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小学生写作兴趣,提高写作能力

小学作文教学历来被称为老大难。有人曾说 :“语文教学在普及教育工作中恐怕算得上一个‘老大难’ ,而作文教学恐怕又是语文教学工作中的一个‘老大难’,也就是说作文教学是‘老大难’的‘老大难’。”要使小学生作文有兴趣 ,必须打破教师随意命题 ,学生苦于无米之炊 ,一提起作文便一筹莫展、怨声载道 ,把作文当作负担、认作“苦差”的这种僵局。真正以学生为主体 ,让小学生乐于写、有东西写 ,善于掌握小学生的心理特点 ,逐步培养他们的写作兴趣 ,使小学生自己找到自己所需要表达的内容 ,产生一种要说要写的冲动 ,这样变“苦差”为“乐趣” …     

庄子所谓“待”

在60年代有人用“‘有待’——‘无己’——‘无待’”概括庄子哲学体系时,“待”的含义被理解为事物中互相对待互相依存的矛盾两方面;万物都是有待的,即都有自己的对立面,道是绝对精神,没有对立面,所以道是无待的。这么理解不符合庄子所谓“待”的本义。     

语言信息层次论视角:写作“语言材料”张力结构之探微——也析“我写不了文章”

0.从“我写不了文章”一句谈起在社会文化活动或者写作教学中,我们时常听到此类话:“我写不了文章,‘头痛’”。“别事都行,可我与写文章无缘,‘难办’,”。这个“头痛”、“难办”,说明了一些人在写作实践中的难言苦衷、写作与其他工作的复杂矛盾以及写作的极端重要性。那么,到底为什么许多有较丰富的社会生活经历和阅历,有一定文化知识,并且有较深的感受,甚至具有一些深刻见解的人仍然写不了文     

写好日记的“三部曲”

老舍先生说：“写日记是学习写作的‘基本功’。最好的窍门就是‘每天必写’，‘天天拿笔’，哪怕是写几十个字也好。”很多著名作家也都是从写日记开始，逐步走上创作道路的。也有人说：“日记是心灵的花絮，人生的史册；日记是笔耕的田园，放飞的天空。”     

阿伯拉尔关于动词‘be’的分析及他的推论

中世纪由于被认为是学术停滞的时代而恶名昭彰。那个时代的学术成果也因此被视为无足轻重。但是,如果仔细研究的话,人们或许能够认识到,这是一种成见。本文将要表明,中世纪逻辑学中有许多东西至今仍然不失其价值。中世纪逻辑学家阿伯拉尔的研究,就是一例。一、‘be’与主项存在阿伯拉尔认为,动词‘be’有两种用法,按照第一种用法,‘be’相当于“存在”,例如,在“苏格拉底存在”这句话中,‘be’的意义就与“存在”一词相同;在第二种用法中,‘be’作为连结词使用。在“苏格拉底是人”这个语句中,‘be’这个词就被用作连结词,     

简谈戴望舒的《雨巷》

《雨巷》是戴望舒在大革命失败后不久写的。发表后,引起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响。有人赞誉它,并从此称戴望舒为“雨卷诗人”;有人批评它,认为受了“世纪末英国唯美派”和国内徐志摩、闻一多等“新月派”的影响,“追求形式整齐”,“感伤情调的泛滥”;内容上是“旧诗句‘丁香能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的扩充或‘稀释’”,“用惯了的意象和用滥了的词藻,却更使这首诗的成功显得浅易浮泛。”后来,批评的意见一直占上风,直到今     

鲁国社会与孔子学说互动研究

周公在周初有杰出的贡献和特殊地位,其封国不仅是诸侯“班长”,而且也是宗周礼乐文化在东方的样板。至‘呀乙坏乐崩”的春秋时期,鲁国仍有着‘礼仪之邦”的美誉,再加上具备春秋社会的复杂特点,堪称诸侯国的典型缩影。自幼“学而不厌’的孔子既‘好学”,又自觉担当拯救社会时弊的使命。由‘好学’到‘博学’;由‘（博学”到‘嗨人’,孔子为早期儒学奠定规模。而孔子学说与鲁国社会的关系可以用“互动”来概括：一方面鲁国社会滋养、检验了孔子学说,成为直接源头;另一方面孔子学说巩固了鲁国‘呀L仪之邦”的地位,赋予其代表中国精英文化“邹鲁之士”、“缙绅先生”的符号,成为此后两千多年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论语》中的君子与小人是个纯阶级概念吗?

