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领释教大元国师”印考释

元朝时期,中央政府曾赐予西藏众多僧俗首领各种称号与代表其相应权利地位的各式印章。文章主要探讨保存于西藏博物馆的两枚"统领释教大元国师"青玉印。通过版本校勘与审音勘同,文章认为元廷赐给噶玛噶举黑帽第四世活佛若贝多吉的"■"印与赐给萨迦细脱拉章的贡嘎仁钦的"■"印以及拉康拉章曲吉坚赞贝桑波的"■"印,三者都应释读为"统领释教大元国师"印,从而对前辈学者的观点提出商榷,认为这两枚印章并不一定非八思巴与其弟亦怜真莫属,反而若贝多吉等3人更有可能。最后对"统领释教大元国师"与"大元国师"之间的异同及其地位等级作了说明。     

集中央政府权力象征与民族文化交融于一体 元代“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管见

<正>“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龙钮玉印是一枚元成宗赐给第五任帝师扎巴俄色（1246-1303年）的印信。印章为白玉质地，附双龙钮，高8.1厘米，方形印面，边长9.6厘米，系红色印绶，印文为阳刻八思巴篆字，四行十六字，系“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藏语音译，现藏西藏博物馆。此印无论材质还是双龙钮形制，均具有极高的规格。从材质上来看，我国早期的印章主要以玉制作，取“君子佩玉”之意。至秦汉，只有皇帝才准用玉制印。到了元代，玉印开始颁赐给一品、二品官吏。     

中央政府有效管理西藏地方的代表性物证 清代雍正皇帝颁赐七世达赖喇嘛之金印管见

<正>雍正皇帝颁赐七世达赖喇嘛的金印为纯金铸造，尺寸为11.35厘米×11.35厘米×10.3厘米，云头纹钮，印文为汉、藏、满、蒙古4种文字，刻有“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拉呾喇达赖喇嘛之印”字样，现藏于西藏博物馆。历史上，清朝廷曾先后封授五世、七世、八世达赖喇嘛金印，但目前仅有这枚金印存世，因而弥足珍贵，是中央政府封授达赖系统、有效行使主权的代表性物证。“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拉呾喇达赖喇嘛”这一封号最早是顺治帝册封五世达赖喇嘛的。     

皇帝希望其“尽速前来”的大宝法王 明代“如来大宝法王之印”、《普度明太祖长卷图》管见

<正>明永乐五年（1407年），明成祖将白玉龙钮“如来大宝法王之印”、《普度明太祖长卷图》赐予西藏噶玛噶举派黑帽系五世活佛却贝桑布，并封其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简称“大宝法王”），命他“领天下释教”，并赐印、诰及金、银、袈裟、器皿等大量物品。由于封号中的“如来”二字，对应藏语译音为“得银协巴”，因此“得银协巴”便成为对五世活佛却贝桑布的常用称呼。这枚“如来大宝法王之印”边长12.8厘米、高8.3厘米，现藏于西藏博物馆。此印为白玉琢造，     

清朝西藏地方政府官印的使用特点及相关问题探析

结合盖印档案、印章实物及文献史料，对清朝西藏地方政府官印的使用及相关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后认为，清朝西藏地方政府所用官印可分作中央政府封授、西藏地方制作和明朝遗存旧印三大来源体系。其中，中央政府封授官印与西藏地方自制印在使用过程中，它们的使用场合、受用群体、钤盖载体，以及发布公文权力的来源和文告的行政措辞都有比较严格的规范，并且二者形成鲜明对比；明朝遗存旧印是西藏特定时代背景和政治格局下的历史产物，其使用特点与清早期西藏的政治局势密切相关。上述问题的讨论，对于认识和理解清朝西藏地方政治制度以及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八思巴文“元押”印章在杜尔伯特出土

正2002年8月,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他拉哈镇哈拉海城址出土印章一枚,为元代的"元押"。印章为黄铜质,通高(纽残)1.1厘米,重量8.28克。印面呈长方形,长2.7厘米,宽2厘米,厚0.2厘米,阳铸八思巴文。印背无款识,印纽呈梯形,顶部     

