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子夜》创作的理性特色

茅盾是理智型作家。人们都说《子夜》深刻,就是因为它渗透有作者深刻的理性思索;所有的人又都不能否认《子夜》存在概念化毛病,这也是因理性介入的结果。在《子夜》创作过程中,理性因素在深化艺术的同时,又给它带来损伤,这种现象很有分析、探讨的必要.     

从审美心理看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

对于文学作品主题思想的讨论,在文学理论中一般有两种说法:其一是强调用理性归纳思想,其二是讲求用感性演绎思想。关于前者,高尔基说:“主题是从作者的经验中产生的,由生活暗示给他的一种思想。”作家受到某种思想启示,产生了创作愿望,就用具体的生活和形象来说明这种思想。茅盾的《子夜》创作就是如此,他在《〈子夜〉是怎样写成的》一文中说到:“我所要回答的,只是一个问题,即是回答了托派: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茅盾论创作》第59页)可见这种先入为主,用静观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的方法,     

出自生活还是出自理念——从茅盾的创作思想和创作实践看《子夜》的所谓“主题先行”

《子夜》的创作出自生活,并非出自理念,也不是“主题先行”——茅盾的创作思想的基点是以生活为基础——当时社会性质的论战并未改变《子夜》出自生活的事实——《子夜》的人物来自生活——《子夜》写作计划的变动、缩小,正说明作家对从生活出发的创作原则的坚持和遵循——《子夜》对工运的描写缺乏生活依据,但这绝不等于整部《子夜》是理念的产物,是“主题先行”。     

《儒林外史》:理性作家的理性小说

本文从中外作家的气质类型及吴敬梓的创作经历的考察入手，提出吴敬梓是一位理性型的作家；他所创作的《儒林外史》也因此成为理性型的小说。其理性化的特色既表现为思考的深刻性、人生主题的普遍意义，还表现在作者以“常醒的理解力”借助形象传达理性内容，具体说来，它呈现在三个层面：一是结构的完整性，二是人物统一于主题，三是细节和语言的理性色彩。无论是结构、人物，还是细节和语言，都清晰地体现着作家的思想和创作意图，都是作家理性的外化结果。但是，《儒林外史》中的理性并没有损害艺术形象，而是灌注着“生气的情感”，这就使作品既具理性特色，又是一部伟大的艺术品     

论《子夜》中的颓废色彩

《子夜》是茅盾先生的长篇力作,《子夜》中的颓废色彩,在茅盾所描述的城市——上海、文中的主人公吴荪甫身上都有深刻体现,茅盾用独特的颓废视角对繁华的都市及都市人的文化心理进行了深度剖析。《子夜》中的颓废色彩不但为我们研究茅盾作品的文化内涵另辟了蹊径,也为当代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瞿秋白与《子夜》

《子夜》是茅盾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高峰。本文依据茅盾创作《子夜》的史料,探讨了瞿秋白对茅盾创作《子夜》的启迪和影响;同时,作者也用具体的事例阐明了瞿秋白和茅盾两人互相翔、互相帮助的历史实际,令人感动。     

浅析《金钱》对《子夜》的"影响"

由于瞿秋白先生对反映股票交易斗争的中外名篇 ,左拉的《金钱》和茅盾的《子夜》所给予的评价 :《子夜》“带着很明显的左拉的影响” ,使这两部小说联系在一起。但是《子夜》的作者茅盾对此评价未置可否 ,并在 1962年回答读者提问时肯定地说 :“不是受左拉《金钱》的影响”。对出自作家本人的解释与读者评论产生的分歧 ,笔者从作家的创作理论、故事情节设计以及读者审美接受等方面对产生分歧的原因加以剖析。     

痛极而笑化痛为笑 —— 评《第二十二条军规》与《等待戈多》中黑色幽默的警世意义

《第二十二条军规》是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家约瑟夫.海勒的成名作,《等待戈多》是英国后现代主义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的成名作。在这两部著作中,海勒和贝克特都采用黑色幽默的创作手法,以诙谐讽刺的语调,深刻反映了人生的痛苦和世界的荒诞,探究了人类存在的意义。通过比较这两部作品的主题思想、人物形象和创作形式解读了文本中黑色幽默的后现代艺术创作手法,揭示了作品中黑色幽默所反映的西方后现代社会人孤独、焦虑和无助的心理,并阐述了黑色幽默的警世意义。这两位作家对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社会心理问题的深刻洞察及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关注和忧虑,对解决现代人精神领域出现的问题极具启示意义。     

从感性的热烈到理性的冷峻——《蚀》与《子夜》的比较并兼及茅盾评价

《蚀》与《子夜》是茅盾最重要的两部小说,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演进轨迹。在对二者的评价上,理论界存在着较大分歧。因此,从具体文本出发,就小说创作意图与作品实际内容不相符合的现象,结合茅盾的文学思想发展过程,才能对茅盾创作做出合乎实际的评价。大陆文学主流意识与海外研究者群体对于茅盾的评价,特别是海外研究者中那种"《子夜》主题先行、图解政治"的观点,都有不同程度的政治功利主义色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子夜》具有无法重复与无法替代的重要意义。     

《熊》的创作流变与福克纳的生态伦理

福克纳的许多作品都是对其早期发表的短篇小说进行二次修改而成的,这是福克纳创作生涯中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在其短篇小说《熊》的基础上,福克纳经大量修改和扩充完成了中篇小说《熊》的创作,从而实现了作品主题思想的巨大升华与超越。从《熊》的两个版本的对比中,我们洞见到了福克纳的创作动机,考察到了作者在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的背后更深层的思想嬗变。较之同名短篇小说,中篇小说《熊》不仅赋予荒野与文明以善恶对立的道德内涵,还试图据此为美国南方种族制度的痼疾和生态危机寻觅出路,表现了作家对人类苦难的同情与生态伦理的深刻思考。     

