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与解读《铁木前传》

与孙犁以往作品相比，《铁木前传》具有内涵的多义性和人物的复杂性。在对《铁木前传》回望中，可以获得时代、人性和无意识三个层面的解读。时代的解读为常见的表层阐释，人性和无意识层面的解读，却是揭示作品深刻内涵的纵深挖掘。通过回望与解读，《铁木前传》在孙犁一生文学创作活动中的地位更加明晰，它是作家不断进行文学探索而造就的现实主义杰作，既为前期创作划上了圆满的句号，又为晚年的变法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显现了作家在探索中创作风格的滞后。     

从“芸斋”了望“白洋淀”──论孙犁小说风格的演变

从“芸斋”了望“白洋淀”──论孙犁小说风格的演变赵福生人们提起孙犁，眼前就会浮现诗情画意的“荷花淀”，它是那么清新、纯洁、亲切，使你感受到一种美的享受。然而，在４０年后的今天，我们却看到了一系列风格迥异的“芸斋小说”（五十年代的《铁木前传》、《风云初...     

革命叙事中自我表达的可能与限度——从《铁木前传》六儿形象塑造看孙犁创作的矛盾心理

孙犁在《铁木前传》中塑造的六儿是十七年文学中的独特形象，摆脱了革命文学塑造人物的窠臼。孙犁在六儿形象的塑造过程中表面上是顺应了时代话语批判着六儿，但在文本内部又潜藏着对六儿的理解与欣赏。这种矛盾的创作心理起源于孙犁意图在革命叙事主流话语中隐晦地表达自我的个体价值观。但个体价值观的自我表达与革命叙事表达却在书写过程中发生牴牾，使小说出现了明显的叙事裂缝。革命叙事裂缝中的“自然人”六儿与孙犁的生活经历形成了一种镜像互动，成为一个富有隐喻性的人物形象，更成为透视孙犁创作的矛盾心理的一个重要人物。     

巴金《随想录》与国家意识形态——兼与惠雁冰先生商兑

巴金《随想录》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关系一直是《随想录》评价甚至巴金研究中争论的焦点。《随想录》是巴金思想走出文革阴影后，对建国后党所犯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个人反思，它与新时期国家意识形态存在某种方向上的一致性，但更多却表现为思想表达的个人异质性。作为个体思考的文学表述，其中有些篇章在美学特征上确有瑕疵，但并非是十七年及文革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延续，其中的精粹之作达到了可以流传的艺术水准。     

"文化生态环境与十七年文学历史评价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2006年4月21日至22日,由浙江大学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和《文学评论》编辑部联合举办的“文化生态环境与十七年文学历史评价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高等院校、学术研究机构的近百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副主编楼含松副教授及相关编辑也参加了会议。与会代表们从不同角度对“十七年”文学的文学文本和思想文本、“十七年”文学的发生史及叙述史、“十七年”文学的文学—政治环境、“十七年”文学体制的建立、“十七年”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十七年”文学的思想特征与审美…     

简论《铁木前传》的主题思想

孙犁的中篇小说《铁木前传》自发表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对于小说的主题思想由于解读的年代不同而产生了几种不同的说法。主要有五六十年代的“阶级分化”说。“两条道路斗争”说;七八十年代的“颂歌”说;９０年代的“传统文化积淀”说。各种论点对我们深入理解作品的主题都有很大帮助。本文细读文本并结合孙犁的文学观念,认为小说主要探讨了友情和婚姻两大主题。作者写出了友情和婚恋新观念在农村的影响和振动。     

孙犁建国后的散文述论

孙犁是一位以小说名世的作家,写于四十年代的《荷花淀》、《芦花荡》、《嘱咐》等短篇小说及建国后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等,均确立了他作为一代名家的地位。然而,从骨子里说,孙犁却是一位散文家。他的小说不注重故事情节的离奇曲折,而着意平凡生活场景的显现,带有明显的散文味;其散文则更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散淡自如,浑然天成。与一些专事散文的作家相比,孙犁的散文数量不算太多,但质量较高,屡有精品。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新时期十年,孙犁全力以赴地从事散文创作,从又一个侧面展现了他的创作实绩,反映了新时期散文的水平与成就。     

“十七年文学”的城市想象

对城市想象的言说，在“十七年文学”中由最初的欲说还休到几度变形登场，最后都不约而同地把描写的重点转向了城市日常生活的想象上。本文选取“十七年文学”中三部有代表性的作品，去领略“十七年文学”中城市文学这一静水深流，触摸城市文学在当代那微弱而又倔强的发展脉络。     

论《百合花》对政治功利主义和意识形态解读的超越

茹志鹃的《百合花》内涵复杂，主题多义，价值多元。作为一个艺术文本，它体现了道德美、人情美和人性美。“十七年文学”，受政治功利主义影响，普遍追求浅俗直白，体现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而《百合花》则是那个特殊语境中“话语蕴藉”的特殊文本。     

对传统和现代的双重背离——十七年《人民文学》小说中的爱情描写

透过十七年最为权威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我们可以窥见十七年文学所具有的鲜明政治色彩,以及文学和政治之间的微妙关系。在背离传统伦理和现代理性的基础上,十七年文学建构了全新的革命伦理观念。它统摄了文学创作的全部过程,使文学失去了自由表达的权利,而这一时期《人民文学》小说中的爱情描写也越来越偏离“文学是人学”的轨道,成为政治祭坛的牺牲品。     

冷战期间美英对中国“十七年文学”内容的言说

冷战期间,美英汉学界对中国“十七年文学”作了特别的解读。1950-1960年代,他们将“十七年文学”视为瞭望新中国的窗口,文学内容解读成为搜集中国信息的话语活动。1970年代,美英不再如前20年那样置重所谓的“异端”作品,开始较为客观地剖析《创业史》、《红岩》、《山乡巨变》等主流性作品。1980-1990年代初,他们对“十七年文学”的解读大多散见于他类论著、文章里,一些论者尝试着立足中国语境解读新中国文学,以质疑西方新中国文学论的思维逻辑。     

