检索和利用、古文献学工具编制三个侧面。从另一方面讲,古典文献理论研究即传统文献学研究,古典文献整理和研究即传统的文史整理和研究,古典文献保存和利用即传统的古籍保存和利用研究,它们都属于传统的国学研究。国学研究方法应创新,应建立文献考辨、求因明变、历史批评的三位一体的学术研究方法体系。     

《中国历史文献学》面世

我校历史系讲师王炜民参加编写的《中国历史文献学》一书,已于一九八九年九月由书目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书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杨燕起副教授、暨南大学历史系高国抗副教授担任主编,另有南京大学、厦门大学、云南大学、西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十几所高校的同志参加了编写。该书分上、中、下三编。上编从历史文献学的学科体系,历史文献学与时代、与历史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中编划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元明、清代、近现代及现状与前景几个阶段勾勒出了中国历史文献学发展史的轮廓。下编分目录学、传注学、校勘学、版本学、辨伪学、辑佚学、史源学、编纂学、藏书史等专题叙述了历史文献学的分类学科,并介绍了历史文献学的相关学科与相关文献。从历史文献学理论、历史文献学发展史、历史文献学的分支学科和相关学科三个方面阐述,并尝试建立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体系的著作,该书尚属国内出版的第一部。     

民国文献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与演进

学科体系的确立和规范是学科发展和成熟的重要标志,从学术谱系来看,民国时期,中国文献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体系建构和演进轨迹清晰可循。20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提出“文献学”“中国文献学”概念并以西方学科理念框定中国传统学术,开启了民国文献学体系建构的先河。在梁氏文献学思想的影响下,郑鹤声兄弟完成了第一部以“文献学”命名的学术专著《中国文献学概要》,其构建的“大文献学”体系奠定了中国文献学的学科基础。随后的三四十年代,以“校雠学”命名的章节体著作大量出现,这些学术专著在文献学理论、方法和历史方面为构建学科体系做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一些校雠学著作还保留了传统史书的编纂方式和体例,此时的文献学学科体系仍处于不断调适中。民国时期文献学体系建构经历了从“以西范中”到“援西入中”的转变。考察这一时期文献学体系的嬗变,可以为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提供历史鉴戒。     

略论文献学的体系

文献学是一门传统学问。文献学有其缘起、形成和发展的悠久历史,构建一个适用的文献学学科体系是当前的紧迫任务。文献学有不同的体系和范畴,其体系的构建涉及诸多方面,近乎每门学科都可以有自己的专科文献学,如历史文献学、文学文献学、经济文献学、医学文献学、化学文献学等。     

古籍辑佚理论与方法的新突破——《中国古籍辑佚学论稿》读后

20世纪以来中国古籍整理和开发利用进入了最为迅速的发展时代,这为改造传统文化建构中国现代文化提供了重要基础.古籍整理的现代化、学科体系化,推陈出新与现代社会发展接轨,一直是诸多学科研究的交叉前沿课题.中国古典文献的辑秩工作,多年来却处于理论滞后于丰富实践的境地.曹书杰博士的<中国古籍辑佚学论稿>(1998年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问世,改变了这种现状,为中国文献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拓展了新的思维空间,为文献学研究者和图书馆古籍工作者提供了一部重要的理论参考著作.     

近年来内蒙古蒙古历史文献学研究概况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世界蒙古学学者用科学的方法研究蒙古历史文献，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蒙古历史文献学。它是一门研究蒙古民族历史文献、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注解和考证等的学科。在我国研究蒙古历史文献学的专门机构有：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此外，内蒙古大学也有历史文献学研究的专业人员。对蒙古历史文献的搜集，是建国后研究蒙古历史文献学的开端。从20世纪50年代起，国家以及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组织专家、学者搜集蒙古历史文献，使分散在广大农村、牧区，尤其是寺庙中的…     

文本与历史:近代以来文献学与历史学的分合

在中国古典学术的门类体系中,文献学与历史学一直处于混沌不分的状态."五四"以后,以胡适、顾颉刚等为代表的史料学派承袭乾嘉汉学之余绪,专心于古籍文献的考辨整理,成就一种文籍考订之学.这种文献学范式蔚为民国时期史学研究的主流.但文献学并未完全吞噬和覆盖历史学.20世纪以来梁启超等尝试以进化论和文明史观重构中国历史,关注焦点在历史客体、历史进程本身,这就塑造了一种新历史、新史学.然而,文献学与历史学的胶合不分,产生了严重的流弊.直至1980年代,二者才真正实现分流自治.在新的格局之下,古籍整理空前活跃,自立门户的文献学一度鼎盛;历史学则由社会史占主导,回归以人为中心、以社会生活为中心的正途.文献学与历史学开始缔结起一种分途发展、相辅相成、和谐共存的良性互动关系.     