明朝授予达赖喇嘛系统的封号 “朵儿只唱”图记管见

<正>“朵儿只唱”图记是一枚明代象牙图章，方形印面，配以狮钮，高6.1厘米、边长5.2厘米，原收藏于西藏罗布林卡，现收藏于西藏博物馆。“朵儿只唱”，藏语意为“金刚持”，又译作“多吉锵”。图章印背有汉文款识，左侧为“钦赐朵儿只唱图记”，右侧为“大明万历戊子年制”，即公元1588年制。据《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十五年（1587年）十月，“番僧答赖准升‘朵儿只唱’名号，仍给敕命、图书”。“朵儿只唱”即为达赖的名号，是明朝廷颁赐给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1543-1588年）的。     

中国藏学出版社新书简介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 一部全面、系统地公布有关历史档案的大型文献——《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已由中国藏学出版社隆重推出。 本书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计划期间重点研究项目《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问题的研究》的成果之一。此项课题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组织承担,并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合作编辑。 该书共选辑档案史料3200余件,以元代、明代、清代及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     

印章情缘

一枚朴素无华的印章，静静地躺在云南民族博物馆“社会形态·革命·发展”专题陈列大厅的玻璃展柜里。这枚印章系木质，长８．２厘米、宽５．８厘米、高２．９米，刊刻汉字篆书，印文阳文，其上雕刻有“华永宁边区夷务指挥”九字。 这枚印章没有滇王蛇钮金印的高贵品质和高超造诣，也没有封建帝王玉玺的亮丽雅致，甚至连一道极细的金边也没有来粉饰一下她的面容。就这样，她单薄无依地陈列在其它展品之中。可又有谁知道那些在战争年代留下的故事呢？ 那是解放战争时期，远在川滇交界处华永宁（注：华坪县、永胜县、宁蒗三县设治局）三角地带…     

国民政府成立初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系刍议——“蒋介石致十三世达赖喇嘛书”撰写时间探析

自元代中国中央政府开始对西藏地方实行有效管理以来,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在主权管辖上一脉相承,中华民国时期亦是如此.南京国民政府在成立之初,为改善与发展同西藏地方的关系,制定过许多政策和措施,体现了中央与西藏地方的紧密联系,也体现了中央与西藏地方的主权隶属关系.     

民国政府任命的西藏办事长官——以陆兴祺研究为中心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中央政府更替,中华民国取代清朝后,西藏的地位为新政府的宪法所确立.民国政府通过任命西藏办事长官等,显示对西藏拥有主权.民国元年,北京政府任命西藏办事长官钟颖.民国2年,驻印华侨陆兴祺继任护理驻藏办事长官,虽然由于英印政府阻拦等原因未能入藏,但他仍然成为民国政府与达赖喇嘛、班禅等西藏地方政教力量联络的中间人,在反对“西姆拉条约”等过程中,积极为政府建言献策.文章利用已公布的档案及相关资料,主要围绕陆兴祺在民国初期涉及的西藏事务,考察北京政府时期设立的西藏办事长官等职官沿革,讨论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等问题.     

西藏和谈与范普拉赫的“理论”

荷兰籍“国际法专家”范普拉赫于1987年出版了他的专著《西藏的地位》一书,洋洋洒洒数十万言,“引经据典”,对我国西藏问题横加指责。但是细细读来,却每每有“似曾相识”之感,原来不过是重弹一些帝国主义和分裂主义分子的“老调”而已。国内已有不少专家对他进行了批驳。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因此,我想就西藏和谈问题与这位“专家”探讨一番。(一)十三世纪中叶,西藏地方正式纳入祖国版图。元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施政,行使主权,派官驻兵,清点户口,设立驿站,划分十三万户……;明代中央政府则实行“多     

隆吐山设卡之争及其对清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影响

19世纪中后期,英国殖民主义者以“传教”、“探险”、“游历”等方式对我国西藏进行侵略渗透失败之后,为尽快打开西藏的门户,使西藏尽早成为英属印度殖民地的一部分,于1886年英帝国主义擅自划界,并将西藏地方政府在隆吐山设卡进行防范的行为指责为“越界”,任意增兵挑衅,以挑起战端。这一事件,不仅使西藏地方很快陷入了英帝国主义发动的第一次侵藏战争的“泥淖”中,而且对离间清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以及增加彼此的隔阂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论清朝中央对西藏地方的治理政策

