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熹集理学之大成

南宋朱熹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儒家的代表者,其地位仅次于前期封建社会中的孔丘。朱熹的哲学思想历代学者大都认为是集大成,这几乎成了定论。但是,“集大成”的含义,学者们或谓“集诸儒之大成”、“集圣贤之大成”、“集濂洛关之大成”、“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等,看法并不一致。笔者综合诸家之说,试作如下分析。首先,朱熹以孔、孟思想为主干,兼取佛、老,广泛综合诸唯心主义思想,同时也     

朱熹漳州刻书的文献学追求

朱熹一生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从事著述讲学活动,其学术活动集中体现在对儒学经典的整理、研究、诠释、刊刻和儒学思想的传播过程中,其“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理学体系也是在此过程中逐渐建立并完善起来的。朱熹知漳州期间,曾积极致力于播儒教、敦风俗的活动,刻书就是其履行“长民者”之责、施行教化的一种重要手段。朱熹漳州刻书,既传播了儒学思想,实现了礼义教化,又体现了其文献学思想的追求。     

论朱熹的理气观

理气观是宋明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哲学范畴.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在中国当代哲学史上首次把“理”和“气”作为一对哲学范畴进行讨论,一方面以二程思想为基础具体详细地诠释了“理”论,另一方面吸取并改造了张载的“气”论,综合两家之学,对理与气、理与万物的关系作了较系统的论述,提出了“理一分殊”的理气观.此理气观在中国儒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朱熹"心"论

在宋明理学家中,朱熹因主“性即理”而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但他并非不言心,其心论思想异常丰富,本文从知觉之心、主宰之心、虚灵之心、已发未发之心四个方面对心的含义做了剖析,指出心是朱熹修养工夫之落脚点,从修养论、工夫论的立场观之,心在朱子思想中占有一关键的地位。     

朱熹书学发微

朱熹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黄宗羲《宋元学案·晦翁学案》称其哲学体系“致广大,尽精微。”他又是个书法家,陶宗仪《书史会要》云：“朱子继续道统,优入圣域,于翰墨亦加之功。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笔既沉着典雅,虽片缣寸楮,人争珍秘,不啻瑶琪圭壁。”朱熹还精于鉴别考证,往往追源溯流,考订详实,引据精当。     

李退溪的太极说

李退溪(1501—1570)是十六世纪朝鲜李朝时期朱子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太极说上,他既反对以徐敬德为代表的唯物论,也反对以王阳明为代表的主观唯心论,他继承和发展了朱熹的思想,具有客观唯心主义的性质。 “太极”这一哲学范畴,最早是由战国末年《易传》作者提出来的。所谓“《易》有     

求“道”的境界——评张立文先生的“朱子学”研究

张立文先生的《朱熹思想研究》修订版,前不久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这是他长期以来研究朱熹思想的心血结晶,也是国内学术界在“朱子学”研究方面又一可喜成果。     

进一步的“哥白尼回转”——从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说起

从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对学术范式转型的意义看 ,余英时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把朱熹定位在“后王安石时代” ,充分体现了他对朱熹历史世界的精深洞察。同时 ,也说明学术界以往将王安石排斥在思想文化史(特别是理学史 )的叙述脉络之外是一大缺憾。实际上 ,不仅是在“得君行道”方面 ,而且在“得人才”、“一道德同风俗”等方面 ,王安石都为后来的理学家特别是朱熹提供了思想资源 ,并通过改革科举等制度变革在客观上为理学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条件     

浅谈王船山的天人观及其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天人关系是指天道与人道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它是中国古代哲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本文拟就王船山天人观的基本思想及其理论价值和现代意义作些粗浅探讨．一、王船山在天道与人道相互关系中，强调“理通而功用自殊”，坚持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王船山在阐述“天道”与“人道”相互关系方面，批判了古代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天命论”思想，对天与人都作了唯物的解释．他讲的“天”是标明物质规律性及其客观性的“天”。他说：“势字精微，理字广大，合而名之日天．呵《读四书大全说》卷九）所谓“势”，即客观事物发展的趋势，王船山说：“…     

朱熹格物致知论与文化结构——从物理系统看朱熹格物致知论的合理性

在中国文化史上,朱熹是“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集大成者。他的文化结构,具有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典型性,也有宋代理学文化的典型性;而且,还与闽文化的传统结构有着血肉联系,鲜明地继承着闽文化优良的爱国传统和学术的开拓、创新精神。本文仅就其格物致知论与文化结构谈一些个人看法。     

朱熹理学与禅学的家族相似性

朱熹理学与禅学思想从哲学上来看,在多方面表现出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相似性”。本体论上朱熹的“理”与禅学所说的“性”或“自性”、辩证法观点上朱熹的“心统性情”说与禅学推崇的“一心二门”论、认识论或工夫论方面朱熹的“正心诚意”与禅学提倡的“明心见性”都有诸多方面的家族相似性。与禅学思想互鉴,可以更好地理解、把握朱熹理学的思想实质。从思想史发展的逻辑角度看,朱熹理学思想是儒家思想和禅学等思想各自发展、融通合流的产物。     

