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对儒家天人观的继承与创新

司马迁通过＂究天人之际＂,从哲学的角度来解释历史的发展变化,他的天人观,受先秦以及同时代儒学思想家的影响,是对孔子、孟子、荀子以及董仲舒等人的天人观的继承与创新。     

儒学的层面剖析与重建途径─—论杜维明先生的儒学观

儒学的层面剖析与重建途径─—论杜维明先生的儒学观柴文华，李秀云当代人类意识的流向呈现出世界性和民族性平行或交叉演进的态势。杜维明先生在“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相互激荡的大背景下，对传统懦学进行了现代解释学的意义转换，使他成为颇负声望的新儒学发展过程...     

试论儒家学说中人际关系思想

儒学文化中蕴含着相当丰富的思想内容,其中包含了以“仁爱”为核心的关于人际关系的思想观念,该思想观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曾经对整个社会起了维系作用。     

试论孔子的唯心主义思想被阐释为宗教儒学的可能性

对于儒学是否具有宗教性这个问题的回答要回到儒学的源头,考察孔子关于天的观念以及对待天命鬼神的态度.得出孔子是否相信天命鬼神的结论需要确实史料的有效支撑和对史料的正确解释,孔子在<论语>中的相关论述和朱熹对孔子的解释表明:孔子是相信天命鬼神存在,重视鬼神祭祀的唯心主义者,他在日常生活中区别鬼神与人事,积极引导人们关注人事、道德事、政事而对鬼神采取尊敬且搁置的态度,是因为孔子确信诚敬事人是事鬼的预演与前提,而且人事的正确与否涉及到天道是否能够得到真实的体现.孔子畏命躬行的天命论,敬鬼重祭的鬼神观和以德配命的人道观所体现出的唯心主义思想完全具有被阐发为宗教儒学的可能性.     

宋濂的佛教观

宋濂的佛教观李道进宋濂是明初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但由于他所生活的时代，就学术思潮而言，是一个儒学心学化，儒、道、释三教合流的时代，因此，他对释氏思想的关注也是相当深切的，自称至壮龄潜心内典，三间大藏，可谓佛书无所不览，研究颇为深切。我们从他留传下来的...     

天人合一观与儒学传统

本文认为“天人合一”观缘于原始农业文明时代人们对泛化的自然神的崇拜,是中国人形成其自然观、人生观和社会历史观的思维定势。“天人合一”观对儒学传统的形成和民族文化心理的塑造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     

司马迁儒学思想透视

本文从儒学史的角度挖掘了司马迁的儒学思想。西汉初年以来儒学逐渐兴起的时代文化土壤,培育了司马迁崇儒尊孔的思想,在此基础上,他在《史记》中形成了以“六艺”为中心的“一家之言”。     

论吉田松阴对《孟子》的读解

吉田松阴 (1830— 185 9)名矩方 ,号松阴 ,出生于日本长州藩下级武士之家 ,是日本幕末时期著名的思想家、维新志士。自幼受到传统的儒学教育。儒学尤其是孟子的学说对他的思想乃至整个人生 ,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试以他对《孟子》一书的讲解和由此而作的《讲孟札记》为核心 ,论述 19世纪中叶在日本面临民族危机的关头吉田松阴如何从孟子的人性善入手 ,将忠、诚、孝学说融入到日本的传统思想中 ,如何以儒学观念为媒介来把握日本 ,观察世界 ,唤醒民众。　　一、《孟子》对吉田松阴的影响　　儒学自公元 5世纪传到日本以来 ,一直对日本社会…     

浅说荀子的语言观

荀子是我国先秦时代学术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谙熟儒学,兼通诸子,他的理论研究既根植于儒家传统“明贵贱”的“正名”之中,又能定位于墨子的语言“本体论”之上,其理论成果为我国学术史,尤其是语言学史树立了一块不朽的丰碑。他的语言观主要体现在《正名篇》中。《正名》所论述的远远超出了儒家政治伦理的观点,已经涉及到了为现代学术界仍在咀嚼的语言本体问题。诸如语言的本质问题,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问题,语言发展与社会交际的关系等。     

黄宗羲论儒学

黄宗羲以儒学为中国古代各派学术的正宗,其他如杨、墨、申、韩、佛、道诸家,均属别派异端。在别派异端中,黄宗羲又以杨、墨为害最大最深,并惊呼“杨、墨之道,至今未熄”。认定杨、墨之道违背儒学的仁义之道,并以为佛、道二教与杨、墨之道相通,这是大部分儒者的共识,而以为“自古至今,只有杨、墨之害,更无他害”,则是黄宗羲的独到见解。当然,黄宗羲是站在维护儒家仁义之道的立场上来批判杨、墨的,因为他以儒学为洽国之本,以儒学为中国学术的正宗。他认为儒学是一种仁义之学,即社会伦理学说,这种学说”经纬天地“,经世致用,主张仁义与事功的统一。黄宗羲在揭示孟子学说的宗旨时指出,儒学以“仁义”为核心,仁义是孔、孟所立的人极、人道,即做人的准则。他在《孟子师说》开卷便明示仁义之道即为天地之道,他说:     

言子儒学论略

言子儒学有其自身特色:一是在孔子礼学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为他的以礼治国的思想;二是将孔子的“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推进为全民教育、目标教育、适时教育的理论;三是更注重实际才能的用人思想。与此同时,从孔子儒学流传的过程发现,言子是孔子儒学至孟子儒学之间的最重要的传人,因此,深入研究言子儒学,对于原始儒学的认识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思想价值。     