<正> 现代不少学者长期以来把《论语》中的君子与小人当作纯阶级概念看待。如说:“孔子从其特定立场出发,区分了与历史上奴隶主奴隶两阶级不同的‘君子’‘小人’两大身份等级的阶级关系和地位。”另有人说。“处于剥削地位的一群人,孔子称之为‘君子’处于被剥削地位的另一群人,孔子称之为‘小人’。”在最近出版的著作中,持这种观点的也不少。如说:“孔子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这是说‘仁’这一道德品质是统治阶级(君子)的道德品质,被统统治阶级(小人)是说不上‘仁’的。他所讲的‘仁’不包括劳动者。”总之无论是     

关于“女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与谢志民同志商榷

近几年来,谢志民同志发表了有关“女书”研究的文章多篇,出版了《江永“女书”之谜》一书(1991年)。该书《导言》说:“近几年来关于‘女书’的研究状况,毋庸讳言,是令人十分不安的。大多数关于‘女书’问题的报导和论述,不是移花接木,猎奇传异,就是牵强附会,荒诞不经。甚至所提供的‘女书’文字资料,也多被随意增删,改头换面,弄得面目全非。既没能在‘女书’研究上提出科学的论断,也没有为‘女书’的研究提供科学的研究资料。在‘女书’研究上造成了不应有的混乱,在已经被盖上一层层厚厚的历史尘埃的‘女书’上,又被蒙上了一层层神秘的罩纱”。这段话,恰好道出了作者“女书”研究存在的弊端。     

“遵命文学”口号提出的背景及其它——兼论鲁迅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

一、“遵命文学”是鲁迅肯定过的文学口号吗? 多年来,在鲁迅研究中,有不少人曾对“遵命文学”津津乐道大做过文章。说鲁迅的小说是“遵命文学”,还称颂鲁迅是提倡写“遵命文学”的第一人。这样“遵命文学”一旦和鲁迅的名字相联系,就变成了“神物”,被宣传得震天响。什么鲁迅因“高歌”“遵命文学”而成了“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正确地公开地自觉地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予以确立的典范。”什么写“遵命文学”是“鲁迅的战斗传统”,而“鲁迅这个传统也就成了‘五四’以来的最可宝贵的传统。”什么这种“‘听将令’的遵命文学”是与“转嫁到鲁迅身上的‘艺术的生命是     

“底线”·“红线”·“天线”

有位老同志说：“共产党的干部尤其领导干部,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守住‘底线’、不越‘红线’、树牢‘天线’……。”一经细想,确有告诫意味。     

“非物质,重个人”辨——重读鲁迅《文化偏至论》

<正> 在鲁迅前期思想研究中,对鲁迅于一九○七年提出的“非物质,重个人”口号,历来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说它旨在抗俗,并非反对唯物主义和反对群众。早在四十年前,论到这个问题时,就有人指出:“你如果拘泥于字面上,以为初期的鲁迅是反对唯物、反对大众的,那就陷入不可容许的错误,而这恰恰又不幸地构成了某些鲁迅研究者的理论的结论。”直到最近,还有人认为:“鲁迅的‘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理想意图’而具有的‘理想的力量’,……是唯物论者对客观事物的正常的认识活动及其结果。鲁迅正是这样一个唯物论者。”     

试论苏轼的文化“原型”意义

一 原型批评是当代西方学术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它于本世纪初最先在文化人类学、分析心理学和象征哲学中形成和运用,后来被引入文艺批评。原型即原初的类型。不同学科中做为研究对象的原型有不同的“原初”意义。分析心理学家容格说:“原型概念指的是心理中明确的形式存在……神话学研究称之为‘母题’;在原始人心理学中,原型与列维——布留尔所说的‘集体表象’概念相符。”原型“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某种在其它知识领域中已被认可和命名了的东西”,属于“第二心理系统”即“集体无意识心理领域”。加拿大学者弗莱在其1957年写的     

为“您们”正名

现代汉语中,人称代词单数“我”、“你”、“他”都有其相对应的复数形式,那么,第二人称单数敬称“您”有没有“您们”这种复数形式呢?林祥楣先生认为“书面上虽然偶尔也有人用‘您们’,恐怕不能认为是合于规范的。”吴洁敏先生认为“因为‘您’本是表复数的,所以不能用‘您们’,只能说‘您俩’、‘您几位’。”黄伯荣、廖序东两先生虽认为“‘您们’是第二身复数敬称”,但又说“应提倡用‘您几位’、     