试析王阳明的“天理发用”思想——兼与朱熹理学比较

王阳明发现了朱子之学对“体用一源”的割裂，并从朱子的“理一分殊”思想困境中走出来，他否定了朱熹所主张的分殊于事事物物之“殊理”的存在，承认事事物物只能是天理的发用流行，即提出自己的“天理发用”思想。阳明的“天理发用”思想既是阳明“心即理”思想的根源，亦是“心即理”哲学命题的归宿。     

试论融汇道家自然之说的陈白沙心学

<正> 在明代心学的思想潮流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除了王阳明的“致良知”之学,应该说还有陈白沙(陈献章)的“自然”、“自得”之学.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说:“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白沙学案上》)陈白沙在王阳明之前致力于扭转明初“一宗朱熹”的学术风气,开一代心学之流,其在心学发展中的作用不仅是通过湛若水影响和启迪了王阳明,而且,他所建立的学说体系融汇了道家自然之“道”的思想情趣,在理论上亦是独开一面.本文即有意于探讨白沙心学的这一特点.     

论朱熹的“体”与“用”范畴

“体”与“用”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对重要的范畴。中国传统哲学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既不同于西方哲学、又不同于印度哲学的独特范畴,作为一种人类理论思维的中国传统哲学,便是通过一系列自己所特有的哲学范畴来表现的。“体”与“用”即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对范畴。道学集大成者朱熹,承程颐、张载之端绪,把“体用分二”与“体用不二”统一起来,在他的哲学逻辑结构中充分展开论证,丰富和发展了“体用”范畴。     

朱熹的人性论

“人性论”是朱熹以“理”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哲学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论题。朱熹继承、发展了张载的人性二元论以及二程的“性即理也”的思想,并据此对理气、性命、道心、人心、天理、人欲、义利作了具体深入的阐释。朱熹认为“道心”为“天命之性”,“人心”为“气质之性”,并以其“理一分殊”论来揭示二者是“本与末、主与从、当然者与所以然”的关系。而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思想主张,认为“存天理、灭人欲”的过程,就是“克己复礼”的方法和过程。     

朱熹理学体系中的实学思想

近年来,朱熹理学思想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朱熹理学思想体系中的实学思想,却仍是一块空白。我所以撰写这篇文章,不仅是为了补朱子学研究的这一空白,而且是想通过解剖朱熹理学体系中的实学思想,具体地说明理学与实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为研究中国实学史理出一条发展线索。朱熹在自己的著作中,曾多次地使用过“实学”这一概念,并且从不同的侧面阐述了他的实学思想。在《大学章句序》中,朱熹指出,从汉唐以来,“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他的实学思想,是在同俗儒的“无用”与佛老的“无实”的辩论中发展起来的。他的实学思想较为丰富,主要有:实理论、实性论、实功论、实践论和经世论。     

朱熹的“理”与逻辑

朱熹的“格物致知”分别对应着“理”通的归纳法和“理”通的演绎法,这正体现了认识由归纳而至演绎的完整过程。朱熹的“理”与他的逻辑思想是贯通的。     

禅宗的“本心”论与王阳明的“良知”说

王阳明是明代大思想家,宋明理学中心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批判朱熹理学思想过程中,创立了“良知”说,即以“良知”为本,倡鸟语花香、山川水流及其宇宙万物皆由吾心之良知中出,从而既冲破了朱熹理学的束缚,又克服了陆九渊一切唯“心”心学的不彻底性,彻底完成了心学体系.“良知”说也即是王阳明哲学体系的核心.王阳明以“良知”为本的心学思想固然是理学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但另方面也与佛学特别是禅宗思想影响分不开.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自幼笃志二氏”,认为“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传习录上》)所以,他的“良知”说实际上与禅宗的“本心”论思想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朱熹与道家

道家哲学在朱熹理学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朱熹吸收并修订了被周敦颐儒化了的道教先天太极图和陈抟的无极图,在更高的程度上回复到“无极而太极”,奠定了其哲学的基石——有无统一的太极观。“无极而太极”意即无形与有理的统一,这正是源自老子的无形而有物、有无相生的思想。在以气为化生万物的本源材料方面、在变化观方面,朱熹则明显受到庄子的影响。“存天理、灭人欲”是朱熹理学的核心命题,这一命题的形成也得力于道家归根曰静的思想。     

略论熊赐履的理学思想

熊赐履是清初孝感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亦是一位理学大家。本文认为,他的理学思想主要表现在重主敬、推崇躬行和“崇正黜邪”三个方面。熊赐履以朱熹理学的传承者自居,著书立说,大力弘扬朱子理学思想,竭力捍卫理学的独尊地位,在清代具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