道统维护与思想启蒙的悖结—论李贽“童心说”的双重使命及内在困境

在明末名教桎梏和市民社会的催逼下,李贽为恢复儒学的真精神和探究性命下落,借用佛教“真空”观取代传统儒学的“道器”论,将性善论的“赤子之心”置换为自然之性的“童心”,通过“童心说”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确立了“真”的本体论地位,在心学范式下艰难维护儒学道统的同时开启了前近代的思想启蒙运动。然而,由于在农业文明时代道统维护与思想启蒙的悖结,李贽不仅因其“童心说”而成为儒学“异端”,还被由其催生的明清启蒙思潮所扬弃。     

“隋何以亡”新论

在传统研究思维中,隋炀帝的暴政和他背离了儒学之道被视为隋朝国运短促的主要原因。然而,根据现存史料可知,炀帝并不比其他帝王更暴虐,儒学思想十分浓重的他也正是以此作为治国的理论基础。事实证明,隋朝的速亡只是由于炀帝在国家立足未稳的情况下不计代价地肆意征伐,穷兵黩武。民变四起后,他非但没有迅速镇守京师,与民休息,反而逃避现实,南下江都。而这一切都根源于他刚愎自用的性格特征和他未完成从夺取政权到巩固政权的转变。     

对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的理论分析

现代新儒家的文化观主要包括文化形上学、中国文化观、西方文化观等内容,本文立足当代的理论视域,主要从文化本质主义、文化环境主义、文化进步主义、文化连续主义、文化民族主义、文化空想主义等方面尝试对其进行分析,以揭示现代新儒学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总体性边缘地位及其文化观中的部分可转换资源。     

熊十力对中西哲学观的比较研究

“五四”以后的中国资产阶级哲学流派,五花八门,名目繁多,但大多影响有限,很快就归于沉寂了。唯有发端于二十年代、成熟于三、四十年代的现代新儒学,却一枝独秀,终于成为一种声势浩大的学术思潮。五十年代后,新儒学思潮又在海外得到传播、发展,衍生出第二代、第三代代表人物。在新儒学思潮后来的发展中和有关新儒学思潮的研究中,熊十力在新儒学阵营中的地位变得愈来愈突出了。这似乎不能仅仅归结于某些外在的、偶然的原因,例如其弟子在海外的传扬等等。就总体来说,熊十力哲学确实最典型地体现了新儒学的一般特点,也只有在他那里,新儒学才具备了严密的体系和宏大的规模。有关哲学的性质、功能、特点的探讨和对中西哲学观的比较研究,是制约着熊十力全部理论体系的一个根本问题。本文试图从这一角度探求熊十力及新儒学其他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希望能够对目前正在展开的有关哲学的性质、功能、特点的讨论,有所裨益。     

试论太平天国与孔孟儒学的关系

太平天国运动以拜上帝教作为组织民众的精神纽带,为了尊崇拜上帝教义,在运动初期,它曾在表面上对儒学有所抑制,给人们留下了太平天国反对孔孟儒学的印象。实际上,太平天国运动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始终和儒学有着不解之缘。金田起义前,洪秀全用儒家学说来论证拜上帝的合理性;金田起义后,太平军一面焚毁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经籍,另一方面却着手实际运用儒家思想来为自己服务;建都天京后,孔孟儒学取得了合法地位,它的地他还随着拜上帝教作用的降低而不断上升。下面试按这几个阶段进行一些粗浅的剖析。     

中国文化与人类前途——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1958年元旦,生活于海外的四位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张君劢,徐复观在香港《民主评论》上,联合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宣言》系统地阐述了他们研究中国文化的态度和方法,表明他们对中国文化出路乃至人类前途的根本看法。可以说它代表当代新儒家共同的愿望、理想、情调和心境,在当代儒学史上居有重要的地位。今天读来,仍值得我们深思、玩味。一、“同情”和“敬意”的研究态度和方法当代新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严峻挑战的一种回应。它的渊源,在我们看来,可以上溯到康有为的儒学改造运动。康有为试图借资产阶级之尸,还儒学之魂,大胆地将封建圣人孔子塑造成资产阶级的教主。实质上,他努力想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儒教之国。故当时他有“孔教之路德”之称。但他的儒学改革     

安藤昌益与儒学

安藤昌益(1703?——1762年)是一位杰出的反封建思想家,是日本反封建思想的先驱者。在德川封建社会的鼎盛期,他不仅反对“不耕贪食”的封建经济剥削和“立大小之序”的封建政治压迫,主张返回到人人“直耕自食”、“无上下、大小、贵贱”而人人平等的“自然世”,而且反对主张“上下、贵贱、贫富”的、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儒、佛、神、老、莊”等思想。他对儒学的批判尤为激烈,不仅在日本,就是在东亚各国封建社会中,也罕见其匹。而且他的儒学批判是颇具独创性的。安藤昌益的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和彻底反封建精神的儒学批判,在日本思想史乃至东亚思想史上无疑都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应予高度评价。但是,在     

汉末儒风转换与建安文坛

东汉桓、灵以降,儒学在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影响力遭到削弱,它的传播渠道趋向私学化和家学化,并对当下文人的人格心态和创作风貌产生深远影响.在汉末儒风转换的思想背景下,建安文坛继承儒家既有的情辞观、言志观,又充分吸收楚辞、汉赋等优良的文学传统,呈现出复古与趋新交融的时代新风.     

儒家的文学观与日本古代文学

日本应神天皇16年(公元405年),百济人王仁将《论语》携入日本,揭开了日本儒学的发展史。自此以后,儒家思想在日本的影响,虽有兴衰强弱的变化,却从未消失,以至今日。其中,中国儒家的文学观也曾对日本古代文学的发展产生过显著影响。不过,国内外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尚未充分展开。本文仅就儒家的文学观对日本古代文学的影响作一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