公元13世纪,西藏已成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域。公元17～18世纪,清王朝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掌权时期,更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地方的治理,全面行使了对西藏地方的管辖权力.西藏地方事实上是一个行省.西藏地方政府完全隶属于清朝中央政府.本文试图就清代中后期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治理政策进行探索,总结一些历史经验教训,并通过历史事实说明西藏地方历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清朝中央治理西藏地方政策的制度化和系统化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设立驻藏大臣办事衙门,派遣驻藏大臣总理西藏事务,是     

民国时期出席全国性政治会议的西藏地方代表

中华民国于1912年元月1日成立后,效仿西方诸国,实行三权分立,议会、政党应运而生。在“五族共和”的旗帜下,藏族及其它少数民族亦参与了国家的政治生活,在议会和政党中占有一席地位。尽管帝国主义分子在西藏问题上绞尽脑汁,使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出现裂痕,但是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并未中断,西藏地方代表也较为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民国初年,国会参众两院即有西藏地方代表。以     

西藏:“历史与现状”学术讨论会综述

今年5月23日,是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签订四十周年纪念日。3月17日至19日,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中国藏学杂志社联合举办的“西藏:历史与现状”学术讨论会上,北京的60余名藏、汉族专家学者和民族工作者就“十七条协议”签订的背景及其伟大意义、西藏的历史及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史、西藏当代经济、民族团结、藏学研究以及所谓人权等问     

从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到忽必烈《优礼僧人诏书》

1247年,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1182-1251)与蒙古窝阔台汗之子阔端(1206-1251)在今武威举行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凉州会谈,在取得一致意见之后,萨班写了一封致西藏各地领主的公开信,即著名的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号召西藏地方僧俗领主归顺蒙古势力,为元代中央政府顺利实现对西藏地方的有效管辖和治理奠定了基础。1254年,忽必烈颁赐给八思巴一件"藏文诏书",即著名的《优礼僧人诏书》(以下简称"诏书"),进一步密切了蒙古势力与西藏地方的政治联系,为实现元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有效管辖和治理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书信"与"诏书"一脉相承,关联互动,顺应祖国统一之大势,顺应安居乐业之民心,共同为实现和维护祖国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推动形成了元代中央政府的治藏策略,推进了蒙藏民族关系发展,促进了藏族与我国其他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形成了藏传佛教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深刻反映了中华民族同呼吸、共患难谋求和维护祖国统一的历史渊源和强烈情感,也深刻反映了中华民族凝心聚力、矢志不移谋求和推进祖国兴旺的爱国情怀和自强意志。     

清代西藏宗本（营官）与官吏品级

元朝统一西藏后，于西藏地方始设行政建置，时统治西藏的藏族首领降曲坚赞被元朝封为“大司徒”，他推广“宗”和“庄园”制，在前后藏成立十三个行政组织称为示。 “宗”藏语音译，古代意为“寨落、城堡、碉堡”，一般是该地大小部落酋长的驻地。宗的治所置于人民聚居要冲且地形险要之处，居高临下以备防患。“庄园”藏语称为“卡”，行政上类似区，庄园不论大小都有一座比较高的庄房作为庄园的标志。宗、卡是继西藏部落组织后出现较早而逐渐演变成的行政组织。宗作为基层行政单位名称，出现在元代，为后代所相沿。 宗内行政长官藏语称“宗…     

宋“广南西路驻泊兵马都监铜记”铭文考释

1991年3月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水电勘探基础工程处在南宁市邕江防洪堤进行钻探施工时,从20米深处的污泥中发现一枚宋代铜印。该铜印面长5.5厘米,宽5.1厘米,边高1.6厘米,直柄钮,通高4.5厘米,正面铸有篆体阳文“广南西路驻泊兵马都监铜记”十二字,除“兵”字受损外,铜印整体保存完好;背面右侧镌有“庆历七年”(1047年),左侧则镌“少府监铸”八字。宋代铜印在广西发现尚属首次,铸有“广南西路驻泊兵马都监铜记”及年号之印殊属珍贵。因此,该铜印的发现为研究宋代依智高起兵反宋前期广西的政治、军事机     

八思巴遗宝“大朝国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考

前西藏自治区文管会珍藏的蒙古汗国时期的“大朝国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虽然是复制品,但其仍属不可多见的国宝.通过多方对比、排查,该印的主人应当是推动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曾任国师,后升任元王朝首任帝师的著名藏族政治家、佛学大师,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八思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