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哲学的基本精神及意义

欧洲中世纪虽是一个信仰的时代,但不能把它简单地说成是否定理性的时代。中世纪哲学秉承了西方哲学的理性传统,以一种独特的形态延续着西方哲学发展的轨迹,其基本精神仍是理性的科学精神与信仰的宗教精神的交融。在当代科技和理性高度扩张,信仰危机和价值迷失日益严重的境遇下,重新对中世纪哲学的基本精神进行审视和评价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中世纪哲学的基本问题及路径

欧洲的中世纪虽是一个基督教信仰的时代,但并不是否定理性的时代。理性和信仰的关系是中世纪哲学的核心问题,贯穿于中世纪经院哲学形成、繁荣和衰落的全过程。在当代科技和理性扩张、道德危机和价值迷失日益严重的境遇下,重视和重新审视、评价理性和信仰之间的关系,对于重建人的精神世界及推动社会的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     

晚期中世纪哲学的逻辑学转向及其理论意义

在西方中世纪哲学的后期发展中,出现了一种朝向逻辑学转向的理论思潮。虽说这种转向在消解理性与信仰认知关联性的同时,摧毁了传统经院哲学的理论整体感,改变了中世纪哲学的进程,然而,中世纪后期对逻辑学的重视,把它作为一种具有独立意义的哲学进行研究,并不是一个突发的历史事件,它是长期以来理性与信仰之间张力关系的结果,是理性被限定为逻辑作为表达神学(信仰)工具之后的演变与发展。或者说,认知的工具性地位为逻辑在特定时代提供了一种理论的合理性,因而当理性与信仰的联姻或平衡被打破,它在这种联姻中所获得的理论成就就会为它挣得一份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它由此拥有的合理性也会演变成为一种独立意义。从历史的意义上,中世纪哲学从基督宗教哲学中演变出来的直接的或最早的哲学遗产是逻辑。或许,在现实可能性上,只能是逻辑。     

托马斯·阿奎那和波那文图拉论哲学与神学的关系

中世纪哲学是以基督教信仰为前提的,是以信仰寻求理解为基础展开的。如何处理好理性与信仰、哲学与神学、神圣生活与世俗事务的关系构成了这一时期神哲学的基本问题。托马斯·阿奎那和波那文图拉作为中世纪两位最伟大的神学家、哲学家,对此给出了不同的回答,前者给予理性以自主性,后者则坚持信仰优先而强调知识的统一性和目的性。     

哲学信仰本体论基础的历史探寻

力图以哲学信仰的发生、发展为主线说明西方哲学从古至今都是以本体论的发展为灵魂,以不断追求人类的自我超越和终极关怀为内在目标,即在理性的基础上寻找立命之本的哲学信仰内核.但是这一过程却复杂地呈现肯定一否定一肯定的螺旋式上升的状态.     

古希腊哲学的理性意蕴

作为西方哲学起源的古希腊哲学,是西方人的精神家园,其内容丰富多样,尤其是具有理性概念的多种意蕴与精神价值.本文论述了古希腊哲学求真的理论理性、自由超越的精神,求善的实践理性、道德伦理的精神,分析了其中所隐含的求实用的工具理性、功利实用的精神.说明这些丰富的理性意蕴对其后哲学发展的深刻意义.     

西方哲学意象观的历史演进

西方哲学意象观认为,意象与人的意识、思维、记忆等精神能力和心智活动密切相关,它一直是哲学反思和思辨的对象。西方哲学的意象观经历了古代本体论意象观、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意象观、近代认识论意象观和当代心灵哲学意象观等几种类型的历史演进。     

理性与信仰——西方哲学和宗教关系流变探析

理性与信仰——西方哲学和宗教关系流变探析黄颂杰朱晓红古希腊罗马哲学是西方文化的摇篮。希腊哲学崇尚理性和科学的特质规定了西方文化的基本特质。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重要标志，有人说，西方文化是一种基督教文化，罪恶和救赎构成它独特的文化张力，通过信仰而得救赎并...     

西欧中世纪人学思想初探

可以说,人学问题贯穿于西方哲学发展的全过程,只是在不同的时期,人学研究的侧重点和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它大致经历了理性人学(古代)——宗教人学(中世纪)——理性人学(文艺复兴至近代)这一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其后马克思主义人学则向社会性、实践性方面发展,现代西方人学则向非理性、个体性方面发展。研究中世纪人学对于探索整个西方人学思想及其规律,弄清中世纪人学对于现代西方宗教哲学、人文哲学的深刻影响,深入研究宗教这一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及其与人学的关系,从而自觉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人学观,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冯友兰对中西哲学差异之分析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不同.西方哲学注重以理性的态度解释世界,以信神的态度看待人生.中国哲学缺乏认识论的兴趣和有神论的宗教信仰,侧重于张扬人类理性体认宇宙与人生本质.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哲学意识与宗教情怀--超越精神的不同;主客对立与天人合一--宇宙态度的不同;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哲学思辨智性的不同.     

