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如惟则禅师禅学思想析论

天如惟则禅师是临济宗虎丘派祖先系大德 ,金两赐、名倾海宇的中峰明本大和尚之法嗣。他于识心达本后 ,多次拒绝诸方名刹之招请 ,茆茨石室、临深履薄数十年。晚年 ,开创苏州狮子林菩提正宗禅寺 ,高提祖印 ,承先开后 ,畅演高峰原妙和中峰明本中兴的临济宗风 ;同时 ,深究天台、永明教旨 ,兼弘净土法门 ,津济四生 ,梯航九有 ;元风禅藻 ,著于大江南北     

为《沧浪诗话》以禅喻诗一辩

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以禅喻诗,其中把汉魏迄于盛唐之诗喻为临济宗,是最上乘的诗,而把盛唐以后之诗喻为曹洞宗,是次一等的诗。这个比喻在后世不断遭到攻讦,认为严羽根本不懂禅学而胡乱设喻。因为临济宗和曹洞宗均出自南宗禅,后世认为两者之间并无高下优劣之分。但通过考察南禅各宗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自从南宋以来临济宗确乎是禅家各宗中最为兴盛的一宗,甚至处于一枝独秀的局面,这是连禅门弟子也公认的不争的事实。严羽的临济、曹洞之喻,是援自他当时所看到的禅门实际状况,而后世对他的攻讦,反倒是不明禅宗发展历史情况的错误批评。     

黄庭坚的禅家思想及禅宗对其诗歌的影响

禅宗发展至宋，一枝独秀，成为中国佛学的主流。它对文人士大夫的思想、行为及创作均有很大影响。黄庭坚即是如此。黄庭坚从小就受禅风熏染，“少喜学佛”①，其禅家思想有家族渊源．他的祖母仙源君就喜奉佛参禅②。其兄长黄大临（字元明）和二弟黄叔达（字知命）同他一样，从小就浸染佛禅③．黄的家乡江西，在后来两代成为南宗禅的滋生与繁衍基地。唐末五代时，南排由青原、南岳两系派生出云门、法限、曹洞、伪仰、临济五家，形成“一花开五叶”的局面。至宋时，云门、临济一直鼎盛，其余三家先后衰竭，后临济宗由慧南、方会分创黄龙与杨、…     

“西伯戡黎”新证——从清华简《耆夜》看周人伐黎的史事

清华简《耆夜》记载了武王八年征伐耆国的史事。《尚书·西伯戡黎》的"黎"又作"耆"等,地望当在上党,即今山西长治西南,子姓,与殷商王朝关系密切。周王朝后来又分封了一个黎国,地望在山西黎城东北,姬姓,系毕公之后。"西伯戡黎"自宋代以来,成为一个著名的公案,主要有"文王戡黎说"、"武王戡黎说"、"各戡耆、黎说"、"两个黎(耆)国说"、"阙疑说"诸说。本文认为,《尚书·西伯戡黎》中的"西伯"正是周武王,"黎"正是《耆夜》所载武王征伐的"耆","武王戡黎说"得之。鉴于上博简《容成氏》相关字的误读以及今本《竹书纪年》的争议性,"各戡耆、黎说"或者"两个黎(耆)国说"目前而言难以成立。     

普陀山佛茶的历史发展探究

普陀山佛茶,又称普陀山云雾茶,产自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普陀山.佛茶"香清可散净心中妄念,至味能悟得佛法妙谛",是普陀山千年文化的沉淀,是圣山禅门智慧的升华.茶随佛而来,伴佛而生,为参禅之辅,礼佛之备,也是世人品评的佳品."茶佛一味"、"茶禅一味".本文从普陀山佛茶与佛教的历史联系对其进行探究.     

