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实主义的反思

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现实主义是现代性充分发展之后的产物,其精神内质表现为：深刻反省和无情批判现代性带来的社会灾难和人性堕落。从这一视点来思考五四文学,可以认定五四文学并不具有现实主义的本质定性,将之定性为现实主义是一种误读。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真正趋近西方现实主义的创作,主要以老舍和茅盾的作品为代表。     

论近现代尚力美学思潮

近现代美学嬗变过程中存在着一股尚力美学思潮,即崇尚审美艺术对人生与现实的提升、扩张与鼓动力量。尚力思潮承受社会历史的潜在规范和实践导向,接受了西方浪漫诗学、非理性主义等理论的影响;它以悲剧意识和崇高意识为主要内涵,表现出从审美意志到审美情感再发展为情感与意志的统一的演变轨迹;并且,它标志着中国传统美学向现代美学过渡生成的历史和美学意义,具有“准现代”美学特征。     

理性主义的现代性话语及其后果

现代性可以分为两种理解,即“广义的现代性”和“狭义的现代性”,前者内含着超越现实的乌托邦的理想之维,使之更加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后者因放弃了与传统、未来的相互关联而受到合法性置疑。理性主义是狭义现代性的重要维度之一,它由传统的超验的理性蜕变为现代的工具理性,进而泛化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生态危机则直接导源于现代性的理性主义之维。     

近现代中国的两种现代性内涵及其话语策略

近代以来,有两种现代性话语在清末和五四前后传进中国。一种是文化普遍意义上的西方现代性话语,即以一般的西化、现代化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文化和文明;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现代性话语。两者皆被中国知识分子作为真理性话语而接受和引进,并采取不同的话语策略使其揉进和变成本国话语,用以对中国社会历史结构进行结构与秩序的重新阐释、组织和叙事,从而达到组建现代民族国家或革命建国的现代性目的。     

以现代性为衡量的主要尺度--也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端

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标志是,它具有了不同于以往一切文学的现代性.现代、现代化、现代性三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中国社会的现代性与西方启蒙现代性在追求自由民主、社会进步、科学和真理、个性主义、理性主义、人道主义等方面基本一致;西方现代性在发展过程中有内在矛盾,中国现代性亦然,青年鲁迅对此有清醒反思;由现代性角度切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端可以定在19、20世纪之交或20世纪之初.     

传统、旅行的人类学与中国的现代性话语

通过对温州农村乡村经济在私有化和工业化过程中的复兴,以及当地传统社团组织、民间宗教、传统习俗、仪式和节日庆典的复兴和重建进行研究,文章以所谓“传统”的命运以及人类学知识和国家范围内的现代性话语在现代国家的构建中所扮演的角色为出发点,研究了国家话语和地方传统之间的互动关系。现代性孕育出了与其自身对抗的力量。在温州,随着经济的发展,“传统”力量得到了增强,经济的私有化更多地促进了当地人对重建地方上的基础设施和传统文化的积极参与。中国的现代性话语及其后果特征有三:首先朝代更替的历史为一种线性的历史进化论所代替;其次,中国的现代性话语实践是以西方为衡量标准——西方被认为是先进的,中国是落后的;第三,在对传统的态度上,中国比西方表现出更为激进的行动,导致传统链条的断裂,中国年轻一代失去社会记忆力。     

试论当代西方城市文化的后现代意蕴

与对现代性的批判相伴随,西方城市文化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背景下呈现出了其独特的后现代特称,它是一种具有后现代意蕴的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现代西方城市文化在消解与无序中被不停地复制和摹写。作为城市文化的主体也表现出了一种边缘化的特征,由“作者”变成了“解释者”。     

中国文论现代性的起点及预示之难题

中国文论现代性的起点不是学界确认的一个,而是二个：一是以王国维为代表的艺术审美自由起点;二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文学为社会政治现代性服务的起点。由于中国文论现代性的开端缺乏原创性,存在被迫、被动性与摹仿性,因此,自开端就预示着会产生三大难题,这就是：中国文论现代性没有自己的精神家园,是一种没有以“通”为前提的“变”,以及缺乏一个整体性的现代性生态平衡环境。解决这些难题的根本途径,一是让中国文论现代性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培育整个中国现代性的生态平衡环境,以确保中国文论现代性为“中国”的;二是充分吸收西方文论现代性的先进成果和经验,以保证中国文论现代性为“现代”的。     

