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孩子在诗歌的原野上自由舞蹈

诗歌是什么？诗是羽化的灵魂,诗是心灵的独自,诗是精神的宣示。诗歌是语言与精神的合契,诗歌是诗人眼中之世界与现实之世界碰撞的灵光一现。正如著名学者朱光潜在《诗论》中所说：“诗是人生世相的返照,又浸润渗透着作者的性格和情趣,它与实际人生世相的关系妙在不即不离。”同时,诗歌又是一种“形”与“质”的统一。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指出：“诗的定义可以说是用一种美的文字,音律的绘画的文字,表写人的情绪中的意境。”     

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对艾青诗歌内在灵魂的探究

艾青是中国新诗史上的领唱人。当中国式的现代派诗人在中西交融的理想旗帜下折回到诗歌创作的“纯诗”之路时,同样接受西方文化的艾青则开创了一条将时代情绪、民族传统、西方现代诗艺与个人气质相融合的艺术之路,正是这种融合奠定了他诗歌的内在灵魂。本文从艾青继承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和他自觉运用西方现代诗艺为表现手法出发,探讨艾青诗歌内在的精神之魂。     

焦虑的意义——论郭小川建国后的心态构成与诗歌理念转变之关系

“焦虑”是郭小川建国后重要的心态要素和精神症候,诗人的焦虑心态和诗歌理念转变之间有着复杂的关联。确立诗人身份的焦虑促使其诗歌理论和实践探索的自觉,诗歌成为主体复杂灵魂实现独特传达的艺术;双重身份的焦虑使他产生精神危机,诗歌成为主体缓释身份焦虑的艺术选择;道德焦虑则摧毁了他秉持的诗歌理念,诗歌成为主体展示革命忠诚与纯粹的深情表白方式;存在焦虑迎来了主体精神觉醒,诗歌成为主体另辟生存空间、重寻生存意义的“革命武器”。     

哲学与诗歌之争——谈柏拉图为什么要把诗人赶出“理想国”

柏拉图从一个哲学家和教育家的视角,认为诗歌远离真理,编织谎话,摆脱理性的控制,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具有强大的腐蚀性,因此应对诗人严加审查,将那些宣扬非理性的模仿诗人驱逐出“理想国”。但他并不真正反对诗歌,认为诗歌应为灵魂而歌唱,为理想国服务。     

陈陟云诗歌中的身体言说

身体话语是陈陟云诗歌构造中的一种极为重要的美学成分。诗人通过身体的言说来呈现自我的情绪波澜和灵魂悸动,并以身体为隐喻来揭示当下社会个体存在的历史面貌。可以说,身体话语与身体言说一定程度上成为窥探陈陟云诗歌所蕴藏的丰富生命内涵的重要窗口。     

闻一多及新月派的诗歌艺术追求

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诗派,对于新诗艺术美进行了多方面的探求。把诗意盎然的感情和情绪熔铸进美的艺术形象,是构成这一诗人群诗歌的艺术追求和美感特征的一个重要侧面。一新月派的诗人们十分重视感情和情绪在诗中的作用。他们认为,情感是比诗的音节这一“外在的质素”更为重要的“质素”,是一首诗歌的“灵魂”。在他们看来,感情主义(Emotionalism)是浪漫诗歌创作的“精髓”,“感情不是一定该被诅咒的,伟大的文学者所该致力的是怎样把感情放在理性的鞭绳之下”。他们回答一种误解时说:“我们所以不讨论情绪而专谈格律音节,是因为我们已认定了情绪是一首诗里必须的东西,它的存亡即是诗的生死。”这是他们共同恪守的艺术观念。     

郭沫若浪漫主义新诗本体观探论

郭沫若在五四初期鲜明地提出了诗是诗人“情绪的直写”这一核心思想。这种情绪已经包含了“认识的分析”与“意志的综合”的升华过程,与原始性的直觉有根本的区别;坚持自我表现与回到内心的原则,使郭沫若的新诗本体观具有更强的时代特征与个性色彩;注重“心智”即情感与理智的结合,而又偏于情感,排斥理智介入,既为他的诗歌创造带来了真实性与反概念化的特征,也决定了他的一些诗作缺乏哲理思想的深度韵味;关注于“纯真的‘美的意识’的流泻”,主要体现为对诗人人格美的追求,同时也推动他对“体相兼备”的诗歌本体理想的深层思考。     