大慧宗杲视域中的儒学本源、工夫与伦理

正入宋以来,传统儒学进入建构本体论、心性论与工夫论的新阶段,为促进新儒学的塑成,宋代儒者对佛教进行了全幅地认知、理解与评价,以吸取佛教资源。同时,对于宋代佛教而言,如何在新时代下从佛学角度对儒学进行诠释与重构,已成为宋代僧人的时代任务。临济宗杨岐派的大慧宗杲禅师正是援佛入儒的代表人物之一。大慧宗杲禅师(1089-1163),俗姓奚,字昙晦,号妙喜,宋钦宗赐号"佛日大师",宣州宁国(今安徽宁国市)人,临     

从佛教看科学养生

佛教是尊重生命和爱护生命的宗教,佛家以慈悲为怀,珍惜世间一切每一样生灵,包括人类自身,佛教善等一切生命的态度,是佛教养生观形成的基础.佛教养生分修心、修性、居食养生三部分.佛教认为将"心"与"性"修好了,就能得"道"成"佛",从而健康长寿,大智大慧.     

贤首宗宝通耀宗圆亮、波然海旺二系法脉述要

贤首一宗,初由帝心杜顺和尚依《大方广佛华严经》立法界观,云华智俨尊者专业其门、创具规模,贤首法藏发扬光大、开宗立派,至“大统清凉国师”澄观和尚盛撰疏钞、精释微言、大振宗风、复兴鸿业,自是纲举目备、领挈襟张,六相五教四法界十玄门,经纬于疏钞之海,奥旨幽义,如揭日月于中天.自唐以降,千余年间,虽屡逢时世变乱,迭遭兵燹重创,复加法运衰微、祖道陵夷,然而,秉大智印、入总持门、证一真法界者,代有闻人.传至明末清初,更衍为高原、雪浪、云栖、宝通四大法系.其中,宝通法系于有清一代,可谓枝繁叶茂,学众济济,法嗣绳绳,不绝如缕,蔚成弘传贤首宗旨之主力军.尽管法脉传承大有关于慧命之所系,但长期以来,此段昭穆枝庶,却一直尘封高阁.本文以稽考《宝通贤首传灯录》、《宝通贤首传灯续录》等珍逾球璧、难获一睹之古籍为基础,提要钩玄,对“宝通四支”中耀宗圆亮、波然海旺二支法脉传承之伦序节次,作一简要梳理.     

佛教临济宗和临济寺澄灵塔

在河北省正定县城内现存的佛教建筑中,除远近闻名的隆兴寺外,还有广惠寺华塔、开元寺须弥塔、天宁寺凌霄塔、临济寺澄灵塔与之相映争辉.这四座古塔风格不同,各具千秋,体现着我国古代建筑的伟大成就.然而,论及它们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还要首推临济寺澄灵塔.临济寺澄灵塔,为埋藏唐代高僧义玄禅师(佛教禅宗五家之一临济宗的创始者)的“舍利”     

从相对的自由到当下的自由——禅宗视野中道禅自由观比较

在道家看来,"道"是相对性事物运动的"自然"法则,"道"及其支配下的万物都是"有"的.道家在肯定"道"的同时没有否定事物的客观性,提倡"齐物"的同时也没有否定事物的相对性存在.在禅宗看来,道家在承认其道本体及其显现之物的客观性基础上,要到达真正的"清净"、"无为"是困难的.禅宗的自然、无为说不离"因缘"法内涵,禅门以因缘说代替自然说而揭示事物的本质,事物的本质是"清净"、"性空"的.所以禅门的体、用、心、物等都只有"假有"的客观性,是缘生法.禅门在因缘空性的存在理解中获得清净而敞开的生存境域,敞开了广阔的人性,开辟了广泛的世间生活.     

