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国民党改组派的政治主张

在探讨现代中国的政治进程时,国民党“改组派”的言说有着颇为重要的意义。为保持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后的革命性,避免国民党走向士绅化、权贵化、军阀化,“改组派”详细分析“清党”之后国民党变质的过程与原因,提供了人们审视“清党”前后国民党发生蜕变的绝佳视角。而为了重建国民党的活力,“改组派”成员在政治组织、意识形态等方面也进行了不少探讨。虽然他们的主张一定程度上切中时弊,从国民党内部来看极具批判性,但由于始终不敢直面现代政治活动与政党建设当中的关键问题,加之为了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进行区隔,导致其言说难以真正根治国民党的症结。重新思考“改组派”的政治主张,十分有助于审视中国现代史上的政党、阶级、意识形态等关键问题。     

全国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地方政治改革

全国抗战的长期坚持，关键在动员民众，而如何做到有效地民众动员，又牵涉到地方治理的诸般问题。为此，国民党在全国抗战时期实行地方政治改革，其主旨在强化地方行政管理，适度扩大政治参与，以强化行政管理为抗战提供地方支撑，以扩大政治参与调动地方士绅和民众支持抗战的积极性。但其成效却不彰，其缘由主要在于国民党的组织力薄弱，无法真正在基层深耕细作、动员民众。而且，国民党组织和治理的精英化趋向，在战时背景下，对如何动员并呼应海量的最广大底层民众的诉求，显得茫然无措和应对无力，这对因应抗战的全面化乃至战时国民党统治的稳固和战后国民党统治的延续都有着严重的负面影响。     

国民党"党治"体制下的驻外使领馆建设

本文是从驻外使领馆建设角度,对国民政府训政实施时期,国民党推行"党化"外交的一个考察。国民政府建立后,为保障"党"的政策和意旨在外交部门的顺利贯彻和推进,如何从外交人员选拔、任用和使领馆工作制度建设入手,强化政治考核、培训和工作监管,实现外交队伍更新的过程。国民党为加快外交"党化"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虽然适应了国民党统治的内在需求,就加强国民党执政党的地位和政策的影响力是必要的,但国民党一党利益与国家民族的利益并不完全相符。因此,在国民党"党治"体制下,外交部门的逐步"党化",给国家的对外事务,乃至海外使领馆建设带来的某些负面影响也是明显的。     

抗战时期延安女性知识分子及其革命化--以陈学昭为例

出于抗战以来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与对国民党政治的失望,陈学昭奔赴抗战圣地延安,但仍保留着自己原有的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在随后延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陈学昭改变其原有的话语表达形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完全工农化的革命女性.     

训政时期国民党“党化教育”之论争——以教育领域为核心的考察

国民党进入训政时期后,以政治权力为后盾,着力于掌控教育的主导权,在各级学校努力推行＂党化教育＂,从而引发了来自党内理论家以及党外知识分子的纷争与批判。这些不同的声音囿于国民党所建立的＂党国体制＂之内,但是无形中却侵蚀着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     

抗战时期国统区地方党政关系运作研究

抗日战争期间 ,国民党对地方党政关系进行了调整 ,试图于抗战时期加强对地方政府的政治控制 ,但在实际运行中 ,国民党地方党部无力影响同级政府的决策 ,在地方党政纠纷中处于弱势。这表明国民党对政府及整个社会的控制力在减弱 ,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效能是孱弱的     

从政治动员的角度看国民党改组后的"党化教育"

国民党改组后,为了贯彻孙中山“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政治理念,国民党的政治精英们利用已有的政治资源和已建立起来的政治权威,进行政治动员,开展“党化教育”,以精神力量弥补自身资源的不足,提高了民众的政治意识,增强了民众对国民党及国民党政权的政治认同感,国民党在民众中的权威有所提升。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得益于苏俄模式的启示,但其政权的自利性又使其政治动员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1948年中山大学易长与国民党的派系之争

1948年围绕中山大学校长王星拱的去留而展开的政治角力,背后不仅牵涉国民党内各种派系的争权夺利,而且卷入国共斗争的漩涡.从抗日战争后国内政局波谲云诡的全局观察,可以凸显近代中国大学作为社会脉点的重要位置.大学内部的国民党派系冲突,造成国民党形象的私利化,一方面使得校内师生对国民党日益离心离德,另一方面激起社会的连锁反应,成为其失去大学乃至整个政权的重要原因.     

