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千寻塔文物看大理国与中原文化的联系

千寻塔是著名的大理崇圣寺三塔中的主塔。唐代开成年间修建,为四方形十六级密檐式砖石塔。塔外无柱梁斗拱,线条简练,风格朴厚,塔内有木楼梯,颇似西安小雁塔。但在结构上比小雁塔更为合理,塔基逐层加宽,塔壁增厚,因此,一千多年来虽经受地震和风雨的侵蚀,却仍巍然屹立。千寻塔表现了南诏文化独特的发展过程,别具地方风格,是南诏文化史上的一颗明珠。它与大理国时期修建的南北二塔相互映衬,浑然一体,气象雄伟,同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关于《红楼梦》中的“长安都”

《红楼梦》中多次提及“长安都”。如第五十六回,宝玉说:“长安都中也有个宝玉和我一样的性情。”“长安都”在何方?雪芹借湘云之口说:“若打得急,逃到南京去,找那个宝玉去。”显然,这里的“长安都”系“假语”,实即南京。李白《金陵三首》其一云“晋家南渡日,此地旧长安”,《三山望金陵寄殷淑》亦云“三山怀谢,水澹望长安”,其中“长安”显指“金陵”。黄之隽《登报恩寺塔绝顶》诗中写道“长安称雁塔,此亦旧皇州”,三国吴赤乌年间,康居国高僧来建邺,定居于长干里,孙权特建报恩塔以颂其弘扬佛法,诗中“长安雁塔”正是借喻“金陵”报恩寺塔…     

城墙修筑与隋唐五代江南城市的发展

隋唐五代江南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城墙的修筑。隋朝灭陈后,江南一些城市新筑了城墙。不过由于没有重要的战事,并没有出现大规模修筑城池的景象。唐朝建立后,江南地区对修造城墙渐渐重视。湖州及一些县城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新修、增筑了城垣。安史之乱后,江南地区时有动乱出现,一些城市继续兴筑、扩修了城垣。唐末五代,社会动荡不定,大量城墙或新筑或加固,江南出现了一轮修造城墙的高潮。随着战事的变化,有的城市多次对城墙加高加厚,增强城墙的防御功能。江南州级以上的城市,一般均有内外两重城墙,城墙下宽上窄,环以护城河。除少部分山区县城之外,大多数的县城至唐末都修筑了城墙。江南城墙的修筑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既是隋唐五代时期江南城市发展的结果,更是江南城市加快发展步伐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82三星堆已开馆

位于四川广汉南兴镇的青铜时代遗址一三星堆，是我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有上千件令人惊叹的稀世珍宝。受损情况：在这次汶川大地震中，三星堆两件陶器标本被震落摔破，月亮湾城墙遗址轻度受损。三星堆遗址共有三面城墙包围。月亮湾城墙就是被外城墙包围的古皇宫城墙的一段，长约400米，宽约50米。     

殷都城墙问题之我见

从古代文献和商代后期的实际情况来分析,殷都应有城墙。从甲骨文材料看,甲骨文中如“邑”“南门”等记载也表明殷都筑有城墙。而目前考古上没有找到殷墟都城城墙,除自然损坏原因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周王朝替代了殷王朝,使原有的殷都城墙遭到了人为的破坏     

鸡鸣驿·鸡鸣驿修复工程

鸡鸣驿城位于河北省怀来县鸡鸣驿乡鸡鸣驿村,是一处建于明代的驿站遗存。驿城占地22000平方米,平面近方形,城墙周长1891.8米。城墙表层系砖砌,里层夯土。墙体底宽8-11米,上宽3-5米,高11米。城墙四周均匀分布着4个角台。     

大同之梦:康有为与谭嗣同的社会构想及其局限

说起中国人近代的大同理想,人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康有为和《大同书》,这也在无形中减弱了对谭嗣同大同思想的关注。其实,谭嗣同与康有为一样对大同社会津津乐道,并且对大同社会提出了种种畅想。两人的大同思想呈现出诸多相同之处,一起推出了近代大同形态的第一阶段。比较康有为、谭嗣同大同思想的相同点,有助于领略戊戌启蒙思想家的大同思想的共同特征,进而深入了解戊戌启蒙思潮的主旨诉求和历史局限。     

麟州故城城墙遗址保护研究

麟州故城为唐宋边关古城,其遗址历史悠久,规模宏大,保存良好,对研究古代政治、军事及民族关系史有着重要的价值.麟州故城城墙遗址为少数现存唐宋城墙,保存的完整性,我们研究古代夯土城墙和展现我国古代军事提供了重要依据.麟州故城古城墙是我国重要的文化遗产,做好古城墙的保护,仅是对我国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对中华精神文化的保护和继承.     

亦真亦幻说“大同”——读刘明华先生《大同梦》

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对理想社会进行过短暂的思考 ,但很少有人对大同思想进行过系统的清理 ,毕竟 ,“大同梦”在现代社会距我们越来越遥远。令人可喜的是 ,刘明华先生所著的《大同梦》一书可以让我们对“大同梦”有一个比较全面而细致的了解。人类社会确实存在一个最大的梦想 :世界大同。但不同的历史时期 ,不同的文化背景 ,会导致大同梦境的差异。不同时代的人对大同梦的诠释也不尽相同。尽管如此 ,那也只是同中有异 ,大同小异 ,人们总能存小异 ,求大同。大同梦到底是什么 ?今天为什么要重温大同梦 ?刘著系统地叙述了中外历史上不同时期的…     

青年毛泽东大同思想述评

青年毛泽东从自述其大同之鹄提出了大同之境,然在作《伦理学原理》批注时否定了其大同之鹄,其进行的工读活动、新村活动仅是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的手段,而并无追求大同理想的意义。在思想急剧动荡与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中,青年毛泽东对大同理想的追求历经了认同、存疑、扬弃的过程。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     

从《新青年》的忧患意识看五四爱国主义对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五四爱国主义在继承传统士大夫济世拯民、爱国报国精神的同时,更赋之以全新的内涵。它摒弃了传统士大夫对于君主权威的依附人格,代之以生机勃勃、个性独立自主的民主气息;它饱含着浓烈的忧患意识,又充满着源于开放意识的信心与乐观;它不是盲目的“忠君报国”,而是立足于“科学”、“民主”之现代意义上的理性爱国。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