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建设有助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吗——基于农户创业活跃度的中介效应研究

论文基于2011～2021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和农民共同富裕程度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以及农户创业活跃度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但对农民共同富裕子维度的影响存在差异,对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两个子维度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对社会共享层面的影响不明显;相较于数字基础薄弱的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数字乡村建设能够通过提升农户创业活跃度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因此,应完善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创新数字乡村经济建设,培育新时代的“数字农民”,创新富民强村产业发展机制,进而推进农民共同富裕。     

乡村治理智能化赋能共同富裕:内在耦合、现实梗阻与实现路径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义与根本旨趣。共同富裕有着鲜明的共享、过程与全面等本质属性，而推进乡村治理智能化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面向，也是公共价值创造的过程。实现共同富裕与乡村治理智能化在价值目标与政策工具等层面不谋而合。然而，乡村治理智能化赋能共同富裕仍面临着数字弱势群体边缘化、智能化乡村劳动异化以及乡村数智化能力“赤字”等挑战。基于此，未来要在技术治理范式背景下，变革思想观念、加强顶层设计、强化数智实践、弥合数智鸿沟等，推动乡村共享数智发展红利，实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视角下广东省数字乡村建设的价值意蕴与实现路径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实践路径。数字技术的赋能效用和普惠效应可推动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内生动力。广东省通过统筹规划顶层设计积极探索数字乡村建设，以“数字+农业”的方式推动农业全产业链融合发展，以“数字+公共服务”的方式助力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在建设数字乡村的过程中，城乡之间仍存在着“数字鸿沟”的问题，需要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坚持因地制宜逻辑思维，强化数字人才支撑，推动数字资源下沉的方法完善数字乡村建设，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视角下数字乡村建设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以浙江省实践为例

实现共同富裕,数字乡村建设是关键路径之一。数据承载的信息成为一种关键的生产要素,催生、激活和放大数字技术的扩散效应、溢出效应以及普惠效应,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赋能机制、共享机制以及均衡机制,能有效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浙江作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以数字化改革撬动共同富裕体制机制创新取得重大突破性成果,具体实践包括:高水平规划引领数字乡村顶层设计,数字赋能推进乡村产业转型升级,数字化改革推动公共服务优质共享以及治理数字化转型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但是,数字乡村建设在具体实践中也面临一些挑战,具体包括:代际与阶层数字鸿沟问题,隐私泄露风险问题以及数字乡村建设资金、人才等资源相对缺乏等,需要通过强化数字乡村顶层设计,加强政企合作;创新乡村人才培养体系,提升数字技能和素养以及规范政府数字监管,合理平衡数据共享与隐私保护等路径来更好推动数字乡村建设,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乡村数字治理的幸福效应

提升农民幸福感与获得感是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的重要任务。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治理体系的数字化转型。数字治理能否成为农民幸福感的新驱动力量?以2020—2021年中国土地经济调查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乡村数字治理具有幸福效应,能够显著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机制分析表明基层政治信任在乡村数字治理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乡村数字治理有助于强化农村居民基层政治信任,并在此基础上增强农村居民幸福感。进一步分析发现,乡村数字治理发挥信息效应,将提升农村居民信息可得性,该结论充分体现了数字技术对乡村治理的赋能作用。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乡村数字治理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促进作用在不具有精英家庭背景的子样本中更显著,由此证明乡村数字治理确实具有丰富治理参与主体、促进治理权力多元化的作用。     

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证检验

构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体系,实证检验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对农民富裕度与共同度的影响强于农村共享性与可持续性;数字乡村建设能够通过政府支持与金融发展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实现;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在不同农业劳动生产率地区具有明显差异。据此,提出注重数字乡村建设的赋能作用,夯实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基础底座;充分发挥政府支持与金融发展的中介作用,拓展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多维路径;探索区域差异化发展道路,落实多层次、有重点的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策略。     

数字素养促进农民参与乡村治理吗？——基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分析

基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数据,通过构建有序Logit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素养对农民乡村治理参与行为的作用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素养显著正向影响农民的乡村治理参与行为;除数字金融素养外,不同层面的数字素养都对农民参与乡村治理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外在政治效能感在数字素养对农民乡村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过程中发挥正向的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既要注重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弥合接入层的数字鸿沟,也要完善对农村居民的数字教育体系,最大限度地释放数字红利,提高村民的政治效能感。     

数字经济、市场化水平与农民增收

【目的/意义】利用数字经济实现农民增收是数字经济时代实现乡村振兴、走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设计/方法】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基于2011～2020年240个地级市的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农民增收效应以及内在作用机制。【结论/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地实现农民增收，但存在“边际递减”的增收效应，需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制定相宜政策。东部和东北部的增收效应大于中部和西部，并且会受到是否为中心城市和资源型城市的影响，因而需因地制策，充分发挥数字经济效力。市场化水平是数字经济促进农民增收的“催化剂”，数字经济能通过推动市场化建设提高农民收入。总之，要利用好数字经济，搭上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便车，进而实现农民增收、乡村振兴及共同富裕之目的。     

马克思共享思想视域下乡村振兴的逻辑理路和实现进路

马克思从人的发展需要出发,提出了以“全体成员的共建共享”“覆盖全面的梯次共享”“机会平等的公平共享”“立足发展的真实共享”为核心内容的共享思想体系,为新时代我国乡村振兴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马克思共享思想对全民享有的主体确认、全面享有的内容倾注和平等享有的格局构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推进乡村振兴的价值基石、目标指向和行动要义。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实现须继承和践行马克思共享思想要旨,着眼于突出农民共享的主体地位,调动农民参与建设积极性;着眼于扩大共享内容的涵盖范围,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着眼于实现城乡公平共享的本质要求,促进发展要素向农村倾斜,以高质量的乡村振兴实现更高层次的发展共享,从而深入推动乡村共同富裕发展。     