李金发诗歌的抒情品格

李金发诗歌“凄迷奇幻”的抒情品格,是新诗史上独特的一品。其“凄迷”主要表现为诗的情绪或诗人的主体情感倾向,“奇幻”主要表现为情绪抒写的艺术倾向,二者是互容而且互为因果的。李金发的诗艺探索留给后来者很多的思考和镜鉴。     

关于华兹华斯诗歌儿童观的研究述评

在十九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所构筑的诗歌艺术殿堂里,他的许多诗歌都在用一双儿童的眼睛观察这个世界;用儿童的思维理解这个世界。近几年来华兹华斯的诗歌研究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儿童乃成人之父”,“复归婴孩”和“灵魂前存在”是儿童观的核心内容,构成其诗歌的独特的儿童视角。近几年来国内外对华兹华斯诗歌的儿童观研究取得了不少成就,出现了一些具有突破性的文章,研究领域涵盖了诗人独特儿童观的深刻内涵,历史渊源,所反映的时代信息以及带来的社会意义。     

李商隐无题诗与“兴寄”

“兴寄”说是唐代重要诗学理论,李商隐是晚唐颇具代表性的诗人.将两者联系起来,深入研究“兴寄”理论与诗人“沉博绝丽”“深情绵渺”的独特诗歌风格之间的关系,以及无题诗的“比兴寄托”特征,可以揭示出诗歌理论与诗人风格形成之间的相互关系,借以呈现晚唐诗歌“兴寄”风貌特征.     

元初诗人戴表元的诗歌创作

戴表元堪称元初的诗歌大家。戴表元的诗歌深刻反映了宋末元初残酷的社会现实,反映了自己的生存状态;山水田园诗作数量多,它们表现了作者对农耕生活、乡村景物的热爱,富有生活气息,在我国自然诗的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其诗歌艺术上富有激情,采用了寓言和象征手法,七言古诗句式灵活多变,诗味浓烈。     

从戴复古“不甚读书”的争论看南宋诗风的演变

从戴复古生前开始，对他是否读书的问题就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并引发争论。其实，争论出现的原因在于南宋诗坛风气的嬗变。“资书以为诗”和“捐书以为诗”这两种不同诗学主张的此消彼长，明显地影响着对戴复古评价的高低，并一直延续到后代。在江西派长期占据诗坛的背景下，社会上崇尚“资书以为诗”的风气。戴复古因从小失学而深感自卑，但他一直努力弥补以往学习的不足。随着江西派的衰落，崇尚晚唐诗风的永嘉四灵兴起，开始提倡“捐书以为诗”，此时戴复古所擅长的白描手法受到了社会的认可，读书多寡也不再被视为问题。但晚年的戴复古已经认识到江西派和晚唐派各自的利弊得失，从而提出上追大雅、宗法杜甫的主张。这正是他饱读诗书，转益多师，对前辈诗人反复比鉴后所取得的进步。因此，从戴复古一生的创作实践和诗学造诣看，他确实是腹有诗书的。     

马戴诗歌接受的定量分析——以选本与评点为中心

该文借助定量分析,弄清了马戴诗歌中的十大名篇及较受欢迎诗篇。这些名篇的遴选,得益于明清时期的几种诗歌选本。马戴最受欢迎的是其五律山水诗。在马戴诗歌传播接受史上,《又玄集》、《唐诗品汇》、《今体诗钞》是起到重要作用的选本。     

戴望舒与何其芳诗歌世界的比较——一场从创作同源到分流提供的思考

本文是对戴望舒与何其芳具有现代主义艺术思路与技巧的比较研究,认为他们前期的诗创作都实属同源,但从抗战开始出现了分流：戴望舒经受了被日本侵略者逮捕的炼狱之难后,虽也写下了一些爱国诗篇,却又继续遁入个人哀怨的抒情,有成熟的艺术却缺乏融入群体的时代精神;何其芳走向革命,丢弃了现代主义技巧,写下一批歌颂真理人生的诗,淡化了从自我出发对生活真切的感受,有正确意识却缺乏艺术性。他们的诗歌给后人的启迪是：须从自我切身体验出发,感受时代现实,并适当采用现代主义艺术思路与技巧进行歌唱。     