农禅一系及其对禅宗的意义

文章从农禅的发端说起,对道信、弘忍、道一、百丈、慧经等著名大师的农禅思想和行事风范进行了逻辑梳理和论述,分析说明了他们在农禅一系的产生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对禅宗、对佛教所做的巨大贡献。     

教派书写与反教派书写

民间信仰作为中国社会研究的重要视角,以其对和谐社会建设所具有的重大促进意义,愈来愈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担教育部社科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以来,从民间信仰与宗教的关系入手,首先对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国内外学者撰写的本组笔谈,就是一部分相关的阶段性成果。     

三阶教与山西

三阶教流域甚广,与今西安、敦煌、山西等地关系密切。三阶教与山西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山西籍三阶教徒及其在山西地区的流传方面。通过分析可发现,蒲州、绛州一带是三阶教活动的活跃区域,闻喜裴氏有很多人与三阶教关系密切,但同时不应宽泛地认为裴氏族人都信仰三阶教,不应产生"裴氏是三阶教信仰者"先入为主的观点。     

论宋诗的宗派意识

在中国诗史上,宋诗体现出空前强烈的变革性、自立性,从而形成与传统诗风完全不同的特征,究其原因,与宋代文人宗派意识的确立、强化密切相关。基于宗派意识,促使不同类型的文人形成各自的群体乃至流派。从诗歌体派发展看,宋诗体派既表现出对唐诗体派的继承,更多有对唐诗体派的变革。最重要的特点是体派聚合的自觉性,更多地接近了现代文学流派的性质。正是自觉的宗派意识,促使宋诗各体派形成明确的疆域,各派别的争疆别垒,不仅强化了宋诗革新创变的本质特征,而且以一种独特的范式开启了延续千年的唐宋诗之争。     

论中国禅宗的休闲境界

中国禅宗的休闲境界总体上以自然适意、随缘任运为特征,但因不同禅师切入境界的角度有歧异,故其具体内涵又有着侧重不同的表现:"平常心是道",意味着消除了种种分别妄想,在日常行用中保持轻松自然的休闲心态;"日日是好日,处处是好地",意味着对禅者来说,时空因素并不构成结构性休闲障碍;在禅者看来,万法本闲,物我一如,故人与万物能各适其性地自在相处;禅者的游戏三昧更是一种不同凡俗的休闲境界。     

禅宗的哲学旨趣

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禅宗在哲学上主要不是论证宇宙本体“非有非无”的性空,而是以心性论作为其哲学核心。禅宗的哲学代表了唐代哲学的最高水平,也极大地影响了新儒家心学这一学派,成为其直接的源头活水之一。     

论冯友兰的禅宗研究

冯友兰先生对佛教哲学的研究始终以禅宗发展为核心，他对中国佛学发展三阶段的划分也源于对禅宗的思考，他的佛学研究特点，在于将中国佛学的发展放入中国哲学史发展的背景下考虑。他以禅宗为中国佛学发展的产物．对禅宗的思想渊源、方法及禅宗与宋明新儒家的关系也都有详细分析。所以，要从他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大背景思考，从他自身的贞元六书为代表的哲学体系思考，把禅宗放在他的整个中国哲学史写作中来看．才能更准确地评价他在禅宗研究中的贡献及不足。     

义和团时期的清流派

徐桐、载漪等人深受儒家经典影响,忧国忧民,廉洁奉公,堪称良吏。但是,对已经发生巨变的国际局势并不了解,认为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先进思想,就是离经叛道,将导致亡国灭种。他们的思想,落后于不断前进的时代潮流,终于被时代所淘汰。     

中国禅宗创始人之辨析

创立中国禅宗的究竟为何人 ,在佛教界和学术界一直都有不同的说法。本文着重通过论述慧能在创立中国禅宗过程中的历史功绩 ,来说明慧能是中国禅宗的创始人。文中还强调中国禅宗的创立是一个历史过程 ,并就中国禅宗创始人的标准提出初步看法。     

从楼观道看道教在组织形态上的转型

道教的组织是组成道教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道教形成了多种不同的组织形态。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道教自身发展的需要,吸纳了佛教的组织方式,形成了以陕西楼观道为代表的宫观式组织方式,它促成了道教道士人数大为增加、教徒向低龄化和贫民化发展、管理更加严格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