共同富裕背景下现代产业体系影响机制分析

在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阶段,分析现代产业体系的影响机制,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远景目标有重大意义。从“共富”与“共享”两个维度分析“物质富裕”“精神富裕”与“共享发展”对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的影响,继而选取2008—2020年面板数据,运用面板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收入效应对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有正向作用;平等效应阻碍现代产业体系发展,只有当平等效应低于0.0208时,正向作用显著;发展能力效应有利于产业体系发展,且当发展能力高于11.4853时,边际作用明显提高。为此,应增强市场要素报酬作用和增加就业,提高人民富裕程度;发挥分配制度和推进城乡融合,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人力资本专业化培养,提高个人发展能力。     

我国个人所得税制问题分析与改革措施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存在着诸多缺陷与不足,当初设置个人所得税以调节收入差距的本意已基本丧失.由于费用扣除额过低,普通工薪阶层成为纳税主体,却又少有条件像高收入者那样享受税收转化创造的现代化生活服务.分类所得税制往往违背量能负担原则;起征点"一刀切"缺乏人性化关怀;重征劳动所得,优惠资本所得,直接助力公民贫富分化.改革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将有力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农业补贴、农户增收与收入不平等

对农业补贴增收效应的有效测度是评估农业政策与实施精准扶贫的重要问题。从理论上分析农业补贴的增收效应以及农业补贴对农户收入异质性影响的机制,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的数据运用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进行了实证验证。结果发现：农业补贴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户收入的影响存在差异,农业补贴会显著促进低收入农户收入的增加,而对高收入农户收入影响不显著;农业补贴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农业补贴会显著促进东部和西部地区农户收入提高,对中部地区影响不显著;农业补贴能够缓解不同收入层次农户收入不平等;农业补贴缓解了中西部农户收入不平等,但是加剧了东中部农户收入不平等。     

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研究

主观幸福感是测量人们生活质量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综合性指标.着眼于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和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讨论了进行幸福感研究对于我国居民改善生活质量以及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并提出应促进经济快速与良性发展、采用更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建立以主观幸福感为核心的主观指标评价体系以及建立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体系等相关的政策建议.     

Income and Expenditures

This essay attempts to piece together a coherent picture of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economic well-being of children in families headed by an unmarried female by presenting data from several household surveys that tell us about their income and expenditures. The focus is on the period of the greatest change in welfare programs, from the last peak in the poverty rate in 1993 to 2001. Also examined is whether recent directions and magnitudes of change are in line with longer-term trends.     

试论关于国民收入分配中企业收入分配的合理性

企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是介于政府与个人间的一个群体。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理顺国家、企业、个人间的收入分配关系,国家作了大量的改革与调整,形成了“保两头（国家、个人）,挤中间（企业）”的分配格局,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致使企业利润下降、亏损上升。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使企业的收入分配合理化,以增强国有企业的实力,促进经济的发展。     

收入分配理论与中国收入分配现实

无论是从西方经济理论自身的演变来看 ,还是从经济学与其它学科的合理回归与相互融合来看 ,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都愈来愈受到关注。而在收入分配研究中又表现出两大鲜明的特点 :一个是对非收入因素的关注 ,另一个是对社会最底层成员的关注。作者对此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并提出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新纳税申报表“收入类调整项目”重点问题分析

新纳税申报表需要企业对收入类项目进行纳税调整，收入的确认、视同销售收入、不征税收入是收入类调整项目的三个方面，企业执行的会计制度不同，税收政策的改变，造成了会计和税法的差异，在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需要在纳税申报表上进行调整，把企业的会计利润调整成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研究——基于绝对收入流动性的视角

利用CHNS的六轮农村居民收入调查数据,从绝对收入流动的视角对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流动性及其来源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中国农村居民的绝对收入流动性处于比较高的水平,并且长期内的收入流动性程度要高于短期.(2)以1996年和2003年为拐点,中国农村居民的绝对收入流动性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三阶段趋势特征.同时,中国农村居民的绝对收入流动性与同期相对收入流动性的变动趋势相同.(3)中国农村居民的绝对收入流动性主要来源于农村内部各家庭间收入地位的变动,收入增长的贡献程度次之,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绝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有限.     

闽西农民收入现状及增收途径选择

闽西是福建省革命老区,也是贫困山区,目前农民收入在全省处于较低水平,其间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闽西具有独特的资源优势和产品特色,如何突破农民增收的“瓶颈”,事关全省提前3年实现全面小康的大局,本文在调查分析闽西实际的基础上,提出了三大途径选择。     

收入水平、收入不确定性与城乡居民养老资产储备

运用中国养老金融调查数据,考察收入水平和收入不确定性对城乡居民养老资产储备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来看,收入水平和收入不确定性正向影响养老资产储备,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更大,收入不确定性的影响更小。从分位数回归结果来看,收入水平和收入不确定性的影响程度随分位数的提高而增强,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在各个分位点上的影响都要大于农村居民,收入不确定性在低分位和高分位的影响要大于农村居民,在中分位的影响则要小于农村居民。异质性回归结果显示,东部居民的养老资产储备对收入水平最敏感,中部居民对收入不确定性最敏感,经济发达地区居民的养老资产储备对收入水平和收入不确定性比欠发达地区敏感。构建收入不确定性的替代变量和考虑空间相关作用后,都证明了上述结果的稳健性。交互效应机制发现,农村样本的收入水平和收入不确定性存在交互效应,但城镇样本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