国民党的中心思想演变及本土化

国民党是一个百年老党，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极重要的影响。1949年后，盘踞台湾，统治了台湾半个世纪，主导了台湾的发展和繁荣。就国民党在台湾的几十年而言，国民党的中心思想并非静止的、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的渐进演变过程。尤其是在蒋经国去世以后，随着岛内外政治环境的变迁，以及国民党台湾化、本土化，其中心思想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民国时期黄花岗起义纪念与国民党政治诉求的表达

黄花岗起义纪念日最终被国民党制作成"革命先烈纪念日",由一党之纪念日建构为"国定纪念日",纪念仪式亦被固定下来。随着纪念日的确定和纪念仪式的程式化,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根据其政治诉求和时代变化对纪念意义不断作出新的阐释,突出黄花岗起义的重要性,塑造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革命精神,从而为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源。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合作社经济政策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将合作社纳入战时经济体制，积极制定诸多扶助性政策，从法律、金融、人力、组织等层面为合作社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尽管国民政府的战时合作社政策存有一定不足，但总体看来对于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稳定以及支援抗战，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国立中央大学抗战救亡运动刍议

国立中央大学不仅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最高学府，也是抗战时期国内规模最大、系科最全的大学。中央大学在抗战期间实施的配合抗战、服务抗战的措施，诸如院系的整合与课程的调整、各类培训班的建立、以科研服务抗战以及对抗战建国活动的直接投入等，不仅发挥了大学教育的人才优势，为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而且折射出了学术与政治间的互动。中央大学的内迁及其抗战救亡运动是内迁高校抗战运动的一个缩影和典范。     

范长江与斯诺的红军长征报道比较

20世纪30年代,范长江和斯诺的报道在宣传红军长征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打破了国民党新闻封锁的同时,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的决心与信心。通过比较发现,他们的报道具有相同的时代背景、共同的关注对象,但也有着不同的采访路线和写作风格。加强对范长江与斯诺相关报道的比较分析,学习他们独立思考的精神、关注现实的情怀,有利于进一步推动长征史的研究。     

论抗战时期的中国中等教育

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奴化中国,恣意破坏中国的文教机关.一时间,中国的中等教育蒙受重创.为保存教育实力,增进抗战力量,国民党政府勉力应变,建立国立中校制度,督行分区设校,力推职业师范教育,并积极救助由战区退出之教育员生.中国的教育基础不但没有因战事而动摇,反而在某些方面取得长足进展.     

抗战时期职业教育及对我国职教工作的启示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在职教领域锐意兴革,如增设国立职业学校,添办技艺专科学校,创设初级实用职校,增加中等技术科,举办各类短期职训班,推进建教合作,改进教学实习,分区辅导职业学校等等,中国的职业教育非但没有因战事而荒厥,反而在数量和质量方面均获较大发展。     

抗战时期重庆戏剧期刊的演进及其影响

作为传播戏剧的重要载体之一,抗战时期重庆的戏剧期刊见证了抗战戏剧创作、戏剧理论批评、抗战戏剧运动发展的全过程,在分布时段、编辑、作者、刊物的审美取向和内容上都具有鲜明的演进特点。可以说,抗战时期重庆戏剧期刊是同期全国戏剧发展演变最为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历史见证者,推动了戏剧运动的发展。     

试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合作经济

在抗日战争时期 ,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力量的总后方。当时陕甘宁边区处于国民党军队和日本军队的包围封锁之下 ,物资匮乏。边区政府为了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大力发展生产 ,尤其是合作经济 ,不仅促进了边区农工商业的发展 ,而且在民主管理、制度建设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它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对我们当前的农村建设也具有启发意义     

抗战大后方文化人的功用及其贡献

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化人对抗日战争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文化人对抗战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唤醒民族觉醒,宣传、动员民众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实现文艺大众化的质的飞跃,创造繁荣的抗战文化;推动大后方的民主进程。当下文化人的重要作用更是越来越充分地显示了出来。     

民族文学视野中的山东抗日文学

抗日文学写作是山东文学的一种传统。在抗战期间,山东就涌现出了一批抗日文学作品。战后的山东抗日文学受意识形态话语影响,创作成果虽不够丰富多彩,但仍然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新时期山东抗日文学主要的成就,体现在莫言、苗长水和尤凤伟的创作中,他们引领了时代风骚。山东抗日文学的缺失在于尚未创作出抗日大文学。     

第二次国共合作与报刊中国民政府想象 ——以《老百姓报》为例

抗战初期，由左派陕西知识分子李敷仁主编的《老百姓报》，由于其通俗化的特征，在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过对《老百姓报》进行文本精读，揭示在抗战初期，《老百姓报》如何建构读者对国民政府的想象。具有左派背景的《老百姓报》，一方面为了在民众心目中构建出“国共合作”的理念以团结民众抗日，另一方面又要坚持自身的群众立场，该报面对国民政府军、国民政府高层、国民政府基层的已有的真实面相，针对不同的报道对象，有意识地采取了灵活的想象的构建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