古希腊努斯精神的兴起、 衰亡与重塑

古希腊哲学的重要概念努斯, 经过一定的演变, 最终,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获得其最完整的内涵. 我们可以从动力因、 认识功能、 与逻各斯和灵魂的关系, 以及其自身的超越性等视角加以理解. 这一概念在中世纪有奥古斯丁和阿奎那两种路向, 都不同程度地有重灵魂、 信仰而轻认识的倾向. 近代, 努斯即理智直观或本质直观的认识功能的根源, 即灵魂不死说存在消失或转化为先天说和先验说的思路. 随着先验说的失败, 海德格尔的 "自身行动" 或 "自身显现" 这个概念只能是作为根源的努斯的最好解说,但最终使得认识的根源或哲学的根源失去. 伽达默尔借助语言存在论在一定程度上意图恢复古希腊的努斯精神.     

“中和”与“主体间性”——对主体之应然关系的比较阐释

“中和”是中华民族古典文化的核心范畴,铸就了中华民族乐感文化精神。“中和”作为哲学范畴,与西方现代理性的发展殊途同归,二者都强调多元主体性及其间的平等存在样态,都强调主体间的对话交流与共在关系。这种跨越时空的文化共同性与共在关系,打破了西方理性史书写的欧洲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与男性中心主义。因此,中国文化自身具备的现代化质素,可以而且应该与西方文化在同一平台上进行对话与交流,从而对全球化时代各民族及其文化存在的应然状态提供学理上的支持。     

古希腊命运观念的现代阐释

"命运观念"是古希腊文学和哲学的核心概念。古希腊悲剧被称之为命运悲剧,它以神谕这一感性的意象形式抒写着命运的神秘可畏,以及人与命运冲突的悲剧必然性;在希腊哲学中,毕达哥拉斯的"数",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以及柏拉图的"理念",其实都是"命运"这一意象的哲学表达。现代基因理论从分子这一微观水平上较为科学地解释了什么是命运,基因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人类的现代命运。从古希腊文学的命运悲剧到现代基因理论对命运观念的科学阐释,西方文学似乎完成了一个有意味的循环。     

马克思对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双重态度

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从某种角度上说，就是一个本体论产生、发展、沉浮、演变的过程。马克思对传统本体论有双重态度：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核心就表现在对传统哲学绝对的、与人分离的抽象本体论的彻底扬弃，同时，马克思并没有忽视它所提出的问题，即社会精神生活，如哲学、宗教、道德，不仅具有认识论的特征，而且具有崭新的意义、价值、理想的本体论特点。     

过程哲学复活现代唯实论

普遍的实在和终极实在的问题在哲学史占有显赫的位置。早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它就是哲学的中心和重点。到了中世纪末期,西方兴起了旷日持久的唯名论和唯实论的争论,是古老话题的新篇章。唯名论主张个体才是真实的,唯实论坚持类具有实在性。最后以唯名论的暂时胜利而告终。这一结局给近代科学的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力。但是,20世纪的科学前沿成果却对以往的信念是一种挑战。新型需要哲学的概括。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正是在本体论的高度,以全新的视角,论证了类或整体性事物同样具有实在性。并且明确给出了类的实在性的实现方式即凸显。从而带来了现代版唯实论的复活。     

论牛顿的反形而上学斗争

17- 18世纪 ,欧洲哲学史上经历过一场持续的反形而上学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一场反形而上学斗争是由牛顿开启的。其直接动因虽然在于满足当时科学发展的需要 ,但其意义远不止于满足这种需要。这一场反形而上学斗争是从中世纪神学到西方当代哲学的转折环节 ,它代表了当时的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但是 ,牛顿的反形而上学斗争的意义由于黑格尔的贬斥和恩格斯继黑格尔之后对牛顿的批评 ,以及对恩格斯的这一批评的不适当的强化和延伸而被低估甚至抹杀了 ,这无论是在哲学理论上还是在社会实践上 ,都造成了不良的后果。今天 ,重新回顾这一场反形而上学斗争 ,无论对我们的哲学理论研究还是社会实践探索 ,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目的论的谱系及其历史意义：从古希腊到康德

目的论是西方哲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它与形而上学有着内在亲缘关系,目的论在某种意义上与形而上学是合一的。鉴于国内学界对目的论一度忽略的事实,本文力图对目的论的含义进行具体析分,将目的论的历史概括为三种形态,即古希腊的自然目的论、中世纪的神学目的论和康德的目的论,同时指出三种目的论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价值视域

中国传统哲学的政治生命源远流长,先秦以来的思想家大都在哲理阐发的过程中关注现实政治“,学而优则仕”的价值理念促使入仕者的理论世界与政治实践对接。随着日新月异的历史变迁,中国传统哲学逐渐以开放的襟怀融外在思想为内在智慧。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层面来看,构建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为实现千百年来的政治理想而进行的实践活动,符合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时代精神。“以人为本”理念是“为人民服务”思想的时代阐发,力图和谐地处理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矛盾和问题,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开启与时俱进的价值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