“扇上的烟云”——重评《画梦录》

《画梦录》连《代序》共收十七篇散文,只是八十多页的小书,但却风靡一时,获得1937年大公报文艺奖金,“成为当时散文的经典.”《大公报》“文艺奖金”评选委员会指出:“在过去混杂于幽默小品中间,散文一向给我们的印象多是顺手拈来的即景文章而已.在市场上虽曾走过红运,在文学部门中,却常为人轻视.《画梦录》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制作,有它超达深渊的情趣.”堪称当时散文的优秀代表作.《画梦录》在卅年代多次再版,广为流传,一个重要原因是,《画梦录》描画了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深沉的寂寞,     

植根于人民生活的沃土之中

文学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已解决的。但是前几年里,却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冲击下造成了严重的混乱,文学越来越脱离人民,忘记、忽略甚至割断了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少人置“二为”方向于不顾,热衷于“表现自我”,在宾馆和沙龙里编造灰色的甚至歪曲历史和现实的东西,而正在从事伟大的历史创造     

从守望民间到激扬政治?--论汪曾祺与从维熙的“鸡鸭”叙事

1940至1950年代,汪曾祺和从维熙以“鸡鸭”养护者为题材分别创作了短篇小说《鸡鸭名家》和《鸡鸭委员》。两位作者虽均围绕主人公的看鸡养鸭经历讲故事,但在塑造人物形象等方面仍表现出巨大差异：汪曾祺抒写二位“名家”散淡、风流与自在的人生情志,从维熙叙写“委员”翠枝儿在饲养鸡鸭时表现出的超乎年龄的政治觉悟和奉献精神;汪曾祺重视发掘底层人物的力与美,从维熙更多遵从“十七年”文学的政治规训,底层民间逐渐退出“十七年”文学的叙事范畴。这源于后“荷花淀派”文学与京派文学之间的差异,反映了“十七年”文学的政治主导和中国新文学的民间叙事之对立。     

评《理论关怀与小说批判》

路文彬在其《理论关怀与小说评判》（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5月版）一书的后记中如是说道：“现在我们的文坛迫切需要的既不是什么作家，也非什么学者，而只是一个真正懂得如何热爱文学的人。”在我看来，《理论关怀与小说评判》却正是一个学者兼作家——而且是一个真正热爱文学的学者兼作家的文学批评集。更为重要和可贵的是，     

从话剧《归来》看鲁彦周的婚恋书写

情爱叙事在“十七年”文学文本中一直处于比较次要的地位,而鲁彦周话剧《归来》却较好地平衡了革命叙事与情爱叙事之间的关系。在话剧中,作家从女性主体意识的遮蔽与觉醒、传统婚恋观的解构以及对现代家庭伦理关系的反思等角度揭示着他的婚恋书写,从中渗透着作家对两性关系及人性本质等问题的思考与探索。     

《文艺报》与“十七年”作家自我批评空间建构——以作家“成长”轨迹为中心

“十七年”文学批评进程中,《文艺报》以权威主导角色参与了作家自我批评空间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以《文艺报》为中心的考察,清晰地展现出“十七年”作家在自我批评中“成长”的大致脉络。作家生存方式与身份是重要影响因素,而《文艺报》上折射出的作家转型、调适与新生的心路历程为我们了解此“成长”轨迹提供了最好的参照。     

“百花时代”情爱小说绽放出的超时音符——以《红豆》、《在悬崖上》、《美丽》为例

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在苏联“解冻文学”的影响下，中国文学思想和创作出现了新的朝气，涌现出一批冲破禁区，揭露社会问题，叙述个人情感，偏离或悖逆主流文学规范的主张和创作。洪子城将这一时期称为“百花时代”，因而这一时期的创作也被称作“百花文学”。虽然这一文学潮流时间短暂，但却极大地冲击了当时文坛的主旋律，尤其是一大批叙述“情爱”的小说，如宗璞的《红豆》、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和丰村的《美丽》更是以其强烈的超时音符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痕，这对一个文学价值普遍失落的时代有着极为重要意义。     

满族文学再探

一、对满汉融合的认识我们曾经在《满族文学初探(一)》(《社会科学辑刊》八三年第一期)中谈了对满族文学基本特征是满汉融合的认识.但是关于满汉融合的提法,实非我们的创见,早在一九五八年编写《满族简史》时就有人提出,在学习了周恩来同志一九五七年《在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后,就更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版图上的民族发展是互相交插的”.一个民族“完全居住一个地方的比较少,甚至极少”.“历史发展造成的,使我们的民族大家庭处在各民族多数杂居的状态”.“这种交插时期多,甚至互相影响很多,甚至相互同化也很多.”同时还认识到:“汉族同化别的民族,别的民族也同化汉族”.汉族与满族的关     

新时期文学中的四类女性形象与男权意识

女性的解放程度是社会解放程度的重要尺度，因而女性总是现当代作家所关注和着力塑造的对象．新时期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一改“十七年”、“文革”文学中仅仅作为社会层面的那种单一的符号和载体，而变得色彩纷呈和绰约多姿．这是新时期文学的一大进步和收获．但透过这多彩和喧闹的现象细细考究，笔者却发现了一些令人忧虑的景况：从总体上看，大多数女性形象表现了现实女性的生命图景和存在状态，具备了本体论的意义，但有相当的女性形象却笼罩在男权意识的阴影之中，即这些女性形象与现实中的女性发生了错位，成了男权意识统摄下的个人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