宗教与社会

主持人语"宗教与社会"栏目内容涉及宗教学和社会学两大学科。宗教学虽然属于哲学类二级学科,但门派林立,教义繁多,内容广泛;社会学属于法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其研究对象包括与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人口、民族、城市、乡村、社区、婚姻、家庭与     

面向全球的汉字学——关于汉字研究融入国际学术体系的思考

中国的汉字研究自古及今,都有很丰富的成果,但至今没有成为世界性的独立学科,原因很多。首先,现有的学科分类体系参照西方建立,西方因为没有发达的文字学而使文字学成为语言学的依附,汉语言文字也就没有了汉字学;第二,西方学者对以汉字为代表的表意字缺少深入的研究,表意字的独特性被蔑视,汉字研究被孤立;第三,汉字研究自身存在诸多问题。汉字学的确立和走向世界,必须在深入研究汉字本体的基础上,正确认识表意字的优点和不足,理顺文字与语言的关系,构建符合实际的学术体系,克服汉字研究中研究对象人为割裂、阐释任意等等不足。在汉语热的当今世界,汉字应当是文化多样化的一极而不是交流的障碍,汉字学只有自强自立才能在国际学术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三代之学"与中国古典学的本体构成和精神接续

中国古典学本质上是以夏商周三代为代表的古典文明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分为古典文明与古典学术两个时期:以夏商周三代古典文明为本体,而两汉至清对经典的文献整理、义理阐释和考据证明学则构成了古典学术史的重要阶段。城邦社会是中国古典文明的社会空间;礼乐文明是中国古典文明的历史土壤;器物艺术是中国古典文明的证明形式;经典时代是古代文明发展的最高阶段,以六经和诸子为代表的文化经典是古典文明的独特书写形式。古典学的本质是接续古典精神,以复古为解放,激活人类生命和创造精神。     

农村集体所有权主体相关问题辨析

农村集体所有权主体虽然立法上有很多称谓,但其核心主体主要为两个：一是农村集体所有权的归属主体,二是农村集体所有权的管理（行使）主体。前者是指农民集体,后者主要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等。在农村集体所有权行使过程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等应该是农民集体的集体意志执行者,而不能以其意志作为农民集体的意志,更不能以其管理人员的意志取代农民集体的意志。在处理农村集体所有权的归属主体与管理（行使）主体的关系上,关键在于在立法上建立“农民集体”的集体意志形成与表达的科学机制。     

古希腊刍议二则

学界对古希腊研究的兴趣越来越浓,译文、文章专著越来越多。作者在学习过程中时有收获,特将阅读中的一则关于亚里士多德“本质”一词的翻译问题的札记和一则关于古希腊文献研究与西方人道主义的关系的随笔合在一起,凑成一篇,以供同仁批评之。     

我国区域立法主体制度探析

区域立法在主体构成上是复合的，这与区域类型的多样性有关。当前对我国区域立法之“区域”的界定主要依据两个标准，即经济标准和行政标准。立法主体应包括立法职权主体和立法参与主体，这同样适用于区域立法主体。其中，一般地方立法机关是构成区域立法职权主体的最主要部分，而区域立法参与主体是区域立法主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就我国区域立法主体的运作机制而言，区域立法参与主体应该发挥更大甚至主导作用。     

高校古代汉语多模态教学研究

高校古代汉语课程非常重要，它在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等多个专业开设。学好高校古代汉语是学习音韵学、古代文学、文字学等课程的“敲门砖”。然而，目前在大学课堂上教授古代汉语还存在很多的问题，主要有教学方法传统，缺少互动，多媒体教学应用不足，课堂学习效率不高。如何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采取多模态教学应该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20世纪中国论语文献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本文对20世纪中国论语文献研究状况进行了总结与回顾,同时就论语文献学学科体系的构建、论语文献学今后的主要研究方向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训诂学与现代词汇学在词汇词义研究方面的差异与互补

训诂学是我国古代学者从认知方面研究汉语语义的传统学科,词汇词义是其核心。词汇学是近百年来在西方语言学影响下形成的新学科,其研究中心也是词汇词义。但是,这两个学科产生的条件不同,哲学基础不同,研究汉语的历史阶段也不同。因此,对词汇词义的认识无论在理论体系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有很大差别。但是,由于研究的都是词汇词义,它们又有一定的内同性。差别和内同都反映了这两个学科的互补性,而互补性当中就包含了汉语词汇词义研究的原创性。其重点在于汉语语言单位、汉"字"的性质、汉语词汇的单位、结构和理据以及词汇系统等问题。     

陈澧与汉宋调和

陈澧是晚清著名学者,所著《东塾读书记》,蜚声海内,享誉艺林。在晚清学术纷纭变幻,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他秉承乾嘉学术优良传统,立足于汉学立场,以古文经学为主,融合宋学及其他,兼收并蓄,独树一帜,提倡一种“新学风”。这种“新学风”因具有近代科学的精神,对清末民初的学界有重要影响。陈澧被公认为汉宋调和的主将和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