论戴望舒诗歌抒情自我的嬗变

戴望舒创造性地将中国诗的诗骚传统与现代情绪融合,以对现实政治的有意规避与消极抗争来坚守个人性抒情话语,其诗歌中的抒情自我具有与生俱来的忧郁气质,并始终体现着对自身情感的迷恋与坚守。抒情自我的忧郁气质与唯美的理想诉求之间的情感裂隙是推动其诗歌创作的内在因素。其后期诗歌主要成就仍然是面向个体抒情的诗作,而所谓的诗风转型,实际上只是诗人对现实政治消极抗争的结果。     

关于新诗形式问题的讨论(笔谈)

学术的生命在于百家争鸣。要解决新诗形式的理论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展开讨论。吕进先生说:“有如散文的基础是内容,诗的基础是形式。”[1]没有诗的形式,也就没有了诗人与读者沟通的桥梁。新诗多数不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们还不成形。因此,如何认识新诗的形式问题便成了发展新诗的矛盾焦点。丁鲁认为,片面发展自由诗的中国新诗,正处于迷茫的困境之中。其根源主要在于“内容决定形式”的机械论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因此,当前新诗一切问题的突破口,就在于加强格律诗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出路。黄淮、周仲器认为,格律诗中的“自律体”与“共律体”具有不同的艺术特征,前者是“一诗一律”,后者是“千篇一律”。“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矛盾运动是中国格律诗发展的内在动力。当下新格律诗的“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继续创新并互动演变,必将迎来中国诗歌形式的第三次伟大变革,实现中国诗歌的真正复兴。万龙生认为,戴望舒对于诗中的音乐性曾经有过偏颇、极端的认识,而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予以贯彻;但是,他后来对那种意见作了修正,并且在创作中实现了向音韵的回归。这一过程,证明了音韵的魅力以及音韵对于诗的重要意义。     

噪音诗学的追求:从胡适到夏宇

新诗(现代汉诗)与古典诗的一个重要差异是不拘于固定的格律,从此角度观之,我们或可称新诗为"噪音"。噪音标志的既是反叛也是创新,同时,它也是新诗从开始至今的一个屡屡出现的母题。本文讨论新诗史上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和作品:从萌芽期的胡适和郭沫若,到中期的戴望舒和纪弦,到当代的夏宇。在他们的个别作品里,噪音不但是诗的中心主题,更代表了新诗创造力的不断扩大。     

试论戴表元诗歌的清雅旨趣

戴表元许多诗歌表现出了文人士大夫的清雅之趣,如亲近自然,寄情山水,同时又能甘于清苦寂寞,以诗书自娱.清雅旨趣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也即自然之趣和诗书之娱.虽然面临着社会上的诸多压力,承受着人生中的苦难与挫折,但诗人仍然能感受到自然的美好,并能寄情诗书,体会到其中高雅的情趣.诗人并没有在坎坷和压力面前丧失自我,进而产生悲观绝望情绪或毁灭感,而是在千磨万击之下发现了自我存在的价值,并找到了愉悦自我的方式     

朱湘与戴望舒对诗歌音乐美的不同追求

朱湘和戴望舒二人在追求诗歌外在音乐美上找寻的路子是相同的.戴望舒在后期转而追求诗歌内在音乐美,这种前后诗艺观的变化正是戴望舒在朱湘探索基础上的发展.他们在诗歌探索中从各自的情感经验出发,将诗歌的音乐美推向极致,并形成互为补充、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情之魅：内在的音乐精神——论戴望舒中期诗歌的音乐性

戴望舒在写出《雨巷》以后,开始了对新诗音乐性的背叛,因为现代新诗格律要求严重束缚了现代人的情感表达,他主张诗歌“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然而他的诗歌创作并没有抛弃音乐性,他将外在的音乐消解转化成内在的音乐精神,体现出戴望舒对新诗音乐性的现代性追求,为新诗发展树立了新的界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