猴子

有人喜欢猫,有人喜欢狗,有人喜欢乌龟,可我喜欢一种不同寻常的动物。你一定会问我到底喜欢什么？我会说：“你猜？”这种动物的形象曾出现在小说中,能上天入地,七十二般变化、腾云驾雾、火眼金睛……真是神通广大,无所不能。“他”的性格与长相很酷——屁股红红的,像火红的杜鹃花;“他”胆子大得很,即使狼来了,也敢斗一斗;‘‘他’’还非常聪明,就算桂圆皮儿用嘴一嗑也就搞定。真是太厉害了!在小说中,“他”让天宫大乱,二郎神、托塔天王、王母娘娘以及太上老君,甚至连玉皇大帝都被“他”耍得团团转,搞得头痛不已。但“他”最终还是被如来佛祖给压在了五行山下。     

蚩尤姓阚

蚩尤之后“阚”(音kan)这个姓怎么读,不清楚三国人物的可能会读不出来。浙江中坚律师事务所律师阚建钢笑着对记者说：“有人读‘门’,有人读‘敢’,有人读‘阙’,就是很少有人读阚。”阚律师的女儿叫阚歆,这两个字就更偏门了,从小学到大学,阚歆记得教过她的老师们没一个读对过。有一人,还颇具想象力,把“阚歆”读成“开心”。     

茅盾佚文三篇

<正> 1961年9月26日,茅盾同志在答笔者问时写道,“钱杏邨的《文学导报》上的对于‘民族主义文学’的批判文章。署名为‘石萌’或‘石崩’者,我自己记不起来了。当时我写过批判‘民族主义文学’的论文,但究在何处发表,用何笔名,现在都记不起来了。可能就是‘石萌’或‘石崩’的,也可能不是。我用笔名也是随手拈来,用过即不再用,因而也不能肯定我是否用过‘石萌’、‘石崩’的笔名。原因是我从来不写日     

豪华落尽见真淳——读李华《陶渊明新论》札记

正值纯学术书的出版处于低谷之际,李华先生的《陶渊明新论》出版了,这是值得庆贺的事。 这部新著的特色之一,是把考证得令人信服的年谱放在全书之前,接下去便是“考释篇”。李华先生的考据功力颇深。 例如,过去许多研究者把陶诗中的“在昔闻南亩,当年竟未践”之“南亩”,释为田亩泛称。而李华指出:“实则渊明癸卯岁于南亩之田虽为初耕,但其躬耕生活并非始于斯年也。因知‘南亩’并非田亩泛称,乃专指一处田地。渊明诗文中写到田亩,皆有专指,除‘南亩’、‘南野’、‘南畴’外,尚有‘西田’、‘西畴’、‘下潠田’,而少有泛称也。’(见《陶渊明新论》82页,以下只写页数,不再写书名。 )由于对“南亩”的考证,我们不仅了解到“南亩”有专指,同时也知道“南野”、“南畴”、“西田”、“西畴”等地,都是有所专指的。李华的此种考据可谓一考而多得。     

关于杜诗《望岳》的立足点

明确杜甫写《望岳》(“岱宗夫如何?”)的立足点,是理解和分析这首诗的前提和关键。历来注杜诸家对此问题都很注意,明王嗣奭《杜臆》说:“公盖身在岳麓,神游岳顶,所云‘一览众山小’者,已冥搜而得之矣……非真须再登绝顶也”;清仇兆鳌《杜诗详注》说:“此望东岳而作也”;浦起龙《读杜心解》说:“末联则以将来之凌眺,剔现在之遥观”。这些意见比较一致地认为诗人没登泰山,仅望东岳而作诗,立足点在山下。近来有许永璋同志的文章(注)却认为这些意见“把‘光焰万丈’的诗篇笼罩在‘万重云雾’之中……这首名诗,就这样被误解了一千余年而不得其解。”误就误在诗的立足点上。文章的意思很清楚,也很有分寸,认为《望岳》不是在山下望岳时写的,而是在诗人已登泰山之峰,只是没到泰山绝顶时写的,立足点在山上。再具体一点说,就是:“当时诗人虽然登上日观峰,兴     

阳明学的历史际遇

“阳明学”一词,源于《明史·王守仁》传:“筑室阳明洞中,泛滥二氏学,数年无所得。谪龙场,穷荒无书,日绎旧闻,忽悟‘格物致知’当自求诸心,不当求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遂笃信不疑。其为教,专以‘致良知’为主,谓宋周程二子后,惟象山陆氏简易直捷,有以接孟氏之传,而朱子《集注》《或问》之类,乃中年未定之说。学者翕然从之,世遂有‘阳明学’云。”自明迄今,中外学者、政治家对阳明及其事功学术毁誉互见,各有褒贬。有人斯有学,将这段历史际遇写出来,以资同仁研究时参考,当是很有意思的。