"亚现代性文学":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智性选择

在现代性文学和传统性文学之间,存在着一种“亚现代性文学”,即“中国民族性与世界现代性结合的文学”。它体现为以鲁迅为代表的有意进行中西方文学结合的创作实践;由林语堂所开启,张爱玲、王安忆等人所继承发扬的现代都市文学;以周作人、余秋雨等为代表的文化性文学和以萧红、郁达夫及后期余华、阿来等当代作家为代表的个性化文学这样四个方面。“亚现代性文学”是中国新文学自身发展的智性选择,体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的价值观和读者的审美诉求,具有独特的美学品质。     

神秘主义:一种哲学的“境界”和“方法”——论冯友兰对神秘主义的诠解

人们通常将冯友兰哲学视为一种具有新实在论特征的理性主义形态。然而,冯友兰哲学在追求严密清晰的逻辑分析的同时,“神秘主义”也是一条一以贯之的经线。冯友兰将神秘主义理解为一种哲学的“境界”和“方法”,并主张“只有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统一才能造成与整个未来世界相称的哲学”。这种对神秘主义的独特诠解,斫出了一条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有机统一的新路径,从而为建构当代中国形上学的新范式奠定了基础。     

论古代“中和论”美育观与中国美育现代性建设

建立在"天人合一"文化理念基础之上的中国古代"中和论"美育观并不是单纯审美、艺术教育,它在根本上是一种审美的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当前美育现代性建设虽然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绩,但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出现了低迷的状况,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美育现代性建设忽略了传统文化资源,割断了与传统美育观的联系所致。中国现代美育是作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产物而发生的,是"现代性"社会工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为了构建更加和谐、完善的现代美育,中国美育的现代性建设必须从传统美育中汲取有益成分,促进中国美育现代性建设的持久发展。     

“现代性社会”价值本体确立与认同的困惑

现代性观念在西方社会的确立过程,充满了理性的迷茫。现代性观念所造就的"社会世界"、"社会现实"和社会事实,就其实践创制和理论建制而言,是一个貌似严肃、实则充满鲜明而强烈的主观性意向的现代人的"观念游戏";在这一过程中,"现代性观念"之所以力图将自身设定为一种新的"社会价值本体"观念,其初始动机和抱负,就是要凭借理性自己,自主地造成一种有别于传统社会的新质的"社会共同体"现实;"现代性"实践展开的过程所昭示的,是其社会指向性本身的有限性以及生存论价值承诺的悖反性,这一现象促使我们反省这样一种深层次的学理性问题:谁之"现代性"?何种"社会"?这一具有"本体论深度"的诘问,无疑也是处在"现代性文化"历史境域中的中华民族在当代整体性的"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中必须自觉应对和担承的艰巨的文化使命。     

从“反传统”到“再造文明”——“五四”现代性方案再认识

在当前关于现代性的讨论中,“五四”现代性方案受到多种责难。人们指责“五四”把传统与现代性对立起来,对传统资源完全漠视和否弃。其实,在“五四”前期,新文化人之所以把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正是基于作为现代性前提的“进步”观念。到“五四”后期,新文化人已对现代性方案作出修改。他们改变全面反传统的思路,主张在综合中西文化的基础上“再造文明”,其中包含着对中国传统资源的珍视和肯定;同时实际致力于传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尽力为现代性建构寻求传统的支持。     

对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中"时代性"观念的反省

长期以来学界存在的以“时代性”为衡量中国哲学基本标准的理论立场,实根源于西方“现代性”理论的影响。此一理论立场确有其积极意义,但也容易得出在整体上否定中国哲学传统之现代价值的结论。这一主张隐含着以特定时期西方文化的民族性充任人类文化之时代性的理论内涵,轻忽乃至抹杀了非西方民族文化传统的超越性与继承性,并以将西方式现代性看作封闭而完备的价值系统为前提。为完成由主要关注“非西方文化如何彻底照搬西方”向更多地关注“如何集中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智慧以解决地球村的共同困限”这一“中心主题的置换”,必须摒弃机械地持守时代性之一维的僵硬思维模式,而从时代性与民族性两个维度对文化问题予以更完整的关照。     

中西近代崇高的价值功能与祈向

在中西近代美学史上,相继出现了崇高这一审美范畴.中国近代崇高理论,由于历史、社会诸多原因的影响,其主客对立性发展不够充分,而其统一性却一直占主导地位.西方近代崇高在其历史发展中,主客对立很明显,很彻底,因此其统一性就比较微弱.尽管中西崇高在近代存在着如此差异性,但从现代性的发展态势看,它们都将会以统一性作为未来的祈向.     