痛极而笑化痛为笑——评《第二十二条军规》与《等待戈多》中黑色幽默的警世意义

《第二十二条军规》是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家约瑟夫·海勒的成名作,《等待戈多》是英国后现代主义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的成名作。在这两部著作中,海勒和贝克特都采用“黑色幽默”的创作手法,以诙谐讽刺的语调,深刻反映了人生的痛苦和世界的荒诞,探究了人类存在的意义。通过比较这两部作品的主题思想、人物形象和创作形式解读了文本中黑色幽默的后现代艺术创作手法,揭示了作品中黑色幽默所反映的西方后现代社会人孤独、焦虑和无助的心理,并阐述了黑色幽默的警世意义。这两位作家对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社会心理问题的深刻洞察及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关注和忧虑,对解决现代人精神领域出现的问题极具启示意义。     

论鲁迅与有岛武郎的文学归宿

鲁迅与日本白桦派作家有岛武郎处于同一时代,两人的人生经历、早期思想与创作追求等有着相近之处.两个人又都创作了表现现代女性反抗封建势力、追求个性解放的作品——《伤逝》和《一个女人》.从一些史料中可以推断:鲁迅的早期创作是受过有岛武郎的启发和影响的.但鲁迅的思想要比有岛武郎更进步,鲁迅笔下的人物要比有岛武郎笔下的人物更深刻、更完整.     

一样的倾城 异样的人生——《倾城之恋》与《另外一个女人》之女主人公形象比较

张爱玲与多丽丝.莱辛作为女性作家，她们都对女性的心理倍加关注，都对女性的命运进行了深刻的探索。文章对《倾城之恋》与《另外一个女人》中的白流苏和柔斯形象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认为她们性格的差异和最后结局的不同是源自各成体系的中英文化传统及作家独特的创作个性。     

《伊芙琳》片段的语篇功能分析

《伊芙琳》是詹姆斯·乔伊斯的一篇短篇小说,它短小精悍,却高度浓缩了多重深刻的主题思想。本文拟将通过对这篇短篇小说中的一小段文字进行语篇连贯分析来揭示着深刻的主题思想。     

论巴金晚年美学思想的两个命题

巴金以文学创作的实绩知名于世。他的不朽 ,首先是他为中国文坛奉献出《家》、《春》、《秋》等等一系列震撼中国现当代几代读者人心的史诗般的巨著。同时 ,巴金本人又是一个善于进行理性反思和总结的作家 ,他在文学作品出版之时或者之后 ,一般都有谈论作品创作的理性文字公诸于世。巴金的美学思想在晚年臻于成熟和深刻 ,其中有不少专门命题和问题值得认真研究。本文主要对巴金的“我不是文学家”和“说真话”这两个非常著名的命题 ,作一探讨。     

《子夜》与《金钱》主人公形象比较谈

在世界文学史上,常有这样的例子:杰出作家笔下刻画的艺术形象,特别是同一题材领域内的人物形象,由于他们的共性,他们共同的阶级本质被加以高度概括和深刻揭示后,常常呈出某些相似之处.左拉《金钱》中的萨加尔和茅盾《子夜》中的吴荪甫,前者是十九世纪法国金融资本家.后者为二十世纪中国民族工业巨头,就给人以类似的感觉.在这两个人     

《如是我闻》的产生原因及作家风格变化的意义

《如是我闻》的产生有其深刻而独特的原因。它首先来自作家对生命和人生的困惑，其次是对“炁”的切身体验。它同《乡场上》等作品既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又表现出创作风格上的转变。这种转变使何士光的创作走进了佛教，其作品也因此具有了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试论茅盾笔下的屠维岳

茅盾的《子夜》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名著.它不仅深广地反映了中国三十年代的社会面貌,而且塑造了许多具有生命力的艺术典型,为现代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异彩.在众多的人物形象里,大家公认吴荪甫这个形象塑造得最为丰满、生动,他已成为三十年代工业资本家的典型.屠维岳在《子夜》里不是主要角色,不少评论者对这一形象均有所注意,但并无过多的评论.笔者认为这个形象在《子夜》里占有较多篇幅,有他的独特性.他既是作者着力刻划的一个人物,又是作者理想化了的人物.在人物塑造上,他既有独到之处,又有“疏漏”之处.     

《姚内奇》的思想和特色

短篇小说《姚内奇》是俄国十九世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创作高峰长期的作品。在契诃夫描写知识分子和揭露庸俗习气为题材的作品中,它完全可以与《套中人》、《醋栗》相(?)美,是颇有代表性的一篇。这篇作品无论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显示出作家成熟时期的光辉。     

悖论与整合:《北京人》中的"反传统"与"传统"

《北京人》在曹禺的创作中具有着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它隐含了作家以后创作的基本走向,曹禺此后的创作都可以在《北京人》中找到前兆性的趋势。它既是作家创作危机的一种表现,同时又是对其审美转向的一种预言。作家一方面在作品中高扬着反传统的旗帜,另一方面又对体现着传统美德的愫方赞美有加;一方面向往着北京人那种"敢爱敢恨"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被"为着自己受苦,留给别人一点快乐"的人生哲学深深地吸引。作家不知不觉间陷入了悖论之中。这一悖论是由作家灵魂深处的理智与情感的矛盾所决定的,它所导致的最终结果是,作家在以寓言的方式宣告了传统的士大夫家族不可避免的衰败命运的同时,也在优美地向过去的"反传统"事业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