大一统民族之观念具形——中西文化相区别之根源

"民族观念之具形",是牟宗三先生写作《历史哲学》一书时开题运思之创举。牟氏借鉴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之方法论,从哲学精神之最高聚焦点来反思与审视历史。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叙述了"希腊精神"表现于艺术家的"石头—雕像"(材料—形式)之形式走向中,此即西方理性精神之客观化过程。此一"物化"过程,便是"西方民族观念之具形"。这是西方向外逐物文化的必然过程。但中国文化不是"逐物"文化,而是向内反省之"心性"文化,其观念具形之方式、过程,与西方绝异。它不表现于艺术家对象之一"物"上,不是物化之形式,而是表现于古代史官心性反省之图式上,亦即"天人一体"之德性仁心之象征联想图式上:"掌官书以赞治——本天秩以定伦常"、"正岁年以叙事——法天时以行政事"。这是"史官三性"("首领—巫师—史官"三位一体性)治术之德智两大律。此等史官三性之"天人一体"之观念具形,在后世习俗中即结晶为玉琮与方孔钱,其以天圆地方象征人之通天意识,并以方以智圆而神的二型智慧(象征天地之理),通贯人之性灵。"天人一体"之核心观念是造就一颗"求善向上之德性仁心"。这便是中国民族观念在心性之象征图上之具形,完全区别于西方的理性客观化之"物"性具形。此是中西文化相区别的起点根源。     

中国文学现代性萌端--清末民初小说理论中"写实"与"理想"的分立

中国小说理论对现代性的追索,是在晚清文化启蒙运动的进程中展开的.在这一充满忧患的启蒙语境中,"写实"和"理想"这两种小说观因其价值倾向和观念内涵而显示不同的形态.前者成为中国历史追求启蒙现代性的一种思想表述;后者受西方审美自律论的启示而对启蒙论进行反思,表现为对审美现代性的追求."写实"与"理想"两种小说观的分立,呈现出了现代性在中国现代文学萌端时的多维价值与不同指向.     

从“现代化”到“现代性” :二十世纪中国 文学研究思路的转型

文章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话语范型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了重大转型,即由八十年代的以启蒙主义作为价值准则的"现代化"到九十年代对"现代性"进行全面反思的"文学现代性"。这一转型意味着我们对现代文学的认识和价值评判更趋多元化,有助于我们从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去揭示现代文学中一度"被压抑的现代性",但同时我们也要警惕"现代性"话语的遮蔽性,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一定要考虑到它发生的特殊语境、历史进程的具体性和文学文本所呈现的复杂、多样甚至悖论性的"现代性"内涵。     

回归大传统:中国文明起源特性与神话学整合

文章立足中国本土文化的渊源与核心去探讨中国文化的"大传统"问题。首先从中国文明起源特性及影响,即从生产工具、血缘与地缘关系、城市的出现与功能等三方面论述了中国文明起源特点,及由此形成的中国文化特点:表现为最浓厚的"信仰—仪式"统一体和稳定共同体特色,具有连续性和整体性。而西方文明的发生是突破性的,社会科学里面那些从西方经验而来的一般法则不能有普遍的应用性。针对此,文章进一步论述了目前的中国考古学和神话学都没有充分发挥其学科优势来做相关研究。如何尽量回到上古文化语境去阐释出土器物,回归中国文化大传统———这成为中国考古学与神话学势必结合的理论根基和整合视野所在。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诉求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追求历经曲折。一方面表现为以西方为榜样的倾向,另一方面,出于对文化民族性的维护而抵御西方。激进与保守的对立和斗争贯穿于中国文化现代性诉求的全过程。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必须正确处理一与多的关系,既要放眼全球,与普世价值保持一致,又不能在全球化进程中迷失自性,与传统完全脱节。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追求应